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水晶狐狸”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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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期限为一年，时间到了，就要重新选举，但要重选总统的话，就得先成立国会。话说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国会也成立过几届了。这民国第一届国会（也就是宋教仁那届），人称“八百罗汉”，也就是参众两院议员有八百多人，段祺瑞觉得人多嘴杂，每次议事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议，徒然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减少名额，改为“五百大仙”。
第二届国会的“五百大仙”还有个名字，那就是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的名字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支持段祺瑞的一些政客经常在一个名叫安福胡同的地方开会，而第二届国会议员的产生都是由这个安福俱乐部操纵，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
国会组成了，接下来的大戏就是选举总统，由于冯国璋与段祺瑞双双下野，这时便宜了另一个人，那就是人称“水晶狐狸”的徐世昌。
徐世昌与袁世凯系八拜之交，徐比袁大4岁，在徐世昌无钱应试时，袁世凯曾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
徐世昌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留院任编修。徐世昌在翰林院混得很惨，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给老师送礼，一次只能送二两银子。之所以混成这样，主要是他在翰林院不招领导待见。当时在翰林院掌院的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他暗地里给了徐世昌这样一个评价，说他“虚矫过人”，而这话又传到某名高权重的亲王耳中，结果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没有，一直在坐冷板凳。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老兄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
作为北洋元老，徐世昌的名望当在冯、段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冯、段这些武人所能比拟。在安福国会选举总统难产之时，徐世昌却欲迎还拒，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
对于大总统的职位，徐世昌自觉非他莫属，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虽好，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诸东流水了。
想到这里，徐世昌对冯国璋、段祺瑞两人甘愿让贤的表示反应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这时，着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见总统难产，大局不定，只能屈尊就驾，最终将徐世昌的出山条件打探清楚：“冯段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
在段祺瑞的公开保证下，徐世昌这才放心大胆的出山。在各方协调下，徐世昌以绝对多数的高票当选为民国第二任、第四位大总统（前三人为袁世凯、黎元洪和冯国璋）。
徐世昌出任总统是一个多方妥协的产物，一来西南各省可以默许这个文官总统；二来徐世昌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老资格，以第三方的身份在直皖派系斗争中起到缓冲的作用；而国会中的研究系、交通系议员也是支持徐世昌出任总统的。至于当时最具实权的人物段祺瑞，他再次以退为进，甘居幕后，继续把持北京的政局。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七个国庆日，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的运气也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一战结束的特大利好消息，而且首次成为了战胜国总统的荣誉，可谓是不战而胜，喜从天降。一战中，虽然中国只派出了一些劳工赴欧洲帮忙，胜利来得有点廉价，但终究挤入了战胜国的队列，可以随班逐队，山呼万岁，值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并借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气。
插句题外话，这战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东单北大街上那座规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给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混乱中不幸被杀的德国公使，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被迫派醇亲王载沣亲自到德国致歉并为之修建了这种牌坊。在德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这座牌坊被兴奋的中国民众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书写的三种铭文被抹去，后来被运到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以示我国人扬眉吐气（1952年又改成了“保卫和平”四字）。
据当时人的记载，北京的街道上插满旌旗，人满为患，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可谓是普天同庆、万民欢愉。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并由半天延长至数天。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
11月28日，总统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庆祝欧战胜利；阅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园开演讲大会，大会有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总统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每至演讲高潮，听讲者欢呼连连，气氛之热烈，前无所有。
在这种激动的情绪影响下，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的市民提灯游行大会。大概是受到上次游街的鼓舞，教育部这次更是兴高采烈，他们特发命令，让全体学生都来参加30日的这次提灯大会。据称，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多所，光学生就有万人之众。当大总统徐世昌的马车进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更是鼓掌欢呼，盛况空前。
在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下，徐世昌也顺势发布和平命令，以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重归统一。当时西南五省的护法军政府将孙中山排挤走，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
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有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由于谈?a href='http://lishi.zhuixue.net/renwu/xiean/' target='_blank'>谢安煌痘谒降恼粗校奔湟换尉偷搅宋逶隆Ｖ谒苤婧蟊惚⒘苏鹁型獾摹拔逅脑硕薄?br>
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呢？
话说中国参加一战胜利之后，全国上下都十分高兴，其实中国人高兴得太早了。1919年1月，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了。既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自然也在被邀之列，民国政府也是兴高采烈，随后便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专使团，成员包括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另外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等欧美派外交家提供后援，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在临行之前，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与段祺瑞等人都对专使团寄以了厚望，希望能借此和会之机，取消战败国德奥两国的在华权益、撤退各国在华军警、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议公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为主席，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日本侯爵西园寺四人为副主席；另外，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2人组成十人委员会，作为和会的审议和决策机构。至于大会的代表名额，也是按大中小来区分：大国5席、中小国1至3席……中国分了2席。
当中国代表满心盼望和会能处理“撤军、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时，那些大国却说此等要求与和会无关，须另开会议再议。1月27日，当五大国在讨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置问题时，日本突然提出要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坚决主张不把山东问题划入讨论议题，意图由日本独占原德国的权益。
中国代表原本对和会极其乐观，未曾想到会有“山东问题”这一麻烦事，一时也慌了手脚。细论起来，日本若提“二十一条”，中国代表尚有“情势逼迫”之理由相抗辩，但看到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的私下谅解，却是惊诧莫名，因为这显然是秘密外交，与威尔逊总统说的公开外交相悖嘛！
日本代表自以为有英法等国的默许，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自然不在话下，他们在听了中国代表对抗抗辩后，反含讥带讽地说，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出力不少，牺牲甚大，中国又做过什么呢？不过派几个工役、挖几条战壕、运几斗粮食，如何能与日本的贡献相提并论？如今德奥租界尽已归还，中国所得利益已经不小，如何还要争回青岛，岂不是自不量力，妄加请求？
