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作人被学生刺杀 子弹命中纽扣只受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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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在辟才胡同里居住的名人层出不穷：国画大师齐白石、北大教授张岱年、“鼓界大王”刘宝全、女诗人石评梅、京剧大师马连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都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美好的生活记忆。
辟才胡同人才辈出
说起目前全京城最宽的胡同，不少人都会想到“辟才胡同”，这里东起西单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均宽达到了32米。
10多年前，“辟才胡同”还是一条地道的小胡同，只有七八米宽。如今，这条4车道的大马路两侧，种满了国槐树。
胡同里层出不穷的名人有：国画大师齐白石、北大教授张岱年、“鼓界大王”刘宝全、女诗人石评梅、京剧大师马连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
改造前的“辟才胡同”堪称“十八半截儿”，路北排列着18条半截长的小胡同，如今这些小胡同都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唯一可寻的名人遗迹是跨车胡同13号院，这里是齐白石的故居。
北京辟才胡同
绿翠竹、青灰墙、斑驳门、古朴院……记者在“辟才胡同”西口看到，院门旁的墙壁上，嵌有一块刻着“齐白石故居”的汉白玉石牌，提醒着路人，这个小院曾记录着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美好时光。
王凤玲说，丰汇园小区里留下了一棵百年的大槐树。
这棵树位于丰汇园小区1号楼和6号楼之间，树干粗得展开双臂都抱不过来。王凤玲说，这里恰好是南丰胡同的北口，女诗人石评梅、京剧大师马连良都曾定居在南丰胡同。如今，丰汇园小区里回迁的老居民不过500户，能记得这段历史的老人屈指可数。
那么，“辟才胡同”到底缘何得名呢?顺着“辟才胡同”向南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木仓胡同”，记者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满头银发的李奶奶说，她听祖辈们说过，这里曾建有官府的大木头厂，许多贫民将木材的下脚料劈成材后，拿到胡同里卖，于是就形成了“劈材胡同”，后来胡同的名字演变成为“辟才胡同”，还得从一所小学堂说起。
李奶奶指着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说，这里的前身是“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是全京城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创始人是住在“辟才胡同”的一名天津商人。当时，这名商人常教孩子们在胡同里唱校歌，最后一句是：“开辟人才、开辟人才，胡同著其名。”于是，“劈材胡同” 正式变成了“辟才胡同”。如今，就连教育部都扎根在了“辟才胡同”开辟人才，真是实至名归。
周作人被押上法庭受审
刺杀周作人 始终没破案
北京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不久。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
1922年，周作人与鲁迅绝交。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朱安，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从此，周作人成为八道湾11号唯一的主人。
1939年1月1日，八道湾11号发生过一起刺杀周作人的案子。
1月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在八道湾周作人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面色平淡的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老门牌)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
这时，工役徐田进来，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
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要进来两个学生，沈启无便从桌子的对面，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一个学生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另一个穿古铜色大衣、戴灰色毡帽。见两个学生进了客厅，周作人站了起来。
就见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只见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
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沈启无应声倒地。
学生得手后，赶忙向外跑去，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退。
被击伤的周作人、沈启无，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周作人伤势较轻，敷了点药就回去了。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伤势较重，住院治疗。
当天下午，日本宪兵就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现如今沙滩北大红楼)的一间地下室，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的话。
从第二天起，伪警区署就派来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出门时，侦缉队员也不离其左右。
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但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
辟才胡同弹击舒壮怀
1938年暑期后，“抗团”的一些学生考到北平上大学，就又在北平组建了“北平抗团”，开展抗日锄奸活动。
这次，北平“抗团”把目标锁定了伪北京特别市公署工务局局长舒壮怀。
1940年3月29日上午，北平“抗团” 负责人李振英(李汉城，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系学生)、刘永康、孟子青(孟庆石)三人骑自行车悄然来到辟才胡同旁的太常寺胡同。
当天中午12时多，北平西四牌楼西边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前，舒壮怀乘坐专车，由工务局返回公馆。
车门刚刚打开，就在舒壮怀下车的一刹那，李振英从前来迎接的仆人施永祥身后转过去，掏出手枪向车内射击。子弹由舒壮怀的右肩膀射入从后脊背穿出。就听一声号叫，舒壮怀倒入车中。
刘、孟二人监视司机和保镖。也许刺杀来得太突然，也许司机、保镖被吓傻了，没有任何反应。李振英三人由太常寺胡同向北撤退，消失在北平曲里拐弯的胡同中。
事后，舒壮怀被送往协和医院，仆人施永祥到内二区第五分驻所第十六段报案。
北平炮局监狱旧址，周作人曾被关押在这里
接到报案后，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队的大小头目多人赶到辟才胡同。经过现场勘验，从汽车车篷左边找到铅制子弹头一个。
周作人要求工作 给周总理写六千字长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北平光复。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家里被“军统”拘捕，先在北平炮局监狱里关了半年，后来才押往南京审判，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近三年。
周作人先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剥夺公民权10年。周作人不服，申请复判，最终减少4年。判决书云：“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惟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
1949年南京解放前不久，周作人保释出狱，辗转回到北平。
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有放过周作人的变节行为，他一直没有获得公民权。后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希望人民政府能有使用自己的机会。总理将信转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当时周作人服刑未满，政府难以安排正式工作。后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份出来做事，并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他的译著。
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住了48年之久，直到1967年5月16日死在这里。
阿Q诞生在八道湾胡同
《阿Q正传》想必您一准儿熟悉，但文学人物阿Q诞生在八道湾胡同，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1921年冬，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那时经常跑八道湾，向鲁迅“催稿”，催出了《阿Q正传》。这部作品从1921年12月4日至翌年2月12日，每周或隔周在《晨报副镌》上首次发表。阿Q这位江南水乡的小说人物，却诞生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这不是很神奇吗?
