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大家都己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己作了种种猜测，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为便于说明问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才写这封绝交信的。“基督徒”常被认为是忍辱负重的人，所谓“打他的左颊，会把右颊伸过去”。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不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那么，“过去的事”，在周作人看来，有辱于他，他是决不能接受的。“蔷薇的梦”似指过去设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长期存在下去，这件“过去的事”，证明那设想的“虚幻”。现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因此，他要改变过去的想法，开始新的不再是蔷薇梦式的生活，意即必须与鲁迅分手。当时周氏一家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亲住中院，鲁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不许鲁迅再到后院去，并请他“自重”，不但再次宣布与鲁迅决裂，而且要求鲁迅不再和羽太信子有任何接触。那么，“过去的事”，也就是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有什么纠葛的事。而这件事，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诉周作人的。

这件“过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论是周作人一边的人，还是鲁迅一边的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外界的人，对于鲁迅周作人决裂的原因，纷纷猜测，也莫衷一是。鲁迅逝世后，郁达夫于1938年写的《回忆鲁迅》中，对此事透露了一些说法。他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凤举，即张凤举，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周作人的好友。他透露的消息，大概有点来头。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了圣人，而且越来越神圣，兄弟之情的断裂已被说成完全是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至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连最有名气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都避而不谈，成了鲁迅研究中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

越是划为禁区，人们不免越是要窃窃私语。与其让人窃窃私语，倒不如把事情真相弄明白，才不致损伤鲁迅的真实的形象。1980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一次公布了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决裂信，后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倪墨炎君的《兄弟之情断裂》一文，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是家庭经济问题引起的。全家搬入八道湾后，由信子当家。当时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又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上；鲁迅本工资每月300元，又有几所学校兼课收入。兄弟俩留下自己买书等的零花钱，每月交到信子那里总在600元以上吧。房租是不用付的。全家十一口，两名长雇佣工。人口虽多，但如安排得当，生活可以相当富裕，还可有点积余。信子用钱却不尚节俭，只图眼前，不但月月用完，还常常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就要鲁迅去筹划，周作人是不管的。鲁迅只好借债，不断地还了老债，又借新债。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难免有一些要注意节俭的话，矛盾就此而起。这类矛盾周作人是不介入的。及至信子“告知”了“过去的事”，才导致周作人写那封决裂信。但倪氏的那篇文章，对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之后，谈论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产生了种种猜测。

在种种猜测中，最捕风捉影、迹近造谣中伤者，要算千家驹。千家驹在香港发表文章，断言鲁迅和羽太信子原是夫妇。根据是《鲁迅日记》中记有“寄羽太家信”，“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其实，鲁迅从1912年起，一个人在北京工作，要不断向绍兴老家寄钱。而住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断向日本羽太家(有父母兄弟)有所接济。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鲁迅直接从北京给日本羽太家寄钱，免得钱寄到绍兴再寄回日本，多费手续和邮费。有时周作人还从绍兴寄小包到北京，要鲁迅转寄日本，大概因为北京有日本邮局，寄递较为方便。因此，鲁迅日记中不断有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记载。千家驹置“寄羽太氏信”于不顾，又把寄“羽太家”的信，读成寄羽太的“家信”，实在是出奇的高明。在绍兴的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问好，或一起署名，或附上短笺，因而鲁迅日记中常记有“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复信的情况也相似，鲁迅日记中就记为“寄二弟及二弟妇信”。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羽太信子有时就直接给鲁迅写信，鲁迅就记为：“得二弟妇信”或“得信子信”。鲁迅的复信多数与给二弟的信寄在—起，“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也有少数单独寄信子的，“寄二弟妇信”。这些信件往来，鲁迅从不称为“家信”。从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至1919年8月羽太信子到北京，这期间羽太信子在周作人或周建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或附笺25封，单独给鲁迅写信28封，其中20封集中在周作人到北京后生病期间，鲁迅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信时为信子附笔附笺36封，单独给信子写信3封(都在1917年周作人到京后)。从这种书信往来情况看，鲁迅和信子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千家驹既没有弄清羽太信子1912年以后是在日本还是在绍兴，也没有弄清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已四年，就凭鲁迅日记中有“寄羽太家信”字样，骤然论断“鲁迅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其假设之大胆，论证之虚妄，实在令人惊叹！

