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弭兵会盟：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和平大会

　　公元前582年的一天，晋景公视察军府，看到了一个戴着南方帽子的囚犯。晋景公问旁人：“那个戴着南冠的囚犯是谁啊?”旁人汇报说：“这是郑国?献上来的楚囚。”

　　这个被后人称作“南冠楚囚”的囚犯名叫钟仪。钟仪是楚国设在郧邑(今湖北安陆)的行政长官，称作郧公。公元前584年，钟仪随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战败沦为战俘。他被郑国抓住后，又被转送到晋国关押了两年。

　　晋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坚持戴故国帽子的人十分钦佩。他下令释放钟仪，并立即召见，展开了一段对话。晋景公先问起钟仪的家世，钟仪回答说自己先世是楚国的伶人。晋景公很感兴趣，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了楚国的乐曲。晋景公接着又问起自己的对手、当时在位的楚共王的为人。钟仪坚持不评价祖国的国君，巧妙地回答说：“这不是小臣所能知道的。”晋景公非但不生气，还觉得钟仪的回答非常得体，是个贤臣、忠臣。

　　晋国和楚国是百年夙敌，不断的征战仇杀使两国结下了数不清的恩怨，也让双方隔阂了一个世纪。晋景公对楚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充满了好奇，可惜他没有太多交流的渠道，和钟仪的交谈竟然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这番交谈，让人看到了晋景公身上表现出来的倦意，连年的战争使他厌烦了。有意无意地，晋景公把和钟仪的交谈情况透露给了大臣们。晋国的大夫范文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善晋国和楚国关系的机会，就说：“您看到的这个楚囚，学问修养不凡，而且不忘根本、忠于国君。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晋景公欣然采纳了范文子的意见。

　　钟仪不久就被释放，回到楚国。他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想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进一步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的心态也和晋景公一样，欣然采纳了钟仪的意见，决定与晋国修好。晋楚两国开始来往交流、释放囚徒，关系出现了转机。

　　横亘在南北之间多年的坚冰开始出现消融的迹象……

　　我们有必要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一下梳理。如果把国际舞台比作弱肉强食的草原，那么强大的晋国就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从晋文公开始就横扫华北地区，灭国数十，降服国家无数。当晋国的战车越过黄河南下的时候，它遇到了南方大国楚国的迎头痛击。楚国也是一只恶狼，占领了南方广袤的土地，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在城濮，晋楚两国直杀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结果互有胜负，谁也没能征服对方。这下苦了夹在晋楚之间的中小国家。郑、陈、宋、鲁、卫、蔡、许等几十个国家成了一群可怜的绵羊。他们要追随晋楚两国作战，为晋楚提供附佣兵、后勤补给，要按时向晋楚两国进贡，遇到节日或者两国君主生日还要跑去磕头祝贺。如果仅仅是唯霸国马首是瞻，那还好说，只要放下尊严、舍弃部分利益就可以了。问题是，霸国有两个，到底要唯谁的马首是瞻呢?

　　中原各国开始是做墙头草，看谁的力量强就投入谁的怀抱。晋国战胜了，大家就呼啦啦地向晋国送礼道贺;过几天楚国反败为胜了，大家又集体转向祝贺楚国战胜晋国。晋国和楚国很烦这样，干脆撇下对手，集中全力进攻中小国家。征战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大致划定了势力范围，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晋国，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楚国，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晋楚双方势力相当而得以保留下来、苟延残喘。势力范围划定了，可小国的日子一点都没好过。因为他们照样要两边进贡，两边赔笑，稍有伺候不周，晋楚的大军就兵临城下来问罪了。中原各国孝敬两大霸国的财富高达各自国家财赋收入的三成以上，诸侯大臣们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揣摩霸国心理上，于国于民都是苦不堪言。