在八道湾11号留下足迹的历史名人也很多。如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徐寿裳、钱玄同、俞平伯、沈尹默、刘半农等等。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后，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在这儿避难9个月，后来前往日本留学。
白玉霜受牵连 关了两星期
刺杀吴菊痴的案件发生后，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把报案人白洁如、吴菊痴的次妻吴仲儒林、刘连元等5名可疑人，带到特务科审讯。
审讯中得知，原来吴菊痴赴白玉霜餐叙，是韩宝臣代请的。于是，在西珠市口将韩宝臣捕获，由他带路，前往东总布胡同19号(老门牌)，又抓了白玉霜，白玉霜被关押了大约两星期才被释放。
抗日杀奸团成员 不少人是官二代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然是危机四伏，日本人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想吞噬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或称“中国青年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就是其中的一支救亡团体。
北平、天津沦陷后，1937年冬，“学联”中的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感到日寇的铁蹄已经到了自家的门前，要有所行动，就约好友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 (简称“抗团”)，直接打击日伪分子。
“抗团”刚建立时，只有十几个人，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到1939年春，“抗团”发展到60多人，成员多是天津耀华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的学生。暑假后，一批“抗团”成员考入北平的燕京、辅仁等大学，又组建了北平抗日杀奸团、“抗团”燕京大学小组，并积极发展“抗团”成员。
无论天津还是北平的“抗团”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其中不乏出身名门望族、甚至汉奸高官家庭的莘莘学子。如郑统万、郑昆仑(女)兄妹二人是伪满洲国汉奸郑孝胥的孙子、孙女，其父是伪沈阳市市长;孙湘德、孙惠书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连仲的儿子、女儿;冯健美是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运修是伪华北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外甥，宋显勇是天津东亚公司创办人宋裴卿的儿子，乐倩文是达仁堂的大小姐等等。
此外，“抗日杀奸团”不等于“抗日锄奸团”，“抗日锄奸团”是CC系(陈立夫，陈果夫)特务组织——中央调查统计局辖下的外围组织，名为抗日，实为反共。二者虽一字之差，本质上却差之千里。
书生枪手击毙汉奸
冯运修，一个今天几乎没人知道的名字。
就是这个书生枪手，弹毙汉奸总编于北平琉璃厂。
冯运修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了抗日杀奸团。
1938年6月间，为了扩大“抗团”的影响，冯运修参加了李如鹏、孙若愚组织的火烧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行动。因为大楼是钢筋水泥结构，消防队来得又快，没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据“抗团”老团员祝宗樑回忆，冯运修长得又矮又瘦，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是个杀手。
一个书生，怎么成为刺杀汉奸的杀手?这还要“归功”于他的舅舅齐燮元。
齐燮元是直隶宁河县人，光绪年间的秀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曾当过直系军阀吴佩孚组织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是个大军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后来又出任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齐燮元
齐燮元的外甥，这身份在平津地区可够“耀人”的，给冯运修的锄奸工作提供了掩护。
194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3周年，日伪政府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主办。
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决定刺杀汉奸，以示惩戒。冯运修、叶于良、孟庆石等抗团“团员”参与行动。
正巧头一天，报纸上登载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来北平演出，将在同和轩饭庄招待新闻界的消息。于是，冯运修和李振英负责制裁吴菊痴。
7月7日晚，他们在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等候。大约一小时后，也就是21时30分左右，吴菊痴先出来了，还有一个叫白洁如的伪《新民报》记者。他们二人每人叫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教育部街)的伪《新民报》报馆。
李振英、冯运修立即骑车尾随。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在后接应。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黄包车的后面。也巧了，当黄包车到了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赶上刘王氏家里办丧事，唢呐声、哭泣声响成一片。白洁如的人力车过去了，吴菊痴的人力车被挡住了。
冯运修见有机可乘，说时迟那时快，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连开两枪，然后迅速撤离。
隐约听到枪声，前面的白洁如回头一看，发现吴菊痴歪在人力车上，赶紧向日伪外二分局14管段报告。伪警察马上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市立医院。结果刚到陕西巷南第9管段时，吴菊痴就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