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中除谁以外都被贺龙之女视作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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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捷生，贺龙之女，湖南省桑植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她先后调入军事科学院、总政治部、武警部队等单位从事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多篇回忆贺龙元帅的文章。80年代，她在从事军史研究的同时，又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在《昆仑》、《人民文学》分别发表了《共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的报告》、《祝你一路平安》3部报告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199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从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及文学创作。

苍山如海。站在他早年生活的院落，我仰起头，像仰望父亲那样仰望他。春阳洒在他深色的皮肤上，泛出凝重而幽美的光芒，这使他更显得坚毅，沉勇，历经沧桑，仿佛通体都是用意志铸造的。那清癯的脸，高耸的额头，深邃明亮如星星镶嵌在夜空的眼睛，一如从前，让我怀疑这不是一尊铜像，而是那个活生生的人。憋在嗓子眼里的呼唤，差点就要当众喊出来。

共和国十大元帅，九位是南方人，只有徐向前一个生在北方。来到山西，我不能不到五台山下他的故乡去看他，去看曾经哺育他的山川、河流、田野和村庄，看他住过的被松明火和桐油灯熏黑的屋子。临行前，我在太原的花店精心挑选了一只花篮。我知道他也爱花，就像他终生热爱那支他亲手参与缔造的军队，热爱这片美丽却饱经沧桑的大地，热爱在这片国土上生活着的每个人。我希望通过这只花篮，那些花朵送出的幽香，穿越时空，表达我对他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我是十大元帅其中一位的女儿。除了害死我父亲的林彪，我把其他的都视为父亲，把他们从战火中带过来那支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当成父辈。虽然我和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可我精神血脉中的血，每一滴，都是从他们身上汩汩流过来的。他们也不仅把我当成贺龙的女儿，也当成自己的女儿，军队的女儿。

就像徐帅，我每次见到他，他都叫我闺女。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的叫。他说闺女，让你受苦了，回到爸爸身边，再吃点苦攒把劲吧，把过去欠下的学业补回来。他又说闺女，你太瘦弱了，怎么老不见长啊?是不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还沉痛地说，闺女，我们无能为力，没有保护好你爸爸，让他过早地在冤屈中离世……记得我已年近花甲，也是个将军了，他还叫我闺女。

记忆最深的那次是在他家里。当时我和老伴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确定选题后，被告知徐叶两位老帅对长征途中张国焘的那封密电有不同看法。他们相约当面交换了一次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幸运的是，这次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我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操作者，始终在现场，不禁为两位元勋的赤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折服。叶帅离开后，徐帅留下我，拉住我的手说：“闺女啊，我们的话你都记住了吗?”我说，我都记住了。他又说：“我和叶帅都是经历过的人，这些历史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搞不清楚，后人就更搞不清楚了。我们搞清历史，不是为了去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帅，最后一次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摩挲着我的手，闺女闺女地叫着，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有一种回到父亲怀抱的感觉。那时他已年过80，身体明显消瘦了，走路需要用手杖支撑，说话的声音也没有过去洪亮。但说到历史，说到我们党和我们这支军队走过的那段苦难历程，他还是那样的严峻，那样的殷切，语气中更带着一股浓情，仿佛他交待的每句话，都是临终嘱托。

在徐帅的铜像前恭恭敬敬地放下花篮，摆正绸带，我慢慢走进他被群山和田野环绕的故居。在我心目中，他从未离去，只是选择了他最喜欢的方式，回到他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安度晚年，此刻正在某间屋子里读书，或凝望墙上的地图，回溯他参加过的某场战役。

徐帅的父亲是个晚清秀才，在村里的学堂教书。1901年出生的徐帅，当时叫徐象谦，还没有开始他改名后那徐徐向前、百折不挠的革命生涯。和那时很多乡村孩子一样，在少年时，他也要做些捡粪、拾柴、挖野菜之类的活，同时跟着父亲识字、练字。稍大些，上了几年私塾。20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娶文雅贤惠的乡村姑娘朱香婵为妻。不过，这时他已子承父业，正在阎锡山办的一所学校教书，月薪20块大洋，挑起了养家的担子。两年后女儿松枝出世，可孩子刚满周岁，妻子朱香婵便不幸病逝，偏在这时候他又丢掉了那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内外交困中，得知黄埔军校招生，他毫不犹豫南下报考，谁料从此一去未返。

