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同盟会中究竟有多少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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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同盟会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成立之日起，同盟会的成员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至于同盟会的成员中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好像中国史学界从来没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专门文章，至今依然是个迷。截止现在，我发现至少有7位日本人是同盟会成员，他们分别是：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北一辉、萱野长知、末永节、和田三郎。
我在阅读有关书籍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同盟会中的上述7位日本成员大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政治面貌大致如下：
(1)内田良平(1874—1937年)：
该人在二十世纪初，是日本右翼组织的头面人物之一，深得其叔父——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和日本浪人头号人物头山满的信任与支持。内田良平分别于1901年1月创建日本黑龙会并出任魁首和1931年6月组建全国性的法西斯政党——日本生产党并出任总裁。
对于日本黑龙会，1932年，《大公报》连载王云生先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说：“黑龙会为日本秘密组织之一，支配日本政治之能力极大。其标榜之主义曰：‘吾人奉天皇主义，基建国养正之遗训，弘兼六合掩八紘之皇猷，期以发扬国体之精华。’其志则在吞并朝鲜、中国及西伯利亚。会员出入于中、韩、西伯利亚各地，作种种秘密调查研究。甲午战前，朝鲜东学党造反，黑龙会组织天佑侠团，深入内地，煽动东学党，促成中日之战。迨后三国干涉，日本蒙战胜之屈辱，该会会员即矢志对俄，深究俄情。日俄战前，首倡征俄之论，并供给实际资料，助成日本对俄之决心。日俄战后，则锐意于朝鲜之经营。伊藤治韩，实际受该会之支配。一进会之活动，皆承其指使。该会于主持吞韩之时，同时鼓动中国革命。中国革命领袖类皆得其援助，彼非真同情中国革命，其目的固别有所在也。”[1] 2011年9月26日，蔡信先生在凤凰网发表的《1907年“三无”同盟会从成立到实质解体全过程》一文中写道：“在教科书里，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当然是领袖，而且自黄兴以下无不唯孙先生马首是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大风半月刊五十、五十一期(1939年十二月，一月)’。”
(2)宫崎寅藏(1871—1922年)：
日本浪人，日本东亚同文会成员，曾先后担任日本极右组织玄洋社机关报《九洲日报》记者、黑龙会机关刊物《黑龙》(后改为《东亚月报》)的编辑;多次受日本政府派遣进入中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其中，1897年2月，经犬养毅(时任日本议员，后来出任日本首相)举荐、受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直接派遣，进入中国调查会党情况，发现了孙中山。对于发现孙中山，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极为亢奋地写道：“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2]宫崎寅藏及时向犬养毅和大隈重信做了汇报，犬养毅闻知后也极为亢奋地喊道：“这是一份大礼物”[3]，并表示要牢牢“掌握住，以备它日之用”[4]!随即，由犬养毅出面，先后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日本东亚同文会头目陆实等日本政界人物商定，对孙中山在日本境内进行安顿和控制。在此期间，宫崎寅藏加入兴中会，并出面组建兴汉会。1910年4月，宫崎寅藏受日本陆军大臣恃内正毅的派遣进入中国，以便随时掌握孙中山、黄兴一派的情况[5];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1月15日，受日本友邻会的派遣，与孙中山的亲信何天炯同船抵达上海，与出任“上海革命军都督”的陈其美会合。[6]11月28日，孙中山在从法国马赛乘船启程的归国途中，致电宫崎寅藏通告自己的行踪，并要求宫崎寅藏和池亨吉前往香港迎接。宫崎寅藏则按照孙中山的要求，与池亨吉、山田纯三郎、郡岛忠次郎(高田商会)、太田三次郎(预备役海军大佐)等日本人提前来到香港，在孙中山抵达香港的21日当天，宫崎寅藏邀请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代理船津辰一郎一道拜访了孙中山。而后，宫崎一伙日本人随孙中山乘船返抵上海。[7]俞辛焞先生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一书中说：“孙中山回国后，日本方面仍然非常注意他的对外态度，在华的大陆浪人和陆军将校密切监视孙中山与同行的美国将军荷马里的关系，派太田大佐离间两者之关系，并随时向外务省和军部报告情况。”[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宫崎寅藏加入的日本东亚同文会，是1898年11月2日由日本东亚会与日本同文会合并的产物。其成员有：三宅雄二郎、犬养毅、平冈浩太郎、江藤新作、安藤俊明、大原义刚、井上雅二、佐藤宏、中西正树、宗方小太郎、井深彦三郎、中野二郎。“这是近代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亚细亚主义团体，同时它也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扮演着为天皇政体的对华政策服务的角色。该会会长是近卫笃麿公爵，副会长是长岗护美，干事长是陆实(日本新闻社社长陆羯南)。”“东亚同文会在中国的最大活动是在1900年9月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先后有4600余名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成为日本向大陆扩张时的‘先锋、骨干’。”“东亚同文会于1946年2月在GHQ(即驻日盟军总部，或者称驻扎和管理日本的联合国军总部——退而不休之人注释)的命令下解散，其对中国的教育文化活动也终止。”[9]
