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妻妾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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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妻丧子后命运又出现了转机刘文彩19岁那年，由父亲刘公赞作主，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桩大事：结婚。女方姓吕，是附近一户农家的女儿，结实肥硕，身体脂肪储存量大，能干活，也能吃苦。刘文彩此时还未发迹，审美标准没有后来那么苛刻，对原配夫人吕氏相当满意。
刘文彩从小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他最大的爱好是到镇上茶楼里赌博。每次赶着马匹贩运货物进城，就是他向往的黄金日子，躲进茶楼，赌它个昏天黑地。他赌技不错，运气也好，大多数时间都会满载而归。偶尔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看到丈夫闷着头灰溜溜回家，吕氏就知道这次肯定输钱了。不过吕氏特别会做人，并没有因为丈夫沉溺于赌博而吵闹要离婚，而是不动声色待之，像往常一样做好饭菜，甚至端来洗脚水服侍。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两口子在床上一番亲热后，吕氏才使出女人的功夫，好言好语吹枕边风，规劝刘文彩戒赌。
当时的刘公赞家族中，老大刘文渊已是远近闻名的乡绅，经常在外应酬公务。老二、老三和老四，分别在家务农、学道士、做裁缝，老六刘文辉还在保定军官学校求学读书。真正能撑得起这个家的，只有为人精明强干、擅长经营之道的老五刘文彩。刘公赞也有意让刘文彩今后来当这个家，把治理家业的担子尽量往他肩上搁。
结婚没几年，刘文彩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许是儿女的出生唤醒了他的责任心，刘文彩的心思从赌博场更多转移到了生意场，每次从城里赶着马匹经过那座木桥，刘文彩都会想起妻子那句话：“家有金山银山，进了赌博场全完蛋。”有些道理他也慢慢想通了，赌博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看到丈夫更多心思放到了生意场上和这个家庭，吕氏心里像吃了蜜糖似的高兴。
夫妻恩爱，日子过得和美，眼看着这个家庭一天天在往上走。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此后连续几年，刘文彩家族的灾难接踵而来。先是原配夫人吕氏染上重病，大口大口咯血，弥留之际她拉着一双儿女的手，叮嘱刘文彩将儿女抚养成人，眼神中流露出对人世间的无限眷念。吕氏去世后，这个家庭像丢失了灵魂似的，仿佛一夜间散尽了元气。短短半年多时间，一对儿女又双双早夭。这一年刘文彩刚满30岁，正当人生中的而立之年。
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三年后，其父母又相继去世。
几年内失去了5个亲人，刘文彩怀疑是祖坟有什么问题。他与大哥刘文渊一商量，花重金请来一位风水先生，拿着罗盘满山转，踏踏实实勘测了几天，最后的结论是刘家祖坟上缺树缺草，赶紧栽了棵弯弯树，种了些紫荆藤，以保佑刘氏家族兴旺富贵，大吉大利。
做完这一切后，刘文渊即着手为五弟刘文彩物色新妻。这次娶的是三岔乡杨登友的女儿，名叫杨仲华，刚满20岁。听说要嫁给一个33岁的男人，杨仲华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是父母已收了刘家的聘礼，现在也由不得她了。
杨仲华人高马大，行事作风泼辣，嫁到刘家后，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进门没几年，这个冷清破落的庭院重新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更加让人高兴的是，在短短两三年内，杨仲华又生下了一双儿女，刘文彩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为儿子取名叫刘元龙，女儿取名叫刘忆云。刘文彩发现，杨仲华不仅勤劳能干，而且还颇有旺夫运。自从她嫁到刘家后，刘家的运道就一直往上走。因此，在接到刘文辉那封叫他去叙府帮忙做事的家信后，刘文彩认为他人生中的这个机会也与杨仲华的旺夫运关系密切。他在枕头边与杨仲华商量，是去还是不去？杨仲华是个爽快性格，干脆利落地说：“当然要去，做啥子不去？老六现在当了大官，跟着他走肯定错不了。”
谁知道刘文彩一到叙府后，在花花世界中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很快娶了三姨太凌君如、四姨太梁慧灵，此外还和那么多野女人纠缠不清。杨仲华后悔莫及，感叹当初就不该放手让丈夫刘文彩去叙府城。再往后去，刘文彩娶了五姨太王玉清，与杨仲华之间的感情更加冷淡。不久杨仲华干脆迁居成都，与刘文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两人的关系若即若离，虽说表面上仍是相敬如宾，但再也没有了早先浓浓的家庭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性贿赂的“人肉炮弹”变成了如夫人前边说过，叙府城有个外号“通天教主”的团练局局长叫雷东垣，此人手下有四员干将团总，分东南西北四路，其中东路团总叫曹荣光，是个红脸胖子，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马大哈，实际上却颇有心计。见雷东垣投奔刘文彩，曹荣光立马改换门庭，对刘文彩进行性贿赂，发射了一枚“人肉炮弹”。结果，刘文彩果然入港，提拔曹荣光当了叙府征收局局长。
曹荣光选送的这枚“人肉炮弹”叫凌君如，人称凌旦儿。凌君如原是叙府人，出身在一个贫寒人家，七八岁时被送给一个川剧世家，师傅叫凌友臣，川剧功夫唱做念打行行精通，尤其擅长表演变脸。凌君如长相俊美，身段妩媚，能歌善舞，再经过凌友臣的一番调教，迅速成为一颗明星，在叙府城里红得发紫。女演员能蹿红，其实也离不开潜规则，凌君如背后的靠山是曹荣光。但是令她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曹荣光悄悄附在她耳边说，让她去陪那个头发已有些花白的小老头刘文彩。凌君如啐了曹荣光一口，狠狠地说：“要的时候搂在怀里，不要了就丢在崖底。”曹荣光说：“我这也是为你好。”
凌君如果然功夫了得，略施技巧，三两天就把刘文彩的魂勾走了。刘文彩原是安仁乡里来的一个土老冒，何曾见过这等模样的洋气女人，这才感到天地大了就是不一样。他对凌君如百依百顺，宠爱有加，玩乐了一段时间后，背着杨仲华在叙府观音街购买了一座公馆，金屋藏娇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包二奶”。
为了发展与凌君如的这份“爱情”，刘文彩十分舍得投入。凌君如喜欢满城游逛，每逢她要出门，刘文彩必定安排侍卫、奶妈、丫鬟一大班人紧随其后，为凌君如服务，保护她的安全。凌君如嫌包车的坐垫太硬了，第二天刘文彩就找了个胖丫鬟当她的肉垫子。凌君如是个物质至上主义者，见了好东西就想占有，刘文彩想着法子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光为她买的各种绣花鞋就有400多双，绫罗绸缎的衣服装满了50多口大箱子。