当地的同志告诉我，徐帅的故居，是1990年他逝世后，由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修缮的，基本恢复了原貌。2001年为纪念徐帅诞辰100周年，在前院正中安放了2.1米高的半身铜像。




那么在1990年之前呢?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冒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我没有说出来，只是心里陡然翻起一阵酸楚。

我比更多人知道，徐帅前半生的大多数日子，都是在令人心酸的境况中度过的。他年轻时身体瘦弱，脸色忧郁，锋芒内敛，绝没有那种让人猛一见就惊愕的英武之气。算命先生说，他长了副苦相，是个骑着毛驴举着拖布追老虎的命。到广州黄埔军校，主考官左看右看，说他像个“抽大烟的”，差点被拒之门外。蒋介石曾召见过他一次，也没有眼睛一亮，对他寄予厚望。在这位校长心里，他似乎不能与同入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桂永清、郑洞国、杜聿明和宋希濂这些日后成为他爱将的学生相比。几年后，他参加广州起义，站在了共产党的队伍中，让后来的蒋委员长追悔莫及，深痛自己看走了眼。

1929年，徐帅受命开创鄂豫边区根据地，满腹韬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很快露出了让他的黄埔同学心惊胆战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期间，他与程训宣结婚，两人恩恩爱爱，在红色阵营里大展才华，比翼齐飞，把那个黑暗的角落搅得天翻地覆。但程训宣大胆泼辣，快言快语，敢说敢为，曾当面怒斥那些不懂军事的头面人物瞎指挥，1932年在张国焘制造的“白雀园肃反”中遇害，年仅21岁。徐帅听到消息，泪流满面，为自己身居要职却救不下爱妻一命而痛心疾首。但是，为了红军的团结，为了积蓄推翻旧世界的战斗力量，他只得痛苦地吞咽这枚苦果。从此程训宣成了他心里总在流血的伤疤，再不愿和别人谈论感情了。1935年，他带领声势浩大的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手下有个上千人的女子团，不少官兵主动向他示爱，他却冷峭地封闭自己的心灵。到1946年，他才找到终身伴侣，与也是老资格的黄杰阿姨结婚。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命他任总指挥，于1936年11月率部西征。当部队深入人烟稀少的祁连山下、河西走廊，遭到装备精良、善于骑射、兵力数倍于我的马步芳、马鸿逵部队的围追堵截、残酷杀戮。在4个月惨烈的搏杀中，西路军虽歼敌2.5万人，给敌人以重创，但那支浩然西去的队伍也几乎全军覆没。真是血流成河，尸骨遍野啊!作为西路军总指挥，徐帅伤心欲绝，凭着一幅贴身藏着的地图，孤身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1937年4月29日，他蓬头垢面，满脸胡须，披着一件脏兮兮的西北放羊人的羊皮袄，在一个名叫小屯的村庄，被中央派去接应的红军第四军参谋长耿飚发现。他悲唤一声“耿飚”，眼泪便流了下来。耿飚后来回忆，他看到落难的徐帅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到他比实际年龄整整老了20岁!几天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约见他，安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但是，作为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帅怎么甘心丢了一整座青山，只留下他这根独立的干柴呢?虽然宁夏战役的决策是中央做出的;当时他那支刚在长征中三过草地的队伍，又疲惫至极，根本不适宜执行渡河西征那样的重大军事行动，何况是明摆着的以卵击石。可他还是痛彻肺腑，感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脸上无光。最让他伤心的是，留在那片苍凉大地上的冤魂，那些淋淋漓漓的血和累累白骨，是他带去的队伍，他情同手足的官兵。正因为这样，虽然徐帅以后重振山河，打了许多著名的大仗和胜仗，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却成了他心里永远的苦，永远的疼。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到了垂暮之年，还在不断地反躬自责，说西路军的失败，使他长期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从这个角度看，徐帅的一生确实命苦，简直苦不堪言。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命苦呢?谁不是九死一生，命悬一线?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生死，几乎每个人都在拼命、赌命、追命、夺命。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可你看那些活下来的将帅，在他们的身上，哪个不是伤痕累累?在他们心里，哪个没有那种永远痛失战友，痛失亲人，痛失兄弟姐妹的愧疚?而他们如此付出，都为了我们这些后辈，为了日后像树木和青草那样一茬茬长出来的儿女，能活得像个人样，活出自己的尊严!

