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五省联帅孙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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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其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据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说，孙传芳的胞姐被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收为小妾，年少的孙传芳随母前往依附，但王英楷称其姐乃系金钱购来，不配与他讲亲谊，后来经人转圜，才勉强将孙传芳收为马弁。时间长了，王英楷觉得这小子还算聪明，于是让他陪自己的儿子读书，不久又送到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而且后来以官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孙传芳回国之后，老姐夫王英楷已没，于是转而投靠湖北督军王占元，进而由参谋逐渐提为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在1921年湘鄂战争后，湖北督军王占元被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挤走，因孙传芳部在作战中表现出色，吴佩孚对他很是赏识，于是让他接任第二师师长，并当上了长江上游总司令。后来，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孙传芳率军进入福建，随后又夺取了浙江，由此成为最新崛起的南方军阀。
张作霖的部队，军律一向比较坏，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头带金边帽，腰悬盒子炮，妈的巴子是免票，后脑壳子是护照，听说要打仗，拿着枪儿往老家跑。”南方人对这些外来者非常反感，必欲去之而后快。
奉军下江南后，孙传芳为了对抗奉军势力，在杭州秘密召集军事会议，邀请闽、苏、赣、皖的四省代表前来参会，共商对付奉系。会上，各代表决定五省结为联盟，组织“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并共推孙传芳为联军总司令，准备将奉系驱除出江南。
奉军的杨宇霆得知孙传芳即将发动攻势之后，决定缩短战线，保存实力，他先将奉军第20师从上海调到苏州、常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姜登选则与孙传芳拉起了同学关系：“中央及各省之间虽有隔阂，但大家彼此都是同学，何必相煎太急，何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原来，姜登选与孙传芳、周荫人均为1907年的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而杨宇霆也是两年之后的师弟，这打起来又何必呢？
在临到打仗了，孙传芳哪里会管你什么同学不同学，该打那还得打啊！孙传芳用兵，一向推崇兵贵神速，他当年从湖北打到福建便是如此，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四五天，孙传芳便组织了五路浙军，展开进攻。
就在孙传芳发布通电的当晚，浙军前锋便已经进占松江，而江西督办方本仁的赣军第1师也出兵九江，前往抄袭安徽安庆。随后，孙传芳的部队沿着沪杭线大举进军，奉军则节节后退，一直退到镇江、丹阳一带。
孙军的各路军队在常州会师后，士气更是高涨，随后便进逼丹阳，并首次与奉军交火。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被俘近千人，其残部则在破坏铁路后退往镇江，随后又退往南京。
由于奉军未经苦战便唾手而得江南，这次遭遇孙军的猛攻自然是措手不及，结果只能再次退出南京，撤往蚌埠，孙传芳不战而下南京。江苏的那些师长们对杨宇霆早就十分不满，他们在暗中与孙传芳暗通款曲，等到孙军一到，马上宣布独立。安徽也是一样，旅长倪朝荣在响应孙传芳通电后便率军进逼蚌埠，逼迫姜登选离开安徽。在杨宇霆、姜登选退出江苏、安徽后，奉军的第一次南下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张作霖并未死心，他认为这次主要是自己太大意了，奉军的真正实力并未真正展现，因而他随后又令张宗昌集中兵力于徐州，准备好好跟孙传芳干一仗。由于担心张宗昌的军队尚不足以对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张作霖又在关外下总动员令，打算以10个师到15师的兵力南下接济张宗昌。
在此局势下，东北的奉军源源不断的沿着京奉线开出关外，集中在滦州、天津一带准备集体开拔，连飞行队也都做好准备，随时飞到济南作战。有了张作霖的撑腰，张宗昌也底气十足，毫不犹豫在徐州摆开架势，要与孙传芳一较高低。
10月26日，张宗昌命令奉军发起进攻，双方在宿迁、蚌埠一带展开激战，苏军白宝山、陈调元等部形势危急，直到孙传芳调集大队人马并亲赴前线指挥才把战线稳定了下来。在孙传芳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张宗昌部步步后撤，而此时国民军与奉军的冲突在即，张作霖决定让张宗昌放弃徐州，撤回山东。而孙传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杭州打到了徐州，五省联军也急需整顿，因而在攻占徐州也放弃进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11月8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并宣布以徐州为界，南北和平。随后，苏军师长陈调元、福建督办周荫人纷纷拥戴孙传芳为浙、苏、闽、皖、赣五省领袖，而段祺瑞在孙传芳已经打下江苏地盘后，只能任命他为江苏督办（同时兼浙江督办）。