有一天傍晚，刘文彩陪着凌君如乘坐马车去看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正好被杨仲华看到了。其实在此之前，有关凌君如的各种传闻已经飞进了她的耳朵，现在亲眼所见，杨仲华再也忍不住了。当天晚上，她一直倚靠在床头未入睡，等到夜晚十二点多钟，刘文彩总算回家了，杨仲华劈头便问：“那个女人叫凌旦儿？”刘文彩一愣，一会才缓过神来，说道：“你知道了还问？”杨仲华冷笑一声：“我知道了，我当然知道了，你今天给我说清楚，是要我还是要那个野女人？”刘文彩凑上前来：“说话和气点，什么家女人野女人。”说着一只手抚弄起了杨仲华的肩膀，却被杨仲华猛地推开了，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一面镜子，朝对面墙壁上用力掷去。刘文彩见此情况，顿时也冒火了，抓起桌上的一个瓷笔筒，也往地上摔。夫妻俩乒乒乓乓摔得一阵热闹，公馆里的管家、佣仆都被吵醒了，走过来劝架。刘文彩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大声说道：“她是唱戏的又怎么样，看老子偏要把她娶进屋来。”
杨仲华闷着头嘤嘤哭了一阵，终于想好了一个主意。他给安仁乡老家的大哥刘文渊带了一封信，简单说了刘文彩在叙府和风尘女子凌君如鬼混的情况，要刘文渊快点来叙府，劝说刘文彩改邪归正。刘文渊听说刘文彩与一个当红戏子打得火热，急火攻心，以十二万分急迫的心情来到叙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各个角度阐述危害性。无奈的是，不管刘文渊如何劝说，刘文彩始终是一颗煮不熟蒸不烂的铜碗豆，半天也不吭一声。等刘文渊说完了，问他什么想法，刘文彩这才丢下一句话：“这事大哥你莫管，凌旦儿我娶定了。”
刘文渊怏怏而归。过了不多久，刘文彩果然在叙府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几桌筵席，与凌君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刘文辉战败退隐西康后，刘文彩失去了政治靠山，也只得收拾细软回到大邑安仁乡。临走之前，他搂着凌旦儿，眼泪不自禁地掉落下来：“这次要让你跟我受累了。”凌旦儿噘着小嘴撒娇道：“夫妻之间别说这些，什么受累不受累，能一辈子跟着五爷就是享福。”刘文彩看着怀抱中的尤物，百感交集，因为刘文辉失败带来的挫败感，一时间减轻了许多。他对凌君如许诺，先回安仁住几天，最多不超过一年，然后去成都养老。
回到安仁乡最初的一段日子，凌旦儿还能恪守妇道。尽管刘氏家族一个个对她冷眼相待，尤其是大哥刘文渊，每次见到她掉头便走。凌君如毕竟在风月场上闯荡多年，无论什么样的脸色都见过，总是淡淡一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有时候迎面碰到刘文渊，她甚至会主动上前打招呼。为了刘文彩，凌旦儿确实没少受委屈。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凌君如就心生厌倦。和繁华的叙府城比起来，安仁乡确实太小了，一条狭窄的石板街，几间歪歪扭扭的砖木房子，芝麻大的地方，不到半个钟点就能走到头了，街上晃动的永远是那么几张老面孔，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凌君如施展美女功夫，想着法子哄刘文彩高兴，然后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去成都？”刘文彩避而不答，对这个问题他也感到特伤脑筋。刘文辉退居西康后，一直想着重振旗鼓，他此刻尤其需要五哥刘文彩的援手。换句话说，刘文彩此时不能离开大邑安仁。
凌君如斜倚床头，手托香腮，锁眉凝思，终于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
她托人给叙府城的手帕姐妹梁胖带了一封信，叫梁胖来安仁陪陪自己。过了些日子，梁胖果然来了，一见凌君如格外亲热，相互搂抱着姐妹长姐妹短叫个不休。梁胖名叫梁慧灵，从小和凌君如一起长大，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她长得白白胖胖，性格有点男子气，正好与凌君如温柔妩媚的性格形成互补。凌旦儿在一家妓馆暗中下水后，感觉“钱多人傻”，于是召唤儿时伙伴梁胖加盟。姐妹俩在风月场上鬼混了几年，梁胖也学会了一套对付男人的本领。再后来，梁胖看中了常来妓院的一个“领江”（为船只领航的水手），让那个“领江”出了笔赎金，买回了自由身，并与他结了婚。遗憾的是，梁胖没跟“领江”过多久，就发现那人原来是个穷光蛋，当初帮她赎身的赎金还是找人借的，催债的人隔三差五上门。梁胖气闷不过，来找凌旦儿出主意。凌旦儿的主意很简单，就三个字：蹬了他！梁胖回到家里，态度变得不冷不热，在家庭经济危机面前，她听从了凌旦儿的意见，采取实用主义哲学，回到风月场上重操旧业，只不过保持在一种较隐秘的状态，她和“领江”之间的婚姻名存实亡，基本上成了空架子。
凌君如叫梁慧灵来安仁，是想让她李代桃僵，便于自己金蝉脱壳。早先在叙府城时，凌君如就用过这一招，为了笼络住刘文彩的心，她叫来同伴好友梁慧灵，和刘文彩一起玩“双飞燕”的性游戏。刘文彩的兴趣在美女凌旦儿身上，对梁胖的态度不冷不热，不过，既然凌旦儿乐意有自我牺牲精神，刘文彩也便照单全收。
凌君如安排的这场戏，原本是经过刘文彩允许的。于是备好花轿，敲锣打鼓，将梁慧灵抬进了刘家院宅。但是刘文彩没料到的是，一场婚事打理完毕后，凌君如一走三扭，风摆杨柳似地过来，倚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让我去成都。”刘文彩脸色一下变得阴沉沉的：“你想好了？真的要走？”凌君如坚定地点了点头。刘文彩神情有点绝望，他抬头看了看天空，长叹一声：“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走吧，都走吧。”他摆摆手，默然神伤，一个人径直走进了厢房。
凌君如果真走了。刘文彩派人用滑杆将她送到成都，在东城根陕西街买了幢公馆，这幢公馆从此成了她的金丝鸟笼。刘文彩在成都开有一家人力车行，现在转到了凌君如的名下，让她每月收租金，维持生计。日子倒也过得很富足。
当年在大邑安仁乡，凌君如也曾有过留下来陪刘文彩过日子的想法。可是偏远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最后还是让她望而却步。如果仔细探究，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她的肚子一直不争气，与刘文彩同居几年后，仍然没能生下一个子女。
刘文彩的继室杨仲华，是凌君如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重要的竞争筹码，是杨仲华特别能生孩子，一生就是七个（4男3女）。这让凌君如既羞又恼，却又毫无办法。没有生下孩子，始终是凌君如的一块心病，虽说眼下她还能靠容颜悦人，一旦人老色衰，失宠终归只是个时间问题。
凌君如也决不是庸常之辈，她必须死死拴住这个男人。女人之间如果斗起了心眼，什么锦囊妙计都能想得出来，这回凌君如想的点子是“借腹生子”。
凌君如初到安仁时，刘氏家族对这个曾经混迹于风月场所的女子百般挑剔，每个人都看她不入眼，尤其是大哥刘文渊，当着刘文彩的面严正声明：不能把那个女人带进刘家。凌君如进入刘家大院的路被封死了，只好另辟蹊径，想办法买公馆安顿她。刘文彩看中的是陈家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东西横向结构，大木门开启后是又深又长的走廊，走廊上铺着一层油漆地板，走起路来“蹬蹬”作响。最为气派是二楼上有个观景台，站在那儿让人心旷神怡。刘文彩找到陈姓地主，说了想买小洋房的想法，陈地主连连摇头，说房子暂时不想卖。刘文彩悻悻而归，只好另想办法，再去找其他的房子卖主。
