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入主中原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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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阴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是吴佩孚的五十大寿，部下、亲信们就要好好的给吴大帅好好闹一闹了。
寿诞的当天，前来洛阳给吴佩孚祝寿的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各界名流达到上千人，其中有各省军政长官或者代表、驻军将领等，还有康有为甚至前清摄政王载沣的代表。
由于之前准备的招待所已经住不下，吴佩孚只好将部队的团部、营部腾出来，以招待安置这些客人和随从。在继光大楼（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吴佩孚的同乡，因而吴佩孚将自己的办公大楼以此命名）的寿堂，各地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譬如载沣送的“白玉如意”，其成色极佳，洁白得如羊脂一般；还有不知是谁送来的仇十洲的名画《汴洛图》，不仅是稀世珍宝，而且画的又是本地风光，也算是颇动了一番脑筋；还有赵恒惕送来的湘绣八扇屏、马富祥送来的两匹伊犁名马等等。
最奇特的一套礼物，是冯玉祥送来的，是一坛玉泉山的清水。众人见了之后十分诧异，觉得冯玉祥过于不近人情且近乎无礼，吴佩孚却打着哈哈说：“究竟焕章是个有心人，他这是表示我们两个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在所有的礼物中间，康有为的一幅寿联是吴佩孚最最喜欢的：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及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大名士，他写的这对寿联真可谓是为当时呼风唤雨的吴佩孚锦上添花，据说吴佩孚见到这副寿联后，连对康有为鞠躬三次，高兴的说：“皇帝天子的赏赐我都不稀罕，唯独康先生赠我的这两句名言，将是无价之宝，伴我永年！”
“百岁功名才及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两句恐怕还不仅仅是康有为对吴佩孚的恭维，而确确实实是吴佩孚当年全盛时期的写照。
在吴佩孚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就连欧美人士也对他极其看好，并认为他将带领中国走出混战，并最终走向统一。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的下面的注释是：General Wu。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吴佩孚在那边乐呵的时候，奉系张作霖也没有闲着。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后，张作霖也是痛定思痛，他请书法家在自己的折扇上题了四个字：“勿忘吴耻”，这四个字引用了春秋战国时期勾践卧薪尝胆，最终一举灭吴的典故，吴佩孚写这四个字，以示自己有勾践之志。
第一次直奉大战之后，张作霖开始思考：自己的队伍明明兵强马壮，怎么数天之内就让吴佩孚这个“吴小鬼”稀里哗啦的给收拾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
思来想去，张作霖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军队人员过于老化，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比如张景惠、吴俊升等人，虽然他们跟随多年，忠心耿耿，但战场无情，讲究的是灵活多变、生龙活虎，这些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譬如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还有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奉系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啊！
由此，张作霖决定对新老将领进行一次大换血，他把一干重量级的旧派军官调到保安司令部充当高级顾问，实际是让他们给年轻的将领空出位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之后，奉军拥有了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旅以下按三三制，即使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兵员150人，总兵力达到17万。
为了提高奉军的立体作战能力，张作霖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空军，并委任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奉军的飞机主要是从外国购买、飞行员也大都是由外国航空学校毕业，这在当时的军阀里是远远走在前头的。在奉军空军的全盛时期，飞机数量一度达到近300架。
在各方面都发展的情况下，张作霖也注重拳头力量的培养，这就是重点扶持的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由于张、郭俩人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张作霖对这两支生力军寄以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奉军中的典范，由此，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在装备、待遇等方面都比兄弟部队强很多，完全称得上是奉军中的王牌军。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爱子，出生于1901年，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但出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传统，张学良耳濡目染，很早就投身军队。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期间，张学良遇到了当时的教官郭松龄，两人一见如故，并私下结拜为异姓兄弟。
1920年，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立即将郭松龄调为自己的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在次年的奉军扩编中，张学良出任第3旅旅长，郭松龄则出任了奉军第8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当时忙于其他事务，第3旅的日常训练等工作也是由郭松龄负责，也就是郭松龄实际上指挥了两个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由于第3旅和第8旅损失惨重，张作霖便将之整编为第2、第6旅，仍旧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充当旅长，并挑选精兵强将补充到这两个旅，另外新式枪械也都是由这两个旅先挑。在张作霖的重点培植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其所带的部队也成为奉军中最基干的部队。
就在吴佩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一周后，张作霖派遣六路大军近15万兵力向关内进发，要与吴佩孚决一死战，报仇雪恨。曹锟在得知奉军大举出动后，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议对策。吴佩孚倒也不紧张，他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按他的估计，奉军怎么说也再要个两三年才可以恢复，届时他的部队练得差不多了，就算老胡子不来，他也要去平定东北的。
张作霖在东北厉兵秣马的时候，吴佩孚在中原可也没有闲着。在部队拉到洛阳后，吴佩孚每天都是6点前起床，8点到操场阅操，向来是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不仅重视军事训练，也注重对士卒的精神教育，由于他本人是个秀才，又一向喜好夸夸其谈，因而经常召集士兵们进行讲话，什么“忠孝节义”，什么“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等，往往是出口成章，随口便来。