(3)平山周(1871——?)：日本黑龙会成员，是日本政府派遣进入中国境内从事颠覆活动的间谍，按照日本政府的需要，对中国的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进行了细致地研究，著有《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10]据俞辛焞、王振锁、米庆余、廖隆干译编的《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密(1913·8—1914·4)》(日本外务省档案)一书说：平山周于“1896年加入兴中会。1898年7月，他和宫崎寅藏奉犬养毅之命，到中国调查秘密结社情况，并撰写了《中国秘密社会史》。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他和宗方小太郎帮助梁启超逃亡日本。同年11月东亚同文会成立，平山加入该会。1900年8月，他和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安永东之助等人商议，想暗杀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然后宣布华南地区的独立。1901年参加黑龙会的发起工作。1907年，同盟会分裂，平山周和北一辉属于反孙中山派，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拥孙派对立。从此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渐渐疏远。辛亥革命时期，平山周在北京、天津等地协助北方革命党人白逾桓搞刺袁活动。1916年5月，和萱野长知等一起到山东，协助居正发动讨袁起义。”[11]
(4)北一辉(1883—1936年)：
王屏女士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北一辉，1883年4月15日生……22岁时靠遗产赴京城自学，并接触社会主义思想。23岁开始写《国体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24岁(1906年)自费出版了这本处女作。该书虽因思想过激被禁止发行，但却在社会主义者及学者当中受到好评。在宫崎滔天的介绍下北一辉与来日本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相识，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宋教仁的电请下北一辉来华并往来于上海、武昌、南京之间。他作为宋教仁的顾问及中日两国之间的联络员奔走于革命的旋涡之中。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北一辉为此制定了复仇计划。结果，1913年4月8日被袁世凯政府勒令3年之内不得来华。”[12]
1915年，北一辉向日本朝野人士散发了《革命的支那与日本的外交革命》一书;1919年，北一辉撰写出《日本改造法大纲》(原名《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一书，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和共鸣。北一辉提出：“国家除了自我防卫外，还应具有为受外来不义强权压迫的其他国家或民族开战的权利。就当前现实问题而言，即指为印度的独立及保全支那而开战的国家权利”;北一辉还提出：“支那、印度七亿同胞实际上如果没有我们的维护与扶持是无法独立的。……在完成国家改造的同时，举起了亚洲联盟的义旗，执必将真正到来的世界联邦之牛耳，并宣告四海同胞均为佛子之天道，以此示范东西。”[13]
王屏女士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北一辉所设想的‘大亚细亚联邦’是由‘大亚细亚的盟主’日本来高举‘亚细亚联盟义旗’的。”北一辉的理论和主张“为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制造了理论依据”，“被后来的日本人原封不动地用于解释近代日本对亚洲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上，并由此找出日本不向亚洲被侵略国家道歉的理由”;[14]北一辉最终“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15]
(5)萱野长知(1873——1947)：
号凤梨，精通汉语和俄语。据俞辛焞等四位先生译编的《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密(19113·8—1914·4)》(日本外务省档案)一书介绍说：“1899年结识孙中山，1900年加入兴中会。日俄战争时参加日军特务班，来中国东北当翻译，联络土匪，扰乱俄军的后方。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协助孙中山在日购买军械，同盟会分裂时，他属于孙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最先赶到武昌，直接参加对清军的作战。他还派一些大陆浪人北上，和北京的平山周一起，以天津租界为据点，协助北方革命党人白逾桓搞刺袁活动。1916年5月，他和平山周等80余人一起到山东，协助居正发动讨袁起义。1917年任广东军政府政治经济顾问。1932年春，受犬养毅首相委派，到上海力图和蒋介石协商解决东北及上海‘1·28’战争问题。日本投降前任贵族院议员。”