谁知道过了不到一个月，事情忽然出现转机。陈地主有个赌博的爱好，一次在赌场上输了，找刘文彩借钱，刘爽快地给他数了一摞银洋。虽说第一次借的钱不多，总归是个人情，当刘文彩再次提出想买房子时，陈地主狠了狠心，只好卖掉了那幢房子。这之后陈地主并没有收心，继续沉迷于赌博场，心里总想着把输掉的银子扳回来。赌场是个无底洞，扳本的结果是越输越多，只好找刘文彩借钱再去赌，如此滚雪球似的越欠越多，陈地主成了债务人，仿佛是被夹住了腿的猎物，乖乖听从刘文彩的摆布。三天两头有逼债的上门，上街见到刘文彩的身影赶紧绕道走。欠了债总是躲也不是办法，他吩咐老婆注意和刘家搞好关系。有一天，老婆带着女儿陈大贞到刘家串门，凌君如笑咪咪迎上去，攀肩搭背显得格外亲热。陈地主的老婆乘势说，把那笔债务再宽限几天，凌君如满口答应下来。
表面上的满脸热情，肚子里却是另有心机。为了得到刘文彩更多宠爱，稳定自己在刘家的地位，也为了将来能名正言顺分财产，凌君如为老公当起了皮条客，选择的女子就是年仅14岁的陈大贞。经过凌君如一番精心计划，这个周密的计划得逞了，陈大贞终于怀上了刘文彩的孩子，这年她16岁。在此前后，凌君如又担心一个女人怀孕不保险，为了更稳妥，她又如法炮制。刘文彩私家车司机的妻子许太太有几分姿色，且据凌君如观察，刘对许太太很有意思，于是略施小计，安排好时间和地点，这对人物果然准时出场，上演了一出颠鸾倒凤的性爱戏。另一个姓金的女子，与凌君如相互间以姐妹相称，也被拉拢入港，成了凌君如“借腹生子”计谋中的一个道具。
凌君如的“三重保险”全部成功，三个女人都怀孕了。凌君如喜滋滋上阵，用棉衣塞大了肚子，走路时装模作样撑着腰，活灵活现像一个病恹恹的美孕妇。三个女人的儿子先后出世，这时候凌君如已经住到了成都，她松了一口气，这才得以“解除武装”，如释重负，再过几天，一个惊喜的消息传回了大邑县：刘文彩的三姨太一胎生下了三个儿子！消息不胫而走，被当时成都的报纸捕捉到了热点，写成报道，成为轰动全四川的头条新闻。
起初刘文彩以为这事儿是真的，屁颠颠来到成都，抱起三个儿子左看右看，心里飘过的是一丝怪异之情。他的耳目众多，一两天后就知道了事情真相，再回头看三胞胎孩子，既不像刘文彩，也不像凌君如，而且三胞胎长得三个模样。刘文彩恼羞成怒，受骗的感觉笼罩着他，心底里有一丝难言的悲凉。让他更难堪的事还在后头。成都几家小报知道了这个爆炸性新闻，纷纷到刘公馆采访，围在刘文彩屁股后面问这问那，热点效应就是金钱，小报记者肯定不会放过良机。刘文彩叫来凌君如狠狠一顿臭骂，然后带她回了安仁。刘文彩心里想，如果继续让她留在成都，还说不定会闹出什么样的花边新闻呢。
凌君如人是从成都回来了，可是夫妻二人的感情却完全淡漠了。当年，刘文彩看中凌君如年轻漂亮，对她的毛病不很挑剔。经过借腹生子的闹剧，刘文彩忽然意识到，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对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她贪图的只是自己的财产。看透这些之后，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油然而生。像一只破损的花瓶，留下的裂纹成了他们之间的一道鸿沟。
在经历了几次婚姻之后，刘文彩内心有种挫败感，充满了失望与落寞。不久后，他托人帮忙找了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女子，也就是五姨太王玉清。这是后话。
在安仁乡又住了几年，凌君如最后还是离开了刘文彩。这次她没有去成都，而是回了她的老家叙府。离别的时候，刘、凌二人都有点感伤，看着她牵着几个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刘文彩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当然，心中的感情更加复杂。
回到叙府后，仿佛时光倒流，凌君如似乎又回到了她过去的那些岁月。在风月场上纸醉金迷，她与那些老熟人打情骂俏，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当然在性行为上还得有所节制，她毕竟还和刘文彩维系着表面上的婚姻关系。不同的是，无论她看上去多么快乐，过去的那种欢快心境再也找不回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凌君如渐渐人老珠黄。她的性格和行为也变得怪僻乖张。三个孩子中，老大过早地夭折了，剩下老二老三，从小跟着这么一位古怪的母亲长大，身心所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表面上，凌君如虽然搂着抱着他们，其实骨子里对两个孩子根本没有责任感。孩子长大了，慢慢知道了凌君如并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母子间的感情更加疏远，长到了十一二岁，凌君如彻底失去了耐心，她请人帮忙代笔，给刘文彩写了一封信，问刘想不想要这两个孩子。刘文彩正好在安仁办了“文彩中学”，于是派人接回了两个孩子，放到学校里去读书。可是两个孩子在社会上玩惯了，像是两匹勒不住的野马，对上学读书感到索然无味。刘文彩一气之下，将他们从学校里赶了出来，一个被送到一家裁缝店学缝纫，另一个送到中药铺当学徒。刘文彩是袍哥总舵把子，事情太多，无心顾及这两个孩子，他们像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社会上漂泊。又过了一年，凌君如听说了这些情况，将两个孩子重接回叙府，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有了些感情。
刘文彩临死之前的那几年，曾经给凌君如写过好几次信，叫她回安仁来一起过日子。可是凌君如的一颗心已经死了，她始终没有再回安仁。土改时期，刘文彩的家产全部被没收，凌君如原来靠房租过生活的日子结束了，她回到中场镇娘家，试图自食其力，靠劳动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个名叫周少英的熟人见过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叫陈四姐的在一起。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来。”再娶一房姨太太有一天，刘文彩找来总管家薛畴九，阴沉着脸，皱着眉头说：“我想再娶一房姨太太，你帮我去物色一下。”薛畴九跟随刘文彩多年，懂得他此刻孤寂的心理，顺口问道：“姨太太要什么样的条件？”刘文彩无奈地笑了笑：“别的条件都在其次，主要是图她个心好。”薛畴九点点头，他已经明白了要去物色的应该是刘文彩的“生活秘书”。
可是刘文彩想找个“生活秘书”的心情非常急迫，过了没几天，不等薛管家有消息，他又通过一个袍哥“兄弟伙”牵线搭桥，介绍了一位村姑。袍哥“兄弟伙”叫赵建庭，介绍的女子是他表妹，名叫王玉清。
王玉清是大邑县蔡场乡王子云的女儿。1911年生，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略通文墨，看上去也挺有福相。14岁开始跟她父亲做小生意。她父亲王子云有个外号叫“王谷花”，制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一进口就化，用今天的广告词是“味道好极了”。因此，王谷花在蔡场乡街上办的糖果铺生意很红火。听说刘文彩想娶自己家的女儿，王谷花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刘家送的聘礼自然不会少，王玉清与刘文彩成亲后，刘基于对王的宠爱，又特意买地百亩，建了幢一千多平方米的豪宅送给了王家。这幢房屋后来被当地人称作“王公馆”，王家通过这桩婚姻，迅速从小康之家步入了富足大户的行列。遗憾的是，王家虽说暴富了，人丁却极不旺，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她父亲、哥哥和小弟相继去世，一门只留下三个苦命的寡妇，以及嫂子带的一个女儿。