4月30日，在没有经过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渐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但是，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仍旧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的浇了一盆凉水。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心啊，这次真的是很受伤，哇凉哇凉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公理”？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
所谓“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小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说到最后，陈先生不免叹道：“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的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出，北京的学生们震惊了，北京的人民震惊了，全中国的人民都震惊了！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其中便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他们哪里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们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很快便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礼堂外都聚集很多人。在当晚的大会上，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衍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仰天而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
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之后，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他们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竖起了一幅硕大的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在对联的另一边，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所血书的“还我青岛”也悬挂在那里，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飘摇。
来到天安门的学生大多手持标语，上面分别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誓死力争”、“不作五分钟爱国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等。在行进的过程中，学生们还不断呼喊着这些口号，并将传单发给沿街的民众。
传单便是运动的宣言，一个是古体，一个白话体，凡爱国之士，不可不读：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
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有学生嫌这份宣言过于文绉绉了，于是又以白话体拟定了一份更通俗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份宣言却简单易懂，当时分发一空，传诵一时。随着学生们的集聚，跟随而至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他们也都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并跟着一起高呼口号。
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演讲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列队进发，拟向各国公使请愿并求争取国际公义之同情。在途中，民国政府的教育次长袁希涛、北京的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吴炳湘监闻讯赶来，但他们并不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了东交民巷后，尽管美、英、法三国使署对学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巡捕房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五月的烈日下被晒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不能通过。
使馆区请愿受阻之后，学生们义愤填膺，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尽管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在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
曹、章两人回到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当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已经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的叩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见势不妙，随即上前劝阻叩门的学生，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
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的时候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他们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既是卖国所得，砸了它又有何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了根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一边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听了这个消息后，另外一些人则兴高采烈的纷纷赶来，要看看“曹汝霖”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的出了后门，随后又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嚷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三十二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衍）。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章宗祥和那日本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姑且不算）。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可以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名叫肖劳的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他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在学生被捕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即向警察厅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爱国学生，在要求被拒绝后，北大学生当晚又成立了干事会，当时的很多知名学生团体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都纷纷加入，干事会还分设了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部门，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前一天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校也召开学生大会，并宣布此后与其他学校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学界的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的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影，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国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和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则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则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
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最可逗的是，在五四的风潮中，章宗祥与陆宗舆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当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两眼含泪。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再做冯妇并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还真不算冤枉了他们。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
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
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动致命行动。
代表团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拒签。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和会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老一代的北洋系人物在五四运动中黯然失色。很显然，他们原先对学生的看法无外乎是“国家大事不用你们管，不好好念书，便是造反”之类的，由此，当学生运动突然崛起后，他们的表现大多是茫然而一无所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年的年末，冯国璋在北京去世，终年62岁。由此，也就还剩个段祺瑞还老当益壮，壮着自己余勇可贾，要做一番大事业。不过，北洋第一代已经垂垂老矣，面对北洋第二代的挑战，段祺瑞能对付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