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改革为何不效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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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领导人光绪皇帝，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能深入研究，以备中国政改时参考。
这发生在1906年，大清帝国派出的两路宪政考察团，先后来到了美国，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热情接待。
“不以天下奉一人”
1906年1月24日，大年三十。
下午2:30时，戴鸿慈、端方率随从，在美国国务卿路脱的导引下，进入白宫蓝厅(Blue Room，现任总统奥巴马在此宣誓就职)，觐见罗斯福总统。
在中国派出的两个宪政考察团中，戴、端二人率领的这个团，将美国列入正式考察国，需递交国书;而载泽率领的另一个团，美国仅仅是“游历国”，算是非正式访问。戴、端团从1月5日入境美国，到2月15日离境前往德国，在美总共35天;载泽团从2月28日入境，到3月14日离境前往英国，在美总共15天。时间之长，仅仅次于德国，可见考察团对美国的重视。
在觐见罗斯福总统时，戴鸿慈发表讲话，称总统是中国最可靠的朋友。与戴鸿慈本人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简略记载不同，《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详细记载了会见时宣读的光绪皇帝亲笔信，光绪对美国政治体制评价甚高，而这在戴鸿慈的日记中并没有出现：
“众所周知，美国因采用全新的政府管理准则、并因此取得巨大的成就，而闻名于世。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推动这些方面的进步，我们希望与美国发展紧密的睦邻关系，获取这方面的必须资讯进行比较，以便做出适当的选择。我们派遣戴鸿慈、端方作为特使，前来美国研究贵国的政治体系……我们相信阁下将友好地接待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学习贵国政府体系的理论和实践，为未来在中国的运用掌握必要的资讯。”(据《纽约时报》翻译)
罗斯福总统的答复，也并非是泛泛的官样文章，他将中国的“和平、繁荣及中国进步”作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希望能在新世纪得到更大的共识。
戴鸿慈、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时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对于光绪皇帝的亲笔信，《华盛顿邮报》的副标题干脆是：“光绪皇帝寻求改革政府的援助”。
其实，美国的制度在很早就吸引了中国人的关注，而焦点正是在于其“不设王侯之号”，以天下为公。
早在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传世名著《瀛环志略》一书中，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评价极高：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刘(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
在大清国精英们理解下的美国立国精神，“天下为公”是其中关键的一条。
1月29日(正月初五)，戴鸿慈、端方等参观了华盛顿家乡Mont Vernon的故居，戴鸿慈在日记中感慨说：“(故居)室中陈设朴素，无异平民。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卑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而当载泽率团从日本前往美国的途中，正值2月22日华盛顿诞辰，船上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仪式，给大清国官员们留下了很强烈的影响。载泽在其考察日记中感慨说：“华盛顿肇造美邦，功德在人，至今美人讴思，尊为国父，有以哉!”
戴鸿慈、端方考察美国国会时，正值参议院讨论开河经费，众议院讨论出入口关税之事，戴鸿慈在日记中说：“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对于“不以天下奉一人”所带来的巨大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大清国上下一直艳羡、却实际上难以效仿;这种无奈却又进一步推动了精英阶层在思想上对美国式制度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大清国派遣公费留学生，选拔最为严格、人数最多的目的地国就是美国——日本虽然总人数更多，但多数是自费留学生。在宪政考察团访问美国的时候，一个被后世常常忽略的细节是，端方的长子端继先此时正在华盛顿留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端方此人的改革态度。
格外重视
对于大清国宪政考察团，所到各国都极为重视，而尤以美国的接待为最。
在戴端团即将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前，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得到美方通知，总统将派遣特使全程陪同。而这位特使，正是此前对中国事务十分熟悉、并曾经深度介入中国金融改革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精琦(Jeremiah Jenks，有关精琦参与金融改革，详见本专栏后续文章)。同时，美国政府还派出了火车专列，迎接中国考察团。考察团在美国所得到的接待规格，都是国宾级别的，而所到之处，各地不仅升起中国龙旗，甚至还有燃放烟火的，民众往往也都夹道欢迎。继接见戴鸿慈、端方之后，罗斯福总统随后还接见了接踵而至的载泽。
驻美公使梁诚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说：
“美外部特派前公使田贝之子、现任外部总办田嘉理预备一切。凡议例、行政、司法及各省政府地方自治、民生国计、学校、工艺有关考察之事均一一分期排定，以供观览。外部大臣路提又以近有无业商人，如经立铁路合同之巴许等，四处招摇，争欲照料专使游历，藉便私图。深恐有损邦交而碍声誉。特请总统饬派财政专员精琦前赴金山海口迎迓，并由诚饬驻金领署翻译欧扬庚、美署参赞容揆沿途照料。专使抵金时，嘉省总督、海陆大员均往码头迎迓，炮台兵舰咸按礼鸣炮致敬。道经诗家谷城(芝加哥)，该城府伊(市长)攀留三日，设宴款待，导观书院(学校)等处，备尽主谊。
“除夕前为向来未有之旷典。外部大臣设宴一次，会者百人，使馆公宴数次，接见官绅颇极一时之盛。总统复以座舰送观海军学院，又饬前总统格兰德之子、现官二等提督格兰德以兵队送观陆军学院。最后游波士顿城。该城府伊亲往车站迎接，入其公廨，考察地方办事之制。登堂之顷，将该廨美国国旗收，致升我国龙旗，又由该省总督设宴大耶庐大学(耶鲁大学)照料亦极周致。”
如此盛况及热情，并不亚于当年李鸿章访美——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时隔10年后的这次访美，正值中美民间关系急剧恶化之时(参阅本专栏《民粹的火山》)。梁诚认为，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助推了美国朝野对中国宪政考察团的热情接待：
“此次专使来美，到处欢迎，凡招待之礼文皆历来所未见。固由平日国家振奋图强，议行宪政，彼邦人士钦佩至诚，露于不觉，说者谓美以工约一事，与我略有意见，故格外周旋，以为联络之计。虽政府外交手段容或有之，恐不足以尽全国之感情也。”
《满洲日报》(1906年3月17日)转译外电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在会见中谈到：“近时中美两国互生异议者，坐彼我不详悉两国实情耳”。
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全过程中，能被朝野上下自始至终地认可为友邦的，也仅仅是美国一家。即便在因为美国国内的排华事件导致中国抵制美货，对美国式制度的欣赏，也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主流——当然，因为美国只有“民主”(即总统，民选之主)，而没有“君主”，朝野基本认可不能效仿美国体制。在发给中央的报告《奏在美国考察大概情形并赴欧日期折》中，戴鸿慈、端方说：“大抵美以工商立国，纯论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盖美为新造之国，魄力正雄，故其一切措施难以骤相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