在刘文彩的几个妻子中，他对王玉清的感情是最深的。平素有什么事，总是让王玉清陪在身边，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虽说没有凌君如那么洋气，也还能压得住阵。不管王玉清提出什么要求，刘文彩总是尽量满足她，不过，王玉清也很乖巧，基本上没对刘文彩提出过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有一次，那是刘文彩一生中的最后几年，王玉清担心丈夫死后自己的生活无着落，便让刘文彩留下一份遗嘱，将原先在成都湖广街为王玉清买的几套院子归还给她，另外还有安仁街上的一套独院以及12间铺面。
关于刘文彩与王玉清这对老夫少妻的婚姻生活和婚后情况，作家周东浩曾做过一次采访，时间是1991年8月，地点是大邑安仁地主庄园陈列馆办公室，采访对象王玉清当时已是70岁高龄。王玉清说，她是“三月间定的日子，四月二十四结的婚。那年月刘文彩拿的是七十几个银元……结婚时，有八节衣料，四床缎子被子，两丈云斗烟。结婚那天，接去吃的午饭，同去的有我小弟及几个挑东西的以及媒人，四个人抬的轿子，我结婚时穿的是蓝丝绒衣服，自己请人做的，裤子是软缎的，还有绣花鞋。我带去的东西是父亲在成都为我买的一双凉皮鞋，一双方口懒式皮鞋，两双缎鞋，六对枕头，四床被子，两口成都产的皮箱。”周东浩请她从一个妻子的角度谈谈刘文彩。王玉清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对刘文彩外面的事不甚了解。我只是站在妻子的身份上觉得，刘文彩这个人性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除父母爱我外，就是刘文彩了，再也没有第四个人真正爱过我。至于刘文彩坏不坏，坏是肯定的，不坏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因为那个社会就是那个样。再说刘文彩手下有那么多的人，刘文彩既不能保证他们不做坏事，他们做了坏事，刘文彩也不能保证不涉及到他。”刘文彩的晚境有点凄凉。姨太太四五个，临死之前却只有王玉清陪伴在他身边。他躺在病床上，眼角渗出了几滴眼泪，拉着王玉清的手轻轻抚摸着，小声说道：“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刘文彩这么一说，夫妻俩就会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建国以后，王玉清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做布鞋、做咸菜、卖臭豆腐养活自己。1955年，经人介绍，她与一个名叫姜文山的人结了婚，此人是位“辛亥老人”，建国后在四川省参议室任参事。1963年，姜文山老人去世，王玉清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此后一直独自寡居。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玉清再遭厄运，她被揪回大邑安仁游街批斗，陪同她一起挨批斗的是刘文彩的三儿子。此后王玉清便定居在安仁，平时按时出工，有时候还给生产队拾鸡屎、牛粪累计工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玉清年纪大了，村里把她当作五保户看待，每年享受6斤菜油、400斤口粮和400元钱。她晚年信上了佛教，天天面对佛像，虔诚地念叨“阿弥陀佛”。2003年，92岁的王玉清出门逛街回家，不慎在路上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春节过后不久，她去世了。王玉清一生没有生育，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什么亲人，安仁镇政府给她料理了后事，并将骨灰送回了她的娘家蔡场乡安葬。
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晚年时，刘文彩喜欢手拿一串佛珠诵经念佛。也许是他一生中做的坏事太多了，后期却想为心灵寻找一块净土。然而刘文彩越想静，几个姨太太偏偏越不让他静，整天吵吵闹闹，看起来是女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背后潜伏的是争夺财产的勾心斗角。
刘文彩老牛啃嫩草，暮年娶了王玉清，使这个原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动荡不安，早先还半遮半掩的各种矛盾，因为王玉清的到来以及刘文彩的偏爱，变得公开化了。
有一个春天的早晨，刘文彩坐在自己房间的一张太师椅上，吩咐仆人把几个姨太太叫来。听说老爷有请，几个姨太太踩着碎步急忙来了，心底里揣摩着，不知这个家庭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刘文彩清清嗓子，一字一眼地说道：“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每人每月20银元的零用钱，不够花的话，自己去想办法，养鸡养鸭都可以，就是不能拿了我的钱到处去惹事生非，给我添些麻烦事。”这话明里是对三个人说的，实际上指的是凌君如。凌君如轻轻哼了一声，扭着腰肢扬长而去。
除了二姨太杨仲华早年去了成都，一直很少回安仁外，剩下的三个姨太太中，最先离开这个家的是梁慧灵。据五姨太王玉清后来回忆，一天她去亲戚家吃饭，亲戚家的一位老表告诉她说，梁胖走了，带着七口箱子。王玉清回家后问刘文彩怎么回事？刘文彩轻描淡写地说，为一件小事，梁慧灵和他赌气，事后刘文彩派人去叫她，她不过来。刘文彩过去问她，迎面第一句话就直抵命脉：“你是不是要离婚？”梁慧灵正在气头上，回答了一句“是的。”刘文彩顺水推舟，说道：“你走吧，我也不留你。”快刀斩乱麻，立马通知总管家薛畴九，让他帮忙写了份离婚书，刘文彩和梁慧灵签字按手印，这桩婚姻便这样走到了头。
刘文彩家族的日子继续往下过，不过颤巍巍的，好似杂技演员走钢丝。
1945年夏天，凌君如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猛一抬头，正好看见刘文彩从王玉清的房间里钻出来，她没好气地吭了一声，扭着腰便往屋子里走。却被刘文彩在背后叫住了：“你的项链呢？送给哪个野男人了？”刘文彩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话语中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凌君如也并非那么好惹的，她将头一扬，冷笑着说：“项链是我的，愿意戴就戴，想送人你也管不着。”几句抢白，呛得刘文彩火冒三丈：“滚，滚！你给老子滚回叙府去！”凌君如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刘文彩，嘴唇上咬出了一排白印。她呜咽着，哭声嘤嘤的，像天边飞过的蚊子，过了好一会，才大放悲声，终于哭出声来，捂着脸跑进了自己的房间。整整三天，凌君如关在房间里没有出门。女仆给她送饭，她也懒得吃，每天只扒一小口，又将饭菜原样叫女仆带回。她没有再哭，也没有再闹，平静得让人感到有一丝担心。到了第四天，刘文彩来看她，想给她赔个不是，倒是凌君如先开了口：“我妈病了，我想回叙府看看。”刘文彩愣在那里，随即点了点头。这天上午，她雇了一乘轿子，提了几口皮箱，悄然离开了安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凌君如、梁慧灵没离开刘府之前，这个家庭已是危机四伏。三个姨太太相互间勾心斗角，谁也不买谁的账。有时候，二姨太杨仲华回安仁看望孩子，也会在院子里住上几天。原本三个女人的一台戏又增加了一个角色，变得更加精彩纷呈，彼此间的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
