嘉靖帝为什么会如此讨厌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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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明史的人都清楚，在明代的政府架构中，有一个言官体系。言官由御史与给事中两部分组成，御史供职于都察院，是朝廷的耳目;在都察院之外，还有一个与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相对应的建言、评价与监察系统，叫六科，给事中就供职于六科。言官的官阶不高，但职责重要而神圣，其中首要职责是“规谏君主”，对皇帝与内阁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按说，嘉靖帝是不会太讨厌言官的，毕竟这是明朝以来的长期设置和习惯做法。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对言官体系有了极为强烈的反感与抵触呢?

　　事情需要从嘉靖帝即位后说起。嘉靖帝继位之初，下诏废除了武宗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后爆发的“大议礼之争”(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让嘉靖帝感触很深、感慨极大。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

　　这两件事可是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孝宗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众大臣表现的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的世宗喘不过气来，就在世宗准备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一个忙，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嘉靖皇帝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当时的反对大臣们称为护礼派)。

　　朝中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于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声，喊声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将为首的几为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世宗皇帝杀心顿起，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左顺门事件以皇帝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嘉靖帝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这次事件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却乘机窃取了朝政大权，使弊政重兴。通过这件事，嘉靖皇帝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

　　从此，嘉靖帝不再喜欢言官们的过多参与和直接谏言。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天空出现彗星，俗称扫帚星，嘉靖帝就下诏求直言，有位南京御史叫冯恩的，直言上疏，说天空出现了扫帚星，是不祥之兆，原因是朝廷出现了三颗扫帚星，这三颗不祥之星就是内阁大学士张璁、方献夫与右都御史汪宏，要想除去天上的扫帚星，必须先除朝廷的扫帚星。嘉靖帝看后勃然大怒，就下令将他逮捕关入诏狱，差一点死于廷杖，最后将他发配到广东雷州，六年后才遇赦回归乡里。1567年，嘉靖死去，明穆宗即位，他才得以平反昭雪，这时他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了

　　冯恩直言带来了八年的牢狱与流放生活，同朝有位言官进谏却带来了长达十八年的牢狱之灾。此人名叫沈束(1514—1581)，浙江会稽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时年31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大军进犯大同，沈束上书嘉靖皇帝，指责严嵩，说：“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悻蒙，忠勤反捐弃，这何以鼓励士气，激发军心?”其措词并不激烈，但触犯了嘉靖对俺答首鼠两端、战和不定的对策，于是，嘉靖将他交都察院与刑部定罪，都察院御史闻渊、屠侨说他上疏有点轻狂，并无其他心肠，嘉靖心中恼怒，剥夺了闻渊与屠侨的俸禄，将沈束投入诏狱。不久，刑部上奏说他只是奏事不实，并无大错，应该复职。大凡皇帝都有很强的刚愎心理，都要维护其“圣断”的正确性，不会承认有错，更不会自行纠错，嘉靖也是如此。“三司”越是为沈束说公道话，嘉靖对他的处罚就层层加码，越来越重，沈束受了廷杖之刑，关在诏狱之中。

　　冯恩被投入诏狱后，他的妻子吴氏从松江府上海县来到京城，到大理寺击鼓鸣冤，他的儿子才十三岁，居然跪在午门外，要替父代死，这一举动也使得嘉靖左右为难。明代诏狱不管囚犯的饮食，一日三餐都要家属送去，沈束的妻子张氏也来到北京，还带着沈束还没有圆房的小妾潘氏，俩人寄居在北京的旅馆里，以纺纱织布供丈夫衣食，沈束坐牢十八年，妻妾俩人送牢饭十八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权相严嵩撤职，沈束服刑从36岁到了54岁，张氏觉得冤案有了转机，就上书嘉靖皇帝，请求替夫服刑，法司也表同情，代为请示，但嘉靖不许。后来，一个偶然的际遇使得沈束得以出狱，原来嘉靖将他关入狱中，还命令狱卒将他每天的语言饮食报告给他，称之谓“监帖”，嘉靖四十四年，一天一只喜鹊在监狱窗口叫个不停，沈束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难道罪人也有喜事吗?”狱卒将这句话当作“监帖”送到嘉靖面前，嘉靖听了心有所动，这时正值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上疏救海瑞，嘉靖见疏大怒，将他关入诏狱，而将沈束释放了出来。沈束回到家中，其父已死，两月后，嘉靖也死去，他的小妾潘氏当初是为了给沈家生下子嗣而娶进门的，由张氏带到北京时年约二十，而沈束获释时，已经四十上下尚未圆房。

　　嘉靖帝对事事进谏的言官极为仇恨，多次用廷杖对付持不同政见的言官。在“大礼议”事件中，他用廷杖对付静坐哭谏的言官，一次打死十七人，罢官流放的多达二百多人，但血案并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大礼议”事件过后不到两年，又发生了言官弹劾武定侯郭勋与李福达狼狈为奸的事件，他用罢官流放来对付言官，被流放的官员多达四十余人，但这也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到了嘉靖中期，犯颜进谏者仍是前赴后继，难以遏止，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太仆卿杨最与御史杨爵。杨最不同意嘉靖给自己放假二年求长生不老之药，而被关入诏狱，还遭廷杖重打，六十廷杖还未打完，就当场毙命。还有一位御史叫杨爵，当杨最被廷杖当场打死时，他悲愤交加，一气呵成《隆治道疏》，痛析天下危乱之因，痛陈朝政时弊，嘉靖见后愈加恼怒，密令锦衣卫将他逮捕入狱，用酷刑审讯，朝臣敬其忠烈，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上疏营救，又遭重杖重击而死，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被释放出来，这时他被关入狱中长达八年。

　　把言官用廷杖打死或流放荒蛮地区，朝臣自有议论，史家还要秉笔直书，传给后人，皇帝毕竟要背恶名。嘉靖改用新的一招，就是用长期监禁来遏制言官，沈束成了这种恶政的牺牲品，他不明不白地关在狱中长达十八年。但是，长期监禁也没有遏制言路，没有使言官望而生畏，到了嘉靖晚年，还出现了一个准备好棺材以死进谏的官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

　　嘉靖帝打压打击言官的行径有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以上事例已经足够说明他讨厌言官到了何种地步。我们不论他的想法是否合情合理，起码他的行为很偏激、很过度。对本身具有良好作用的言官制度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损害。

　　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民意民生是统治者最需要最应当看重的因素。当一位国家领导者，堵塞民意诉求，禁止民意发表，民情就无法真正了解，民生就无法真正顾及。这样的国家就距离没落灭亡不远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点。仅以明朝为例，嘉靖帝之后的几代皇帝，不就是在走上了下坡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