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道“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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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袁世凯“成功”晋级大总统得益于孙中山的辞职，那么，难道孙中山就这么容易让位给袁世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前，还有三道“紧箍咒”套着袁世凯，这三道“紧箍咒”是：
一、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
二、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
三、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大家想，袁世凯是何等人物，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有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再者，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他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所以，定都到南京，难。
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派出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团员有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等专使团到天津时，袁世凯还派出他的长子袁克定亲自前往迎接，以示重视。到北京后，袁世凯也和和气气，说等北方局势稍微安定，就立刻南下。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见到袁世凯的当天晚上，北京城出了大乱子，一些乱兵冲入城内，大肆抢劫，就连专使团的住处也被波及。第二天调查发现，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制的北洋第三镇，事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迅速作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更离奇的是，北京兵变后，保定、天津等地也陆续发生类似的兵变，这下各地的舆论纷纷指责专使团，说是他们的到来使得人心不稳，导致了兵变云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建议仍旧定都北京。
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导演了这场兵变，目前尚不得而知。当时的北洋军队军纪败坏，袁世凯是不是能够控制他们，也是个未知数，据冯玉祥、徐永昌等人在回忆录中也大都否认是袁世凯是兵变的主谋，而他们当时正好都在北京，而且是军界中人。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不必南下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至此，定都之争、就职风波也就彻底落下帷幕，袁世凯大获全胜。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就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那就是把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的名义好听，但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
对于《临时约法》，袁世凯并不在意，只要他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南京方面发来的文件一切都好说，他都一概同意。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到时候老袁还是要推倒一切重来的。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第一件事就是提名唐绍仪做内阁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买办家庭出身，12岁那年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国留学，他曾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可惜的是，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
回国后，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成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唐绍仪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后做过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袁世凯被踢下台后，唐绍仪也就自觉的辞职赋闲，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在同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中，唐绍仪一直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
但两个长期的合作者，最后还是出了问题。麻烦出在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问题。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这规定的本意，原是要从制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扩张，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与唐绍仪是什么关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绍仪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干，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也不能掌控当时的复杂局势。
按袁世凯的想法，他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还事事与他争论，简直就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连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总理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的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
有一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其实袁世凯就比唐绍仪大一岁），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
唐总理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终究是硬气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干脆就撇开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赵秉钧、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凯的撑腰，原本就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赵、段等人更是不把这新官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怎么做得下去？
最后的冲突是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当时就提议由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来担任直隶都督。
王芝祥原籍直隶，在辛亥革命中反正参加革命，后来还参加了北伐。南方革命党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各位想，直隶是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
唐绍仪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兴冲冲的给王芝祥发电报让他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袁世凯却改派他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回南京协助遣散军队。王芝祥得了这个任命，就到唐绍仪去副署，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等唐绍仪回过神来，这才知道他被上司袁总统和朋友王芝祥双双出卖！愤懑之下，唐绍仪断然拒绝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却是个很在乎官位的人，他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事后，唐绍仪一怒之下就收拾行囊，携家眷往天津去了。就这样，首任内阁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台。
唐绍仪下了台，这边却有个政治新星冉冉升起，这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早年中过秀才，后在武昌读书的时候，受到黄兴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因为清廷的通缉，宋教仁东渡日本，成为同盟会的元老。
民国后，宋教仁在孙中山的默认下，将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这个国民党与后来的国民党不是一回事），在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大获全胜。按理，这次就轮到宋教仁组阁了。
但令宋教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左右，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正要上车的时候，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地一声枪响，宋教仁中弹了。
等到大家镇定下来后，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血已经流了一地。送到医院一看，宋教仁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两天后，宋教仁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宋教仁组阁在即，对他的威胁最大。但光凭这个还不能完全定论，先看破案过程。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一个古董字画商到英租界捕房报案，说看见上海青帮大佬应桂馨拿出一张宋教仁的照片，愿出1000元的价格去找人刺杀他。应桂馨被抓获后，行刺的凶手武士英也随后被抓，接着查出了应桂馨同赵秉钧手下秘书洪述祖来往的电报，其中就有“毁宋”二字。关于这个“毁”字，有两种解释。一是通过媒体丑化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二是将宋去除，杀掉。
离奇的是，凶手武士英在预审的前一天突然死亡，凶手干得非常漂亮，竟然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当时都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目前史论说袁世凯将武士英杀人灭口，这很可能是无稽之谈。武士英的经历和背景与北京政府没有一点联系，说袁世凯杀人灭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脚，而且从技术上来说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当时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武士英引渡到中国法庭后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如果说杀人灭口，最大的可能反是来自应桂馨的帮会系统或者陈其美的国民党内部势力。
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二弟陈其采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中国留学生第一期毕业生，三弟的两个儿子也是鼎鼎大名，即陈果夫、陈立夫，陈其美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结拜为兄弟，陈其美还是蒋介石的大哥。
应桂馨和陈其美的关系，也颇为复杂。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之前，与应桂馨交往甚密，辛亥革命之后，应桂馨还曾做过孙中山的卫队长。可惜的是，这个人江湖习气太重，后来仍旧重归江湖。“二次革命”期间，应桂馨趁乱逃跑，后来被袁世凯派人所杀。
应桂馨逃出监牢，和陈其美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监牢是陈其美的地盘。陈其美是革命党，但他也是帮会中人，而且策划了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比如光复会会长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因为他认为陶成章要与自己争夺上海地盘。最讽刺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自己的把兄弟蒋介石干的。
更让人头大的是，在应桂馨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在宋案中被攻击得最厉害的另一个嫌疑犯赵秉钧也突然死亡，这就让宋案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在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了总理之职，并在风声过去后出任直隶都督。目前很多历史书都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但这种总统毒杀前总理的重大事件，多少会显得有点离奇。
至少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找到赵秉钧被毒死的任何确凿证据。事实上，赵秉钧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于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巧合，这大概就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了。
赵秉钧为官多年，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发迹，并专攻警政。袁出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后，赵秉钧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开创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赵秉钧在清末一直跟随袁世凯，后来还出任过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负责警务、民政，并无什么特别的劣迹。最有意思的是，赵秉钧和宋教仁的关系还算亲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秉钧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秉钧办理并请求赵秉钧从支票中代为偿付五千债务。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后，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他听后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不一会，总统府中电请总理，赵秉钧即仓皇离去。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似乎并非是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无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不至于如此。但是，赵秉钧是知道洪述祖“毁宋”活动的，这才会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这样一句话。看来，赵总理虽然在政治上也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但对于宋教仁的被杀一事，应该是为管束下属不严而承担责任。
据记载，赵秉钧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赵秉钧突然腹中剧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等人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点过于武断。
就在宋教仁被刺案还没有了结之时，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达成“善后大借款”的协议，南方各都督纷纷通电反对，1913年6月，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二次革命”由此爆发。
可惜的是，革命党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事实上，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踞，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这次的战争实际上是给了袁世凯一次统一的机会。
“二次革命”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督军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
袁世凯在心满意足之际，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那就是，到目前为之，他这个总统还是“临时”的，怎么才能“转正”呢？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自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