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一个中国教育史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

墨客历史

　　“头白空摩八股文，何能私塾接青云?夏侯著有藏书令，要使山中扩见闻。”古人读书，大凡为求得一朝能上“青云”，为此不惜耗尽华年，去研摩那八股文。关于八股文，人们都知道那是明清读书人求功名的一种应试文体，特别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发表，使国人对此更是耳熟能详。但对于八股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又为什么会产生在明朝，却仍知之甚少。事实上，唐宋间，科举取士中已经规定了作文应试文体的基本格式，但为什么八股文独独出现在明朝呢?这还得从八股文的产生渊源与历史背景说起。

　　人们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东西，实际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雏形。唐朝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帖经”、“墨义”实际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态。唐朝科举考试以“帖经”取士，所谓“帖经”，是拿所诵之经书，掩其两端，中间只开一行，裁纸为帖。唐朝先采用口试方式，令应试举子回答经义，后来改用笔述回答经义，这就叫做“墨义”。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为了减轻应试举子的负担，于是废考经义，考试范围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之内，试题亦取自《四书》中的文句，所以后来的八股文又被称为“四书文”。到了元朝仁宗延祐年间，明确规定了科举考试法，有个叫王充耘的写了《书义矜式》一书，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写作方法，于是举子考试都以八比体式作文应试。

　　八股文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为什么到明朝才最终定型呢?又是谁首倡这种考试文体的呢?对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学界亦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明朝初年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明初，战事方了，百废待兴，各级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识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视对人才的网罗，但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对臣子拥有足够的驾驭和约束能力。所以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中，他采取固定统一格律，行文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题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试图通过推行这种考试方法，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从而让自己的江山能够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现，它是由朱元璋首创的。

　　有人则持不同看法。因为科举最后一道关是殿试，而殿试内容又极其博大庞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策问，包括问圣学、问天时、问刑赏、问圣贤、问天地鬼神、问人臣言行、问文学之士、问佛仙等。这些极具知识含量的问题，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显然是一个问题。所以持反对“朱元璋首创说”的人认为，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谋士刘伯温、宋濂等人最先创制的。

　　但“刘、宋首创说”的观点也有问题，因为明朝正式颁行“八股取士”制度时，刘伯温已去世数年了。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在众谋士特别在刘伯温的提议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展封建的政治经济，都十分注重网罗人才。中国历史上遴选人才的方法，在科举以前，经过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等几个阶段。这些方法带来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国家政权机器里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士族，他们控制着人才的选择权，家族世代当官，而且还都是高官，出现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门望族。这些豪门望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成为政府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样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当官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皇帝的集权，因此皇帝和社会民众对此普遍不满。到隋朝时，开始推行科举制，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择官员，这样使得广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员的选择权。经过唐宋的发展，科举选士已成为十分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了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等许多科目，还有武举专门选拔军事人才。这一时期考试的内容也是比较多样的，如唐朝时还要考诗赋，因此读书人都要学会写诗，正因为如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经义”为依据，对策试士，这种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已接近后来的八股文了。元朝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沿袭两宋的做法。不过，直到明朝才正式规定了八股取士，科举考试进入了八股文时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形式，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起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对封建经济是一种冲击，所产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种“异端邪说”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冲击。“自人文向盛，士习寝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尊是敬。”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前代人的思想，他们在应试的文章中写出了新的内容，里面不仅有诸子的思想，还加入了佛道两教的观点。应试文章竟然离经叛道，杂入新奇之说，诡僻之论，对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为了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服赝孔孟之道，制止异端邪说，从而巩固封建专制，就必须加强儒家经典的灌输，把人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官方思想的轨道上。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把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严格规定，于是明朝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标准答案，文章必须以八股文为形式。这样，读书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的话，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可怜天下的读书人为了他们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十年寒窗苦读，学到的却只是些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外百无一用的八股文。再则，明太祖虽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以安邦治国，他的部下大多不识字，也办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级执政官员。所以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勤于学问，多方罗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个名叫范常的文人到军营见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来作为智囊以备咨询。以后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宿学大儒网罗起来。至正二十四年以后，就下诏令开设文武两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后，诸事草创，百废待举，于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诏令开科举，自此开始一连开了三年科举考试。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正式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写作方法，并且限定字数，规定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题，限五百字，《四书》义一题限三百字，以后到清朝最长也不得超过七百字。八股文一开头便要用一两句话将题意点明，称为“破题”，接着便是“承题”、“起讲”、“入手”，然后用八股文字对比地展开议论，随即“落下”，结束全篇，容不得半句离题话。这是最简练的文字，而且“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清朝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八股文。由于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门砖”，于是明清两朝八股文大盛，文人们纷纷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精致但缺乏实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对欧美列强的欺凌，古老的帝国却发现自己没有可用之才与之抗争，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于是在一片声讨声中，八股文被逐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