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佬于右任的传奇一生：于右任结局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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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 之“任”，系从“衽”而来。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于右任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诀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之意)，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于右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既打苍蝇、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实是苍蝇、蚊子倒拍了两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杀了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贪污处长林世良;而面对巨贪铁道部长顾孟余、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等老虎，于右任刚刚持枪瞄准，汪精卫、蒋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枪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右任无奈。难怪世人讥他“监而不察，察而不明”、“养虎遗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鸣：“监察何用?监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过，惊堂木惊不动老虎;他拂袖过，可蒋介石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摆设而死缠不放。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复杂得笔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民国官场太黑暗，黑暗得笔者不屑为文。且让我从容地描摹一下官场之外的于右任吧。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良田龟裂，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而陕甘总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灾不报，又不减田赋，以致酿成人人相食的惨剧。《民呼日报》刊登一篇《如是我闻》揭露：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报纸据此义愤陈词：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任谁读之，能不愤慨!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一面又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于、陈二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报社同仁知道，当局意在迫报社关门。为营救于、陈，报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于右任才得以解除羁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报》短寿，只存在了92 天。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数日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 )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胁迫清廷签《马关条约》者)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著版面刊发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广大读者拍手称快，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民吁日报》更是短寿，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里。他给那妓女12元，说好只住半个月。可迫于形势一住住了5个月，再无钱付房饭费。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钱，照供食宿。因于右任见常有人来窥视，怕遭不测，在一个晚上悄悄溜走。后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马路上一烧饼铺想偷几块烧饼带给于右任，但遭铺主发现，被打得满脸是血。铺主问他为何要偷，那同志据实相告，是为接济快被饿死的朋友。那铺主听后深受感动，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那时，于右任时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誉其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驻外记者( 留学生兼)，有一次为一篇重要稿件，于右任不惜付600块银元电报费。《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强调职业道德时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当年济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是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1918年，陕西又遭大旱，为赈灾，他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厂，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