杨仲华性格刚强，个性鲜明。当初她搬到成都文庙后街的刘公馆后，刘文彩曾几次派人上门来说情：“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的是，社会就是这个风气，何必太认真。”说客磨破了嘴皮，杨仲华也不为所动。后来刘文彩亲自来成都，请她别再怄气，跟他回安仁乡。杨仲华摇摇头，坚决地说：“有她无我，有我无她，你若真心想请我回去，就先把姓凌的狐狸精请出门。”她提出的这个条件，刘文彩是做不到的，于是谈判一次次陷入僵局。
杨仲华与凌君如是冤家对头，见面了相互间都没有好脸色。后来凌君如又引来了梁慧灵，杨仲华知道后更加气愤，人前人后骂凌君如是“狐狸精”，说老头子（刘文彩）总有一天会被害死在这只狐狸精的手里。刘文彩娶王玉清，杨仲华是知道的，她也表示赞同。心里拨打的算盘是，既然刘文彩的心早已没放到自己身上了，那么让王玉清去对抗凌君如。可是王玉清娶进门后，杨仲华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刘文彩对王玉清的宠爱，超过了对凌君如、梁慧灵的宠爱，但是王玉清恃宠而骄，甚至连她这个正室也不放在眼里了。
瞅见一个机会，杨仲华决定教训一下王玉清。有一天吃中午饭的光景，一位姓林的奶妈来叫杨仲华：“太太吃饭啦。”杨仲华正要挪步，又听见林奶妈冲王玉清那边的厢房里叫道：“新太太吃饭啦。”王玉清拉开房门，见杨仲华立在门楣边，心里有点不高兴了，对着林奶妈气冲冲地嚷道：“太太就是太太，叫啥子新太太，以后不准叫我新太太。”杨仲华满肚子怨气正愁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听王玉清这么说，像只点燃的爆竹：“王玉清，你把话说清楚，娶进门才几天，就要和我平起平坐？叫你新太太有什么不对？你吃亏啦？不愿意当新太太就别进刘家门……”一连串反问和数落，直逼得王玉清毫无招架之功。杨仲华仍不解气，见院子里看热闹的丫鬟使妈站了一大排，她用手指着王玉清说：“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个人是新太太，以后谁也不许叫她太太，哪个敢叫我就不客气。”王玉清低着头，眼眶发红，只好任凭教训，不敢有任何顶撞。从那以后，王玉清和杨仲华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有句话叫做“眼不见心不烦”，自从梁慧灵、凌君如相继离开刘家后，杨仲华再也很少回安仁了。她在成都的生活费用，是靠刘文彩的田产收租，每年大约有千石谷子。这是一笔不小的租金，完全够杨仲华开销了。刘文彩光景好的时候，曾给杨仲华买过一辆旧轿车，将就着用了几年车就不能跑了。杨仲华让刘文彩再买一辆新车，刘文彩口头上答应了，却一直不见行动。40岁以后，杨仲华开始学佛，每天晚上关在屋子里打坐两小时，脾气也比先前缓和了许多。在人们的记忆中，渐入老年的杨仲华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建国后的头几年，杨仲华的日子过得最艰难。她本来早已离开了刘文彩在安仁的那个家，可是在人们眼里，王玉清只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做不了什么主，杨仲华才是刘家的主妇，因此刘文彩死后遗留下的各种债务和事务，都归她来偿还。杨仲华是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她默默将这一切承受下来，维系这个已经破败的家庭。后来，刘文辉听说了这些情况，主动把刘文彩生前欠的债务揽了过去，杨仲华才松了一口气。
杨仲华有抽鸦片的习惯，解放后，其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再说也断了鸦片来源，便改成了抽纸烟。再后来，她原先居住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了，迁往善堂的一间偏屋里，一日三餐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得戒了纸烟。每天，她都要步行好几条街，到居委会临时组建的一个缝纫组里干活。1953年杨仲华病故，地点是在成都善堂那个狭小的偏屋里。
除了明娶的几个姨太太外，刘文彩还特别爱玩婚外情。世上的女人是各种各样的，他勾引的方法也是形形色色。有的靠小恩小惠，有的花大把钱财，实在还有不愿意入港的，就施行霸王硬上弓，他一生中玩过的女人难以计数，回顾那些女人的命运，像一幕幕宕荡起伏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
在刘文彩玩弄过的女人中，川剧女演员占比较大的比重。过去女艺人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卖艺不卖身。可是刘文彩才不会去管这些，只要是他看中的女人，都会想方设法弄到手。有个贵州籍女子叫筱惠芳，是川剧班子的花旦，被刘文彩看上了，收为干女儿。起初只是陪吃陪喝，过了段时间后，干爹刘文彩扯下了那些体面的幌子，将筱惠芳按在床上奸污了。那时筱惠芳还不到20岁，整天以泪洗面，哭得像个泪人儿。多亏一位好心人暗中相助，她才得以逃脱。另一位叫罗映雪的川剧女演员，被刘文彩看中后收为“二奶”，后来罗映雪又被刘文彩的三儿子看中，与老爹争风吃醋，最后竟闹到要动枪……叙府城有个女子叫薛泽兰，颇有几分姿色，一天在大街上逛商店，被刘文彩看中了。派人一打听，此女子是个寡妇。刘文彩效仿金瓶梅中西门庆大官人的做法，请了个媒婆杨九娘，设计好一个圈套，将薛泽兰引入彀中。有金钱做基础，一场情爱戏上演得十分疯狂，两人颠鸾倒凤，男欢女爱。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薛泽兰怀孕了，刘文彩请了个游医帮忙打胎，却闹出了大出血的惨剧。眼看着女人即将驾鹤西去，刘文彩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他采取的一连串行动，却充分揭示了其地痞无赖的嘴脸。他派手下打手将薛泽兰抬进她亡夫家里，等着断最后一口气。薛泽兰死后，又让人抬进她亡夫生前的卢家祠堂，勒令卢氏家族的族长，请道士为薛泽兰做40天的道场超度亡魂。姓卢的族长稍有不从，就挨了打手几个耳光。无奈之下只好照办，40天的道场超度之后，卢氏家族认为女人的血光冲坏了祠堂的风水，从此关闭了祠堂大门，改为从后门出入。
刘文彩一生中强行霸占的女人有多少？这是个难于统计的数字。如今刘氏地主庄园中，仍然保留着一张八根龙柱合围的大床，可以让人遥想到当年主人的财势和奢靡。就在这张大床上，刘文彩经常与多名女人同床而卧，淫乱滥交。刘文彩在叙府的公馆里有幢三层小洋楼，顶层的一间大房子，不管白天黑夜都围着窗帘。隔三五天，刘文彩就召集一群女人在这间大房子里跳裸体舞，手里拿着一枚金戒指，扬手往空中一抛，然后看着金戒指在地上滚落，十几个裸体女人在地上疯抢，谁抢到了金戒指，就赢得了和刘文彩做爱的资格。
上帝叫他亡，先让他疯狂。无节制无休止的淫乱，使得刘文彩的身体被女人们掏空了。脸色浮肿，眼袋下垂，原先就很苍白的脸变得蜡黄，像是飘浮在空气中的一块枯树皮。更为严重的是，从1948年以后他开始咯血，家人用轿子把他送进成都，住在文庙后街的刘氏公馆里，每天请医生来看病。在公馆里陪伴他的，是王玉清，刘婉兰（刘文彩的二女儿），以及几个男女仆佣。