　　晋国和楚国也不想这样，无休止的敌对让他们也苦不堪言。

　　从综合国力上来讲，楚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且和东方次等大国齐国关系相对密切，在战争中略占优势。晋国在领土、人口等硬指标上处于劣势，又深受国内权力斗争的困扰。在外交上，和晋国交好的西方次等大国秦国对中原事务态度超脱，给不了晋国多少帮助。

　　春秋后期，在实力均势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从楚国逃出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　联吴制楚。这是一张好牌，巫臣自告奋勇出使吴国后，与吴国一拍即合，立即实现了晋国、吴国的联合。巫臣还带了一队晋军去吴国传授射箭、驾车、列阵等军事技术，原先善于水战的吴军由此学会了车战，军队面貌大为改观。吴军的力量增长很快，公元前550年，晋嫁女于吴。双方通过婚姻进一步加强了联络，晋国就开始怂恿吴国攻打楚国。吴国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楚国的附庸巢国(今安徽巢县)、徐国(安徽泗县西北)。取得一系列小胜后，吴军攻入?楚国领土，闹得楚军来回奔波。楚军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一些属于楚国的小国都被吴国夺去。吴国开始强大，与中原诸侯交往。此后近70年间，吴楚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这十次战争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楚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晋国也很够朋友，出兵配合吴国的进攻。晋军攻打附庸楚国的蔡国，还俘虏了沈国国君。晋国和楚国围绕着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元前583年，晋国会合诸侯军队讨伐郯国(今山东郯城)，开辟了通往吴国的道路。不料第二年，楚国攻占莒国首都，又重新截断了晋国和吴国的交通。

　　战争是要巨额投入的，霸国地位是要天价成本来维持的，尽管有从小国盘剥来的金钱物资，持续的战争投入还是妨碍了晋楚两国的发展。到春秋后期，内外压力迫使两国都希望坐下来谈判。

　　与南北霸国都有关系的宋国重臣华元起到了外交和谈的桥梁作用。

　　华元不仅与晋国执政栾武子有交情，与楚国令尹子重也交好。他消息灵通，了解到晋楚两国的和谈意向，就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撮合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

　　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倡导，提出停战的建议，在宋都西门外召开十四诸侯国参加的弭兵大会。晋楚订立盟约，规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双方约定建立稳固的外交渠道，互不交兵，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诸侯。

　　晋国正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各代表本国参加。各国要歃血订盟。按礼?盟主先歃。于是赵武和屈建为歃血的次序展开了一次明争暗斗，两人各不相让，几乎使盟会破裂，最后，晋臣羊舌氏对赵武说：“主盟以德不以势，若其有德，歃虽后，诸侯戴之。如其无徳，歃虽先，诸侯叛之。”赵武接受劝告，怏怏地将首歃权让给了楚国。

　　分析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里面有太多不平等甚至是“不道德”的地方。晋国和楚国瓜分了天下，把“和平”强加给了其他国家，有权决定其他国家的命运。为此，其他国家要听命于晋楚两国。等于原来只需要看一国脸色的，现在要同时听从晋楚两国的吩咐。这对中小国家很不公平。从更深层次讲?晋国也好，楚国也好，都只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国而已，它们的土地和地位是周天子赋予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段中书写了理想的封建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只有天子才有“外交”的权力，诸侯无外交。如今，晋楚两国撇开周天子，私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不道德也不合法。所以孔子会说春秋“礼崩乐坏”，司马迁?述春秋时代的第一句就是：“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四个字“政由方伯”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春秋历史的特殊之处。天子对天下失去了控制，做不了主了。在天底下吆喝来吆喝去的是那些兵强马壮的诸侯。谁力气大，谁就掌握了天下大权。这些诸侯原本应该是对天子俯首帖耳的奴仆，有些人(比如秦国的始祖)原本就是天子身边的马夫、杂役。

　　不管怎么说，春秋还是实现了第一次和平盟会。与之前的诸侯盟会不同的是，这不是世界大战之后对和平的权力追认，而是自发的对和平?渴望。但是这种和平设计能够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