由此可见，奉系这次南下其实是为孙传芳在江南崛起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从此，刚满40岁的孙传芳春风得意，一举成为名重一时的“馨帅”（孙传芳字馨远），也成为当时奉系、国民军、吴佩孚之外的直系新势力。
说到孙传芳，他在南方的统治时间不算长，但闹了不少笑话，譬如其干涉国画大师刘海粟使用女模特一事，便颇为可笑。
刘海粟早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时，其不但率先使用女模特儿作画，而且还首次公开展览。由于当时社会风气远未开放，此次展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刘海粟也背上了“丧心病狂、败坏风化”的骂名。
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为人保守，他当时就跑到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那里去告状，孙传芳听后大受刺激，他勃然大怒道：“这不是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吗？真是岂有此理，混账至极！”说罢，孙传芳立刻下令查封上海美专，并派人去将刘海粟捉起来。
直到后来，有人告诉孙传芳说，画家临摹模特在国外乃是司空见惯，这种事情最好别管，不然闹大了只会让外国人取笑，到时大家都不好下台。孙传芳听说外国人也这样，只好罚了刘海粟五十大洋就算了事。
孙传芳不但禁止裸体模特，他对女人穿旗袍也十分反感。在他眼里，旗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据说，孙传芳每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招摇过市，便紧皱眉头甚至双眼紧闭，以示自己“非礼勿视”。可笑的是，孙传芳反对女人穿旗袍，但他的姨太太却不吃他这一套，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传芳做上“五省联帅”没多久，蒋介石便领导北伐军便打到了江浙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孙传芳的地盘尽失，只好率残部逃到山东依附张宗昌。在蒋介石宣告下野、北伐军一度陷入混乱之时，孙传芳一度偷袭南京，并与北伐军血战于龙潭，可惜最后功亏一篑，所部几无生还。孙传芳在失败后，曾痛哭道：“精锐尽丧，无能为力矣。”不过，张宗昌手下将领褚玉璞在给部下训话时却说：“你们算得什么队伍，像孙联帅的兵，那才真是队伍呢！”
后来，北伐军继续进攻山东，孙传芳与张宗昌再次大败，败讯传到张作霖那里后，张作霖很不高兴，问：“你这仗是怎么打的？”孙传芳说：“打的不错，已去徐州不远，如效坤（即张宗昌）正面不生变化，徐州早已取得。”张作霖问：“部下损失若干？”孙传芳答：“无损失。”张作霖问：“枪械尚有多少？”孙传芳说：“每兵两杆。”张作霖听了很诧异，孙传芳便解释道：“效坤兵溃，沿途遗弃枪械，俯拾即是，可惜我的兵每个人只有两手，若有三手，则每兵三杆矣！”张作霖听后大笑，慰劳甚至。
上述之事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依附奉系后的孙传芳此后便不再掌管兵符，而是栖身天津，不再抛头露面。1933年，同样隐居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见其心绪烦乱，无所适从，便劝他皈依佛门。后来，孙传芳投入佛门，法号“智圆”。
不仅如此，孙传芳还与靳云鹏两人共同出面，将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修葺后，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由于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位人物曾经显赫一时，因为吸引了很多信徒，最多的时候，前来参加诵经活动的居士一度达到三千多人。
但在两年后，一向安静的居士林殿堂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大名鼎鼎的孙传芳中弹倒地，登时毙命。孙传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开枪打死，这在当时可算是特大新闻。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便发出号外，标题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和上海各报均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为之轰动。
令人吃惊的是，刺死这位前“五省联军统帅”的竟然是一位女刺客，而且也是居士林的一位女居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位女刺客名叫施剑翘，她自称是为父报仇，这事说来话长。当年奉军南下，孙传芳率东南五省联军抵御，两军交战，相互厮杀，不免有人战死、有人俘虏，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孙传芳在其中的一件事上做得有点出格，那就是对待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施从滨被俘一事。