有时候，家人们会来看望刘文彩。一天，刘文彩的二儿子带其长子来到病榻前，几句问候的话没说完，就被刘文彩挥挥手粗暴地打断了：“你们来做啥子，不要多说，知道你们都巴不得我早点死，好去分我的财产。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得了些什么呀？”说着一口血又涌上来，当即吐到了地上。
到了这年的10月，刘文彩的病情越发重了。公馆外的一排大槐树上，几只乌鸦从早晨起就在枝头上聒噪，一直叫到了黄昏也不肯散去。二女儿刘婉兰拿着缠着红布条的竹竿驱赶，那些乌鸦赶跑了，过一会又重新飞回来。刘文彩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说：“不用赶了，该来的总归要来了。”他闭眼养了一会神，声音忽然高了八度，歇斯底里地叫道：“回去，回去，让我回去！”按照迷信的说法，在外头死的人是不能抬进家门的，刘文彩此时的想法，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大哥刘文渊派来了两辆车，一辆轿车一辆吉普，刘文彩被抬进轿车里，横躺在座垫上，头枕在二女儿刘婉兰的怀中。王玉清因为晕车，坐上了那辆吉普车。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成都向大邑安仁开去。“上车后，刘文彩即开始昏迷，赶到新冿河时，桥已被炮火炸断，过不去了，为了避开正在燃烧的战火，不得不七弯八拐，走了一个小时，实际上才走出了十几里路。刘文彩气若游丝，眼看就要不行了，二女儿刘婉兰赶紧让司机停车，大家商量迅速返回成都抢救。”刚返回到成都文庙后街的刘公馆里，刘文彩就断气了。
刘文彩的儿女们刘文彩妻妾成群，但是生育有儿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元配妻子吕氏，生下了一男一女，可惜吕氏命不长，娶进门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她生下的一双儿女也过早夭折。刘文彩后来的七个子女（4男3女）全部为继室杨仲华所生。长子刘元龙、长女刘忆云，是刘文彩未到叙府之前杨仲华在安仁所生。刘文彩到叙府后，杨仲华又为刘家生下了3男2女：次子刘元富，三子刘元华，四子刘元贵，次女刘婉兰，三女刘婉蕙。
长子刘元龙（1921～1952），曾被刘文彩寄予厚望。迁到叙府后不久，刘元龙也跟随母亲杨仲华同往。刘文彩自己文化不高，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并安排管家薛畴九督促其学习。后来刘文彩从叙府迁回安仁乡，又特意将刘元龙送到成都一所学堂读书。刘文彩望子成龙，大儿子却偏偏成了一条虫。1938年，17岁的刘家大少爷回到安仁乡时，只带回了两样东西：赌技和烟枪。
望着大儿子刘元龙躺在烟榻上蜷缩的背影，刘文彩心里像被针刺了似的疼痛。他找到六弟刘文辉，一声声长叹短嘘，诉说大儿子不争气带来的烦恼。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感情最深，五哥有难，自然要鼎力相助。他给侄子刘元龙在军中安排了个军需官的职务，其实也并不要他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是吃空饷。但是在军队里呆了一段时间，刘元龙还是受不了了，每天早晨上操训练，他赖在床上不起床，晚上吹响了熄灯号，他还要偷偷溜出军营去妓馆里泡妞。有一天，不巧碰到刘文辉来巡察，听说了这些事，不由得大为光火，狠狠训斥了他一顿，并要关他一星期的禁闭。刘元龙没等士兵送他进禁闭室，就收拾起行装回到了安仁。
刘文彩给刘文辉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刘文辉将情况简略说了下，在电话中让刘文彩将刘元龙再送回军队。可是刘元龙一听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军营了。刘文彩无计可施，只好听之任之，嘴上却说道：“不去了也好，在家好好当袍哥大爷也行。”
为了笼住大儿子的心，刘文彩托人说媒，为刘元龙介绍了一宗婚姻。女方家庭是崇庆县的一个大地主，父亲叫张星初。谁知这个张氏娶进门后，才发现他们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原来还只有刘元龙一个人躺在烟榻上没日没夜地抽鸦片，现在躺在烟榻上的人成了一双。刘元龙睡的那张大花床占地九平方米，两边贴金龙抱柱，远看像是一座金玉满堂的宫殿。每天从清晨起，这对男女就开始吞云吐雾，像一对蜷曲着身子的大龙虾。
不仅如此，自从抽鸦片以后，刘元龙的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动辄粗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天早晨，刘元龙照例躺在床上抽大烟，其妻张氏穿好了衣服下床，却被刘元龙一把拉住了，非要她陪着抽鸦片。张氏扯了个理由：“我去厨房看看早饭做好了没有。”结果那天她出去的时间长了点，遭到了刘元龙的一顿大骂，张氏顶了几句嘴，刘元龙从烟榻上跳下地，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狠狠地往墙上撞：“时间这么久，是不是背着我和野汉子偷情？看老子不好好收拾你！”直到张氏的头上碰出了血，他才收手罢休。
刘文彩死后，按理说长子刘元龙应该是这个家的掌门人，可是刘元龙实在是太窝囊了，连他自己的生活都料理不好，如何去掌管这个大家族？1950年，川西发动了一场武装暴动，刘元龙也蠢蠢欲动，他与“反共救国军”第七路游击队秘密商议，各保各甲分别派出一人参加暴动，由刘元龙提供经济后盾。那几天，刘元龙总算放下了大烟枪，坚守在老公馆里，向攻打三江口的每个人发米发枪。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刘元龙随武装暴动队伍向邛崃方向逃窜。1951年，刘元龙被解放军抓获，关押在成都郊区的一所监狱里。这个鸦片鬼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在牢里呆了两三个月，就患上了严重的气喘病。刘文辉及时援手相助，将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监外就医，但是没过多久，到了1952年3月，刘元龙还是因患肺结核而病故了。
次子刘元华，是刘文彩的一颗希望之星。
刘文彩到叙府后，杨仲华带着一对儿女随之而来，第二年，她在叙府生下了次子刘元华。这个二儿子长相与刘文彩特别相像，性格也很沉稳，从小颇为刘文彩所青睐。刘元华四岁的时候，刘文彩给他订了个“娃娃亲”，女方是四川犍为县著名大盐商姜伯年的二女儿。通过这桩婚姻，刘文彩与四川盐业界头面人物混熟了，在盐业方面又大捞了一把，川西滇东一带的盐市，几乎全部为刘文彩所垄断。为了进一步控制盐业大权，刘文彩还任命儿女亲家姜伯年为叙府盐业行商公会会长，并开办了“信义源”盐号，从中获利甚丰。就在刘文彩从叙府撤退的那一年，因战争关系盐业利润已经锐减，刘文彩依然从姜伯年那儿收到了缴纳的盐业利润款70多万银元。
1942年，刘元华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读书，时年19岁。军校位置是原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的旧址，该处因荒废已久，杂草丛生，刘元华起初入学的时候还是满目荒芜。他在军校里学习时十分勤奋用功，3年后毕业，被六叔刘文辉召到他手下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当排长，不久即升为连长、营长。
在这期间，刘元华回家完成了他的婚姻大事。妻子聪慧贤能，知书达理，不仅做得一手好女红，而且书法也颇有功底，是刘元华称心如意的贤内助。
