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之死悬疑：到底谁出卖了邓演达

1931年8月7日，国民党著名左派、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在上海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即被枪杀。长期以来，人们对邓演达被捕一事不能释怀，纷纷猜测谁是告密的犹大，然而却因为缺少有力证据，不能做出最后的肯定。

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的邓演达，是一位让蒋介石忌讳的人物，这是因为邓演达在黄埔军人中威望极高。著名记者恽逸群这样评论说：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虽不一定说高于蒋介石，至少是足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不在蒋介石之下。”

但是邓演达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两人遂分道扬镳，邓演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出路，形成第三种势力，故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第三党。

邓演达的行为让蒋介石感到了威胁，因为邓演达对军界很熟，尤其在黄埔军人中威望很高。恰如恽逸群所说的那样：“黄埔出身的学生，是‘蒋家天下’的奠基石，如果这一基石发生动摇，‘蒋家天下’就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领袖相斗争，其惟一优势就是黄埔军人在他掌握之中，为其他国民党领袖所不及，能和蒋介石争夺黄埔军人领导权的只有一个邓择生(邓演达)，因此邓择生是蒋介石的劲敌。”

邓演达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反蒋力量，进行军事策化。同学会的发展十分迅速，一度曾达到五千人以上，像后来的黄埔名将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甚至包括陈诚，都与这一组织有所联系。

邓演达的活动让蒋介石十分惊慌，于是通知上海租界及上海警备司令部，出重金悬赏，侦察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元坊20号被捕，11月29日惨遭枪杀。

邓演达之死在社会及黄埔军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人们在痛惜之余，也痛恨那个出卖邓演达的叛徒，一时间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时至几十年后，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在诸多怀疑人中，陈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陈诚，蒋介石之宠将，名列“黄埔八大金刚”，与胡宗南、汤恩伯并称军中三鼎甲。其辖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是国民党之精锐，并以此构成了势力强大的“土木系”，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陈诚的起点却很低，在黄埔时只是个普通的上尉官佐，论资历远远不能和何应钦、张治中、顾祝同等相比，然而却在几年内迅速窜红，尤其在邓演达遇害之后，更是一跃成为蒋介石手下第一号红人。

所以有人怀疑，邓演达被害与陈诚有关。曾为陈诚集团将领的杨伯涛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件疑案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就是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先生的传说。现在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写在下面，以供有关方面研究。

陈诚于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直属营长是严重，直属团长是邓演达先生。他由于得到邓、严的提拔而投入黄埔军校，从此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陈对邓、严二人不仅怀有知遇之恩，而且奉之为师，极为钦敬。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先生在武汉与共产党合作，严则挂冠而去。后来邓先生建立第三党，与蒋介石作斗争。蒋认为邓是心腹之患的政敌，阴谋杀害。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联系，因而对第三党的活动略有所知。邓先生被捕去以后，当时即有人说是陈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被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转变。蒋于第二次下野之前，终下毒手，将邓先生杀害。然而杨伯涛这一说没有任何事实佐证，道听途说而已，他甚至连邓演达被捕的日期尚未弄清，因此遭到了原陈诚系一些将领的反驳。邱行湘曾撰文《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七大疑问，以证明此事与陈诚无涉。其主要观点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陈诚为“第三党”人无异，其部下也有许多将领是第三党人，如果是他出卖了邓演达，许多将领必然不会再为之卖命，而且邓演达最好的朋友严重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重新出山与陈诚合作。邱行湘还听说，鼓动蒋介石向邓演达下毒手的人是胡宗南和何应钦。

黄维也认为，以陈诚对邓演达的感情和崇拜，决不致卖友求荣。他在纪念邓演达的文章《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写道：

邓先生的革命言行，向为严重、陈诚及黄埔同学所尊敬。严重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师长，北伐攻占苏州，驻军沪宁东段时，国民党宁汉分裂。邓在武汉电严重，询其对时局的意见，严电复，力主北伐到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当蒋召见严时，询及对邓的态度，严据实以告，严为履行邓先生和自己的主张，借病请假，保荐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陈诚升代师长，并密嘱陈诚俟机将部队拉到武汉方面去。后因武汉政府也发生了变化，原计划未能实现。1930年春，陈诚赴沪谒邓时，仍表示支持其主张。陈对邓很尊重，愿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内，为邓提供生活费用，并请邓派人到十八军工作……抗日军兴，黄琪翔、严重、朱代杰……等第三党人，东山再起，复投陈诚麾下，贯彻邓先生‘打倒帝国主义’的一贯主张，都为陈诚所重用。

宋瑞珂也发表文章《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文章指出，陈诚自入黄埔就一直为蒋介石欣赏，且立功累累，到北伐时已凭战功升任师长，特别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的东山再起，更是获得蒋介石之宠信，从此飞黄腾达。可以说：“陈诚的发迹和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在1930年以前就开始的，而并非在1931年邓演达被害之后。”

为弄清事实真相，黄维等专门函询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请将真相告之。1982年9月3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给黄维发了函，才算解开谜底：

出卖邓演达先生的是叛徒陈敬斋，不是陈诚。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从邓先生被捕迄今，数十年都无疑议。所以在解放以后，我党即把捉拿叛徒陈敬斋归案作为当时一项重要事情来办的。陈敬斋是1950年春由江西省公安部门在景德镇捕获的，经解京审讯后，于1951年秋在此伏法。他出卖邓先生的经过，据中央公安部1950年10月16日致我党函称：“据供，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同年8月17日，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愚元坊20号邓演达出席地方干部训练班之际，陈犯听讲未及一半，伪装肚疼离席外出，向预伏之伪警备部侦缉队联络，遂将地址包围，当时被捕者计有邓演达先生等十余人。事后该犯即赴南京，向蒋匪领取奖金一万元。以上事实均供认不讳。” 至此，邓演达被捕一案真相似乎水清沙明。

然而，到了1988年，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演达年谱》，作者丘挺还是继续坚持以下观点：

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伪装拥护邓演达的样子，到上海看望邓演达，并拿出一笔钱给他做活动经费，还表示愿意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中为邓演达提供生活费用;又让邓演达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邓演达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可以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便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陆续告诉他。陈诚每从邓演达那里得到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应付邓演达;甚至邓演达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看。这样一来，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活动便了如指掌，陈诚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

丘挺还加了一个注解，说明坚持以上观点的理由：这是1940年6月叶挺在游峨眉山途中沉痛地对李洁之谈及的“从多方打听，获得可靠的消息。”(见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期)丘挺接着认为：“丘行湘、黄维、宋瑞珂等以邓、陈两人公交私谊甚密和向特务告密的是陈敬斋为由，反对此说，但所述理由并不能证明陈诚不会直接向蒋介石出卖邓演达。

1984年夏天，文强同笔者谈及黄维观点时，认为轻易否定此说是不妥的，而要肯定此说，需查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不是短期能办到的，现故从叶说。”

看来，邓演达被捕之谜还要继续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