鲁迅和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更多的人所怀疑的。《书城杂志》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说：“当时留学生和下女发生性关系是很普遍的。鲁迅当年正在青春期，和下女羽太信子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后来他在绍兴结了婚，周作人来日本时就把信子介绍了给他。到 1923年信子和鲁迅因家庭经济问题矛盾尖锐时，她就说出了这个底细。这就是周作人在决裂信中说的‘过去的事’，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鲁迅并非在周作人到日本之前就认识羽太信子的。1906年夏，鲁迅应母之召回绍兴结婚，婚后几天，就和办好了留学手续的周作人一起到了东京，住进鲁迅原来居住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中等偏下的下宿，兄弟俩一起住在一间房间里。1907年春，兄弟俩迁居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离伏见馆不远。他们租了两间房，较宽畅，但伙食不好。1908年4月，许寿裳找到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的房子，原是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居住之地，硬拉鲁迅周作人—起去住，还有另外两个留学生，共五人，称为“伍舍”。在这里鲁迅和周作人同时认识了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羽太信子。她不是下女，而是为住客们办理伙食的类似小厨娘那样的角色。不久，这位姑娘对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特别好感，两人就慢慢地亲近起来。这里房间清洁，庭园广宽，花木茂盛，但房饭钱很贵。在这里住了不到十个月，1908年冬，周氏兄弟和许寿裳迁居到了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羽太信子继续为他们办理饭食。过了两个多月，周作人就向鲁迅提出要和羽太信子结婚，鲁迅表示并不反对。

1909年春，许寿裳打算回国任教，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09年6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婚后仍住在丙字十九号内。同年8月，鲁迅归国工作。鲁迅周作人同时认识羽太信子，几个月后，周作人就与她明确了婚姻关系，又过半年多，两人就正式结婚。这样的恋爱进度，不可能有鲁迅插足的余地，更不可能信子先与鲁迅发生关系，然后再由鲁迅介绍给周作人。那位《书城杂志》的读者的来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恐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猜想罢了。

那么，周作人决裂信中所说的“过去的事”，也就是“昨日”羽太信子向他“告发”的是件什么事呢？笔者认为羽太信子不可能“告发”鲁迅曾和她有过性关系。要是这样无中生有地“告发”鲁迅，不也就无中生有地“告发”了她自己吗？这里还有一些旁证。周建人曾和羽太芳子结婚，后感情破裂，周建人在上海与王蕴如结合。鲁迅曾和朱安结婚，也因感情不合，在上海与许广平结合。羽太信子就常在周作人面前冷嘲热骂，说他的兄弟多妻，因而周作人也靠不住，甚至怀疑他1934年7月去日本探亲时(羽太信子同去)有外遇。直到晚年，信子还唠唠叨叨的有这类指责，引起周作人的不快。这件事却也从旁反映了：如果羽太信子“告发”过她与鲁迅有过性关系，她还有什么资格去冷嘲热讽什么“兄弟多妻”呢？她还有什么资格去怀疑指责周作人有“外遇”呢？因此，羽太信子的“告发”必然是：鲁迅曾怎样对她别有企图而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即所谓对她有“失敬之处”。这当然也是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再有一个旁证。在兄弟之情断裂后，鲁迅离开八道湾，在砖塔胡同找到了临时居住处，就去八道湾搬取还留在那里的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大打出手。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当众宣布鲁迅的“罪状”，必然是鲁迅怎样的别有企图，怎样的想得到她，怎样的下流，所以“多秽语”，但不可能是鲁迅曾怎么与她发生性关系，否则，“凡捏造未圆处”，周作人怎么“救正之”呢？总之，有些人猜想羽太信子曾向周作人“告发”了鲁迅和她有过性关系，是既没有根据又不合情理的。

那么，鲁迅对羽太信子是否可能“别有企图”呢？在没有任何对证的情况下，这还得看鲁迅的一贯为人。鲁迅在大家庭中的作风是严正庄重，对弟弟和弟妇们是关怀爱护，肯负责任。他不是那种轻佻浮躁或风流浪漫的人。前面谈到，信子单独给他写信，他的复信大都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芳子也给他写过不少信，他的复信也是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这说明他很注意伦理关系。周作人夫妇与他闹翻后，家人们几乎都站在他的一边。母亲不用说了，她坚持要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周建人在上海立即给鲁迅来信，后来他和鲁迅一致认为：周作人已“昏”到成为信子的奴才。朱安信任丈夫，她要求和鲁迅—起搬出去住。芳子很快就向鲁迅借钱，她不去向姐姐信子借，却向鲁迅借。芳子生病住医院，鲁迅即去医院看她。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原住八道湾，住宿学校后，星期天她却常到鲁迅这边来了。这都说明了家人们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从中也可见鲁迅平时的为人。他们当然都知道信子说了鲁迅什么，但他们心里是是非分明的。

不久前中国大陆有一种说法：羽太信子的气质是神经质的，有时甚至要发癔病。在家庭里，鲁迅对妻子冷淡，而常用日语与信子谈天，信子以为鲁迅对自己特别热情。到北京八道湾，母亲提出不当家，朱安不能当家，鲁迅就让信子当家，信子也以为是鲁迅特别抬举。久而久之，她就以为鲁迅对她有意。后来矛盾爆发，她就把日积月累的内心的想法作为客观事实“告发”了出来，甚至把鲁迅的正常接近认为是“对她不敬”。这说法，虽属臆测，但也可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