因此，他们活着或死去，都有资格成为我们光荣的父辈，我们伟大的父亲。我们真应该为有这样的父亲和父辈，感到骄傲。

徐帅感动我们的，不仅有他饱受苦难而变得无比隐忍的父亲般的胸怀，还有他像父亲那样朴素的情操，像父亲那样甘于贫寒、克勤克俭的品德。即使天下太平了，他成了人人敬仰的元帅，仍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普通的父亲，不需要包括儿女在内的任何人感恩戴德，让他享受荣华富贵。你只有站在他面前，站在所有这些老前辈老革命面前，才能懂得，为什么“艰苦”和“朴素”总是连在一起，组成一个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词，一个我们说过千万遍也并不见得明白其深意的词。

在徐帅故居同时也是他生平事迹展览馆，面对他晚年的一张照片，讲解员指着他上衣领子上的一块补丁说，徐帅这件衣服的衣领早就穿破了，可他舍不得扔，自己一次次缝缝补补，又穿在身上。怕人们不相信，小姑娘从陈列柜里拿出这件衣服，翻开衣领递给大家看。人们自然大为惊奇：元帅自己缝补衣服，这本来就是件稀罕的事，想不到徐帅的针针线线，竟缝得那么均匀，那么密实。




如果人们深入一些，想到更久远发生的事情，就不止是啧啧称奇了。想想吧，徐帅的爱妻程训宣早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就被张国焘残酷杀害了，后来他经历的长征和八年抗战，都是单身过来的，什么时候衣服破了不是自己补，干粮袋漏了不是自己缝?那时候，与他同级别的领袖和将领，差不多都有妻子，虽说因环境所迫，不能常相守，常关照，但相互惦念，相互牵挂，还是可以做到的。唯有他形单影只，既做千军万马的统帅，又得自己缝补浆洗。他还用他那双指挥千军万马的手，学会了织毛衣。在战争年代，他身上穿的毛衣，都是亲手织的。

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一个有资格成为共和国元帅的人，在敌人围剿的山林里，在雪山草地，在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守着一盏油灯，一针一线地补衣服、织毛衣，你看见哪国的军队有过?

当然，这在徐帅看来，绝不是一件凄苦的事，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而是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种在艰苦环境中自我生存的能力，最终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和精神。古人又说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徐帅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徐帅那一代人，都是这样。比如我父亲，他年少时跟着我爷爷学过裁缝，有不错的缝纫手艺，需要缝补的时候常自己动手。在战争年代，这些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披肝沥胆，出生入死，艰苦朴素，视金钱为身外之物。革命胜利了，哪怕手中有了支配金山银山的权力，也依然保持当年的本色。说到底，他们这样做，不是不会享受，也不是喜欢过从前那种苦日子，是因为他们从骨子里忠诚自己的信仰，忠诚自己选择的事业。你想，他们在苦难中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山，自己能不珍惜吗?

从徐帅故居出来，一群乡亲忽然涌上来，把我团团围住。每张脸都在开心地笑着，像迎接亲人。有几个白发苍苍的大娘，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用很重的方言不断地在说着什么……我眼含泪花，急忙和他们合影留念。但我没有说破我不是徐帅的亲生女儿。我想，多年以来，徐帅本来就把我当他的闺女看待，我为什么要说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