刘文彩病逝后，刘元华一直跟随在六叔刘文辉部下。建国前夕，刘文辉率西康部队起义后，刘元华被整编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分区。刚刚任职不久，就接到大邑县政府寄来的一封信，催他迅速回安仁乡，办理有关退租退押事宜。其时世事混乱，刘元华的思想情绪也极不稳定，何况母亲、妻子和子女均在成都，接到这封信后，他立即启程还乡。
在成都，刘元华和母亲杨仲华碰了下头，听杨仲华说了些情况，这才感到事情比原先预料的还要糟糕。父亲刘文彩病故后，留下的几个姨太太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更为严重的是减租减息的浪潮席卷而来，刘文彩留下的家业资产迅速贬值，而且有完全消失的趋势。在如此特殊的时刻，这个家庭需要有根顶梁柱，而刘家长子刘元龙一生与鸦片和赌博为伴，基本上形同一个废人，作不了什么指望。按杨仲华的想法，只能靠次子刘元华来收拾残局了。此时的刘元华，其心情可想而知，极其复杂而又极端矛盾。他思考了大半天，决定留下来帮助母亲杨仲华回安仁公馆清兑财物，料理刘文彩死后遗留下的乱摊子。
一回到安仁乡，刘元华立刻被卷入到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漩涡中。安仁乡政府成立后，即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武装自卫队，配备有枪支弹药，专门负责镇压匪特人员，关押“反动分子”。刘文彩当年是大邑地方一霸，他的后代逃脱不了被镇压关押的厄运。只不过由于刘元华是起义队伍的一员，才幸免关押收监。尽管如此，刘元华也永远不再是新政权所依靠的力量了，他暂时还属于“控制使用”的人员，日夜有人秘密监视其行踪。从显赫新贵忽然一下坠落成社会底层的草民，而且还是被监控对象，这一个弯子转得太大也太快，刘元华一时很难适应，心情灰暗，情绪消沉。
清兑父亲刘文彩的财产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刘元华一时难以脱身，便自行脱离了军籍。在那段日子里，他亲眼看到土改工作队将刘文彩老公馆的大部分家具、衣物分给农民，珠宝玉器和珍贵文物上交中央或省级博物馆，老公馆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的校址。那座象征刘文彩家族权势财势的老公馆，渐渐从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消失了，仿佛退潮后的海岸，只留下空旷的沙滩和几只散落的贝壳。
接下来的日子，刘元华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推进了政治的漩涡中。工作也没有了着落，其时正值建国后不久，六叔刘文辉虽说在新政权中担任了职务，但一来时间紧张，二来是起义将领，难以取得新政权的完全信任，即使想帮助侄子刘元华，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几经颠沛流离，刘元华后来在铁路部门谋得了个临时工的事做，然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刘元华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心里头明白，作为大地主刘文彩之子，只有拼命工作才能洗刷自己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罪恶。白天，他和民工们一起抡起铁镐、钉耙，在工地上洒下汗水；到了晚上，同伴们都在休息了，他则主动去打扫食堂，冲洗厕所，想以此换来组织和同事们的信任。但是一切努力皆是白费，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能得到的只能是无休止的批斗，挂黑牌和游街，这也使他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灰暗。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刘元华才被转为正式工人，而且是级别最低的五级工，每月工资60多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刘元华的情况有所好转。他的身体不好，单位上曾两次安排他进疗养院疗养，工资待遇偏低，单位上连续给他浮动上涨了两级工资，对此刘元华言谈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1984年，刘元华从单位正式退休，生活在重庆市隆昌县。
刘文彩的三儿子名叫刘元富。此子生于1928年，他出生后不久，母亲杨仲华与父亲刘文彩闹意见，一气之下，杨仲华带着几个儿女去了成都。到了1937年，刘元富9岁，不幸患了脑膜炎，杨仲华一个妇道人家，从未见过这个阵势，病急乱投医，结果医生用药过量而使得刘元富成了个聋子。小小年纪就成了残疾人，杨仲华越想越伤心，他托人给刘文彩捎信，要了笔银子，带着刘元富赴上海去求医治病。几乎跑遍了上海的所有医院，刘元富的病依然没有好转，后来，杨仲华听从一个熟人的劝告，又带着刘元富去了北京。但是北京之行使杨仲华彻底失望了，一个德国医生经过几天的细心观察和诊断后，神情庄重地对杨仲华宣布：这个孩子的病是永久性耳聋。杨仲华顿时觉得天晕地眩，一口气差点没接上来。三天后，她带着刘元富悻悻地回到了成都。
刘元富虽然耳聋，学习却十分用功，记忆力好得惊人，他不能和正常孩子一样进学校读书，杨仲华就专门请家庭老师，负责辅导他一个人的功课。长到十七八岁时，刘元富已经成了个英俊的小伙子，各方面都很出色，只是因为耳聋，他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恋爱结婚。面对一个丰富多彩却又无声的世界，刘元富开始感到了烦恼和痛苦，尤其是当他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女人从面前飘过时，心里头就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忧郁。
有个川剧女演员叫罗映雪，原是四川新津县人，刘文彩牵头成立公益协进社后，为了壮声威，花钱组建了一个川剧班子，遇到什么喜庆的日子，就拖出来应酬一番。罗映雪是川剧班子中的一名旦角，隔三差五进刘文彩的老公馆陪吃陪喝，帮刘文彩装烟递茶，捶背揉肩。时间稍长，被刘文彩霸占成了情妇。这样一来，罗映雪来老公馆的次数更勤了。每次她从老公馆大门口飘进来时，刘元富的眼神就会被情不自禁地勾住，然后整天都像掉了魂似的心神不宁。爱情的力量日积月累，终于促使他下决心奋力一搏，要努力去扼住命运的咽喉。有一天，刘元富叫住了正匆匆往外走的罗映雪，两人站在天井边上，听他表白自己内心的爱慕之情。罗映雪脸儿红扑扑的，眼睛不停地往楼上看，她生怕这一幕会被刘文彩看见。偏偏越是担心的事来得越快，刘文彩打完一圈牌出门小解，一低头，正好看到了楼下的那个情景：三聋子刘元富拉着罗映雪的手，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刘文彩快步走下楼梯，迅速来到他们面前，罗映雪见情势不妙，赶紧挣脱刘元富的手，捂着脸跑开了。刘文彩冲三儿子吼道：“简直是反了，你懂不懂规矩？”刘元富看着刘文彩发怒的脸，隐隐约约猜得出老头子在说什么，也大声反击说：“我要她，我就要她，我要她成为我的女人！”刘文彩一听气急败坏，抓住三儿子的衣领狠狠一拽，刘元富从父亲手中挣脱而出，冲进里屋拿起一杆枪，拉动扳机就要冲刘文彩开火。幸亏旁边的佣仆眼疾手快，从三聋子手中夺过了枪，才没有酿成大错。