施从滨是北洋系的旧人，其兄长施从云在清末的时候曾是冯玉祥的密友，并一起搞过“滦州兵变”，但后来因事败而被杀，也是一位为革命而捐躯的先烈了。本来嘛，这军阀间打来打去，将领被俘本也是常事，一般情况下大都是战后放回了事，但这次不知道孙传芳怎么想的，他居然下令将施从滨……斩首。
注意，施从滨不是以当时通常的方式枪毙，而是被古代的刑罚加以斩首。不仅如此，孙传芳还下令将施从滨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这就做得实在有点过头了。
死讯传来，施从滨的嗣女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施剑翘的生父原是施从云，后因其被杀而自动过继给弟弟施从滨。施剑翘当时还写有诗一首，以示此仇必报：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但是，施剑翘当时只是一个弱女子，她要想对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复仇，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开始的时候，施剑翘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但当时施中诚已经担任烟台警备司令的要职，他认为去刺杀孙传芳既无可能，也不想耽误自己的锦绣前程，因而对此表示冷淡。施剑翘一怒之下，便与之断绝了兄妹关系。
数年之后，施剑翘又结识了堂兄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当时担任阎锡山晋绥军谍报股长的施靖公。施靖公开始对施剑翘表示同情，并答应帮她报仇雪恨，于是施剑翘便对他以身相许。但结婚以后，施靖公把之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便不满的反驳说，现在已经有儿有女，何必为了陈年往事而冒大风险。
失望之余，施剑翘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并决心要亲自动手，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好在这时候孙传芳已经下野，而且就住在天津租界，于是施剑翘也赶到天津，并到处探询孙传芳的消息。
无巧不成书的是，施剑翘和孙传芳的孩子都在一个学校就读，由此施剑翘得知了孙传芳的具体行踪。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并假扮女居士潜入居士林，准备伺机刺杀孙传芳。
当年11月13日，这一天是讲经日，孙传芳一般会到居士林来诵经。但这一天突然变天并下起大雨，施剑翘以为孙传芳不会来，于是没有带枪。不料过了一会，孙传芳却突然赶来，于是施剑翘便急忙回家拿枪赶回居士林，于是有了以上刺杀的一幕。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她并没有逃走，而是对周围的人大声道：“各位朋友不要怕，孙传芳是我打死的，我是为父亲报仇，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施剑翘还从包里掏出一大把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和父亲施从滨的相片发给周围的人，传单上详细说明了她为什么要刺杀孙传芳的原因。
后来，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后经申诉，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与施剑翘生父施从云有旧的冯玉祥得知后，经过多方努力，为施剑翘争取了特赦。最后，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便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命令，予以赦免（孙传芳本就是国民党的革命对象，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孙传芳被刺一案发生后，居士们都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因而这个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一蹶不振。倒是孙传芳的佛门之友靳云鹏在《大公报》上撰文为之惋惜：“馨远系余劝其学佛，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来诵经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与前判若两人。遭此惨变，殊出人意料之外，几使人改过无由，自新亦不可得……”
靳云鹏说到这里，不觉拍案叹息，“此风万不可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要在知过改过。若努力改过犹遭不测，则无出路可想”。
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做得太绝，必有报应，即便是如孙传芳一样投入佛门真心忏悔，也未必就有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