[16]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安徽都督柏文蔚，曾经在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时拒绝加入，后来又向孙中山表示悔意，要求加入。1916年初，中华革命党协助日本进攻山东时，被孙中山派往山东，归孙中山的亲信居正指挥。孙中山于1916年3月，在给居正的命令中，直接下达了处置柏文蔚的两种预案：第一，要求柏文蔚当着日本人的面宣誓绝对服从和孝忠孙中山，绝对服从居正的管辖和指挥;第二，柏文蔚如果不能做到第一点，就由萱野长知“设法去之，毋使纷扰”，即责令萱野长知将柏文蔚处死，不留后患!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孙中山与萱野长知的亲密关系深不可测!——孙中山这道命令的原文是：“柏已宣誓入党，最近亦有书来达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会见。叩其服从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17]由宋庆龄题写书名、中华书局1984年6月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60页，在“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处，专门添加了一个注释说：“此句原为：‘否则，当设法去之，托萱兄’，现据《国父全集》第三册校改。”
(6)末永节：日本退伍军人。据林启彦译释的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介绍说：“末永节(1869—1965年)，福冈人，号狼啸月，又称南斗星，自幼放浪不羁，有雄飞之志。福冈中学毕业后，历任日本内海船员。甲午战争时，得平冈浩太郎之荐，任《九州日报》随军记者。战后归国，因的野半介的介绍得交滔天。其后又因滔天的介绍得识孙中山。惠州起义之际，说服同乡中野德次郎捐款5000元助革命。1904年，又识黄兴与张继。1905年，与滔天、内田促成孙、黄两派的合作，结成中国同盟会。《民报》创刊时期的印刷人即为末永节。对中国革命多有援助。辛亥革命之际，随黄兴入武汉协助革命军。其后积极主张南北妥协，赞成袁世凯称帝。1922年，组织‘肇国会’梦想合韩、满、蒙为一国。”[18]
(7)和田三郎：《革命评论》的主要撰稿人。[19]
种种迹象表明，加入同盟会的日本人大概不止上述7人，可能还有其他日本人。然而，仅此上述7位日本人，就在同盟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体是什么样的作用，请看下文：《日本人在同盟会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注释：
[1]王云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第319—320页。
[2]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改译、注释，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于1981年8月联合出版，第124页。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第148页。
[4]同上，第155—156页。
[5]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93页。
[6]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改译、注释，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于1981年8月联合出版，第316页。
[7]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03—104页。
[8]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05页。
[9]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第1版，第72—73页。
[10]参见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
[11]俞辛焞、王振锁、米庆余、廖隆干译编：《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密(19113·8—1914·4)》(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8页。
[12]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第1版，第168—169页。
[13]转引自王屏女士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第1版，第169—173页。
[14]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第1版，第176—177页、第172页。
[15]参见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出版，第183、174页。
[16]俞辛焞、王振锁、米庆余、廖隆干译编：《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密(19113·8—1914·4)》(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6页。
[17]宋庆龄题写书名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60页。
[18]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释，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于1981年8月出版，第88页。
[19]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