刘家这桩未遂的枪案发生后，罗映雪成了惹事的祸根，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当天，她被一个姓乔的哑巴藏进茶水房躲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乔哑巴打开老公馆的后门，送她远走高飞。临上路时，乔哑巴从怀中摸出一枚金戒指递给她，手中比划了半天，罗映雪总算弄明白了：金戒指是三聋子刘元富送给她的，让罗映雪在成都等他。罗映雪看了看那枚金戒指，没有多说什么，趁着薄雾悄悄逃走了。
过了三四个月，三聋子刘元富果然如约来到了成都。他找到罗映雪，拿出一枚玉戒指，提出要交换原来送她的那枚金戒指。罗映雪掂在手里看了看，那枚玉戒指是断了后重新用金子包接过的。她嘴角哼了一声，摇摇头说不换。刘元富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人，一时间不知为什么，竟感到有一丝陌生，再也找不到先前在安仁老公馆时的那种感觉了。刘元富从那间昏暗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再来找过罗映雪。
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的爱情后，刘元富多年未娶，始终是孤身一人过日子。建国后，刘文辉见其可怜，把他带到身边当过几年私人助手，住在成都市政协分给的单身宿舍里。后来经人介绍，刘元富和一个耳聋的姑娘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
刘元富最惨的一段经历，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时候刘文彩已是全国闻名的大丑星，刘元富被大邑县“革命群众”勒令返乡接受批斗。在安仁乡人民公社，经常和他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的有两个人，一个王玉清，另一个是当地的一名地主。白天要到田里劳动干活，晚上没完没了地写检查，那个耳聋的妻子在生活的重重压力面前再也顶不住了，提出要和刘元富离婚，刘元富无法挽回那段婚姻，只好同意分手，眼睁睁看着妻子带着女儿离去。此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格变得冷漠孤僻，沉默寡言，一连好多天不说一句话。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所好转。
文革后期，政府给他平反。再往后，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成都养老。多年来，这位孤独的老人习惯了一个人单独生活，再加上耳聋，他平时很少出门。如果有人找他，需要用他门前的那根竹竿在地上搅动几下，让他发现后才会过来开门。
刘元贵是刘文彩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刘元贵出生时，刘文彩家族已开始走下坡路，随着革命浪潮的席卷而来，这个曾经极度辉煌的家族逐渐走向衰落。刘元贵长大成人后，被他母亲杨仲华送到刘文辉那儿去当兵，此时已是建国前夕，刘文辉正在为自己的前途煞费苦心。经过痛苦的思考，刘文辉决定反正，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刘文辉手下当兵的刘元贵，自然也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
此后是部队整编。刘元贵是刘文彩的儿子，背上背着口大黑锅，在部队里很难再呆下去，于是转业到铁路部门，分配到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小站工作。再过了几年，他在当地小镇上找了个姑娘结了婚。
小火车站位处深山，远离城市，但革命的风暴依然能够吹到这里。刘文彩被从地下“发掘”出来后，其后代的厄运就开始了，组织上三天两头找他妻子谈话，要她站稳立场，和刘文彩之子刘元贵划清界限。终于有一天，妻子顶不住这些压力了，找刘元贵提出要离婚。刘元贵也没多说什么，第二天上午，和妻子去小镇上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之后，刘元贵成了个郁闷的单身汉。
几年后，他所在的这段铁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当场死亡11人，刘元贵是其中之一。事故发生后，铁路有关部门向上级写了份报告，除了阐述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处理结果外，还要求上级追认这些因公殉职的人员为革命烈士，很快上级的批复下来了，车祸中丧生的另外10人全部被追认成烈士，惟独刘元贵例外，因为他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儿子。
刘文彩有三个女儿，长女刘忆云（早夭），次女刘婉兰，三女刘婉蕙。
在大邑县安仁乡，刘文彩专门为两个女儿修建了“小姐楼”。这幢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砖勾白线柱墙框架，共有三层，为六面六角形状。顶层的“欢喜亭”建筑风格极其独特，柱式拱廊与格式窗户相交错，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除长女早夭外，次女刘婉兰幼时被父亲刘文彩指腹为婚，许配给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儿子。到了结婚年龄，她嫁到了田家，夫妻生活还算恩爱。三女儿刘婉蕙经刘文辉介绍，进了重庆一所学校读书，后来情况不详。
在刘文彩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始终未被刘家认作儿子的儿子，他就是凌君如当年借腹生子的“三胞胎”之一，其亲生母亲叫陈大贞。凌君如当年“生”下的那三个孩子，如今只剩下他一人留在世上。
当年陈大贞在凌君如的诱骗下，与刘文彩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很快怀上了孩子。这事被陈大贞的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认为女儿是辱没祖宗，揪着她的头发，要装进木笼子沉水。多亏几个亲戚求情，陈父才放了她一马，将其逐出家门，一辈子不许回来。从此以后陈大贞四处流浪，漂泊他乡，不知生死。
和他一起长大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在8岁时患病死了，另一个建国后参军被录取，后来便再也没有了消息。1956年，他被乡武装部介绍到重庆一家军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里听说他是刘文彩的后代，又将他开除了。1968年，经人介绍他与镇上粮站的一名女炊事员结了婚，对方也是地主的女儿，对他的出身没怎么挑剔。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成了实际上的受惠人，县里落实政策，将他安排到县磷肥厂，之后又被抽调参加县啤酒厂的建设，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啤酒厂提拔为动力车间副主任。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年的满目繁华，早已沉淀为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历史。一个大家族的荣辱兴衰，给后人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