奉系大军出动的当天，曹锟发出讨伐令，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吴自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共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20万大军迎战。
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著名的“四照堂点兵”，他却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描写道：“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命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的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当然，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很大，其在回忆录中对吴佩孚的描写往往有故意丑化之嫌疑。这第二次直奉战争，其规模远比之前的战争如直皖战争要大得多，也残酷得多。这次大战的主战场在山海关一带，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15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军在山海关一带早有准备并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部来攻时，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次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
在空军方面，奉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不断以飞机前来直军阵地上轰炸，而直军也调来意大利进口的高射炮还击；在海军方面，直军占据优势，其渤海舰队拟攻击葫芦岛，并载陆军前往营口登陆，抄袭奉军后路。但是，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海军两次起锚都无功而返。在山海关陆路战场上，奉军的重炮团和骑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系士兵久经战阵，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并不处于下风。
由此，奉军与直军便在山海关这不足15里的战线上反复冲杀，展开了极为残酷的拉锯战，其战事之惨烈，为之前的战争之罕见。特别是重炮、重机枪、地雷、飞机轰炸的使用，更是大大增加的伤亡率。另外，在前沿阵地姜女庙的争夺中，双方甚至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死于刺刀之下的竟有两千余人，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
第二次直奉大战打了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主战场双方拼尽全力，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蹊跷的是，古北口的北路战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镇守古北口北路战场的冯玉祥、胡景翼、岳维峻、孙岳等部队并非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他们对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并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命。而曹锟手下的大将王承斌也因为兵权被削夺而心怀不满，因而也在关键时候与冯玉祥等人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
早在直奉大战之前，冯玉祥已经和奉军张作霖接洽，据称张作霖给了冯玉祥“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双方达成协议，互不进攻，共同倒吴。由此，冯玉祥的部队虽然开出北京，但屡屡以粮饷准备不足、前方需要修路等借口而迟迟不肯进军，到达战场也并不与奉军交战，这使得奉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吴佩孚打算用冯玉祥所部侧击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还只是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假如吴佩孚在山海关取得胜利并进军关东的话，冯玉祥部将按照之前的计划出击热河北部，与吴军夹击奉军；如果奉军攻破山海关挺进关内的话，冯玉祥将回师北京，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与奉军一起夹击吴军。
这时，一个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这事得从吴佩孚的参谋长说起。1923年的时候，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方严自知能力不行，便向吴佩孚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更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谨谨慎慎的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于是，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而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偏在直奉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自作主张了一次，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正好靳云鹗部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的，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争，于是又给冯玉祥发去一个电报，说：“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冯玉祥本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于是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之后，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而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各位，关于张参谋长的故事，可千万别以为笔者说的是野史，要知道，这封电报之事乃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之事，决无半点的捏造与夸大。事实上，历史有时候就是由细节决定，而细节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恰好在关键时候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当人们在苦苦追寻历史的真相时，其实仅仅是因为北美洲的一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而已！
事后，吴佩孚乘坐军舰离开天津，那些残兵败将们愤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方严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摆摆手，苦笑着说：“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话说吴佩孚领导的直系人马之所以最终失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冯玉祥的倒戈相向。那么，作为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为什么要背叛主帅？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