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故事：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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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秋天，一个迷人的夜晚，孙中山从皇仁书院出来，漫步在歌赋街上。
这是一条充满诗意的小街，古老的橱窗，各种特色的小店，随意挂着的招牌，处处都渗透出一种香港式的怀旧和温馨。孙中山眼睛闪着亮光，随意地浏览着，思绪却回到了一年以前。
那时他刚进皇仁书院不久，也是在这样迷人的夜晚，一个人走出学校，到街上来逛逛。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的伤兵，呻吟在街边墙脚。他们满身的血污，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折了脚，还有的脑门上被揭去了一块皮……
“惨不忍睹”，就算是用上了这四个字，似乎还是不能完全表达当时的情景。
孙中山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人之所以伤成这样，是拜法国人所赐，也是清政府“关照”的。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清政府为了在越南的主权，与法国开始了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中法战争。
战争开始在越南进行，以后便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可腐朽昏庸的清政府却在“镇南关大捷”之后是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这“新约”不但“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还允许法国人“在中越边界开辟商埠”、“在中国投资建筑铁路”，从而不仅让法国达到了侵略越南的目的，还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
国弱民穷，根源就是大清帝国！
孙中山在心里喊着，仿佛看见了大清皇帝的那张龙椅，禁不住不屑地摇了摇头。对这个大清王朝，随着年龄的增大，视野的开阔，他逐渐失去了起码的信心，有的只是轻蔑。
“只可惜，那些伤兵的血白流了！”想到伤兵，想到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孙中山的眼睛湿润了。他想到了当时看见他们时自己的无可奈何与愤怒。
“如果我是个医生，当时就可以替他们医治伤痛。”
孙中山这么对自己说，又想到了早年家乡的所见：乡民生病了，就去拜神祈福，或者用香炉灰治病；到檀香山读书时，哥哥的农场有一佛堂，患病的中国工人也不去找医生，却跪在关帝像前祈求保佑驱魔除病。
孙中山曾对他们说：“你们有病去找医生才对，吃神茶、香炉灰怎能把病治得好呢？”
可当时没有一个人理会这少年人的话，最多只睁开眼来有些诧异地看看他。
好在，那儿还是有一个人与他想法一致，这就是檀香山的杜老师，广东顺德过来办农场的。杜老师非常有学问，屋子里全是书，其中许多是医书。孙中山当时很佩服他，喜欢向他请教一些自己不懂的事，见他家医学书多，就问：“你不是医生，为什么有这么多医书。”
“我想学这门学问。”
“为什么呢？”
“医生可以救人苦难，北宋范文正公就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崇拜他，想学做医生。”
孙中山听了，想了一会说：“做不了良相再做良医，这不恰当，既然医可以救人苦难，不如就从良医做起。”
孙中山现在想到自己当时说过的这番话，只觉得徒然眼前一亮。既然想投笔从戎不遂，想做法律家不成，我何不转而学医，以救人苦难呢！
尘埃落定，职业的选择有了着落，孙中山长长地舒了口气。他再无意浏览街边的楼宇、招牌、店铺，匆匆地赶回皇仁书院。
半月后，1886年秋，孙中山转入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广州博济医学堂。刚过了一年，1887年9月，孙中山再转入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
走进学校刚过一月，孙中山就约请杨鹤龄、尢列、陈少白，去庆祝一下他们四人的相识相知。
为此，孙中山选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酒店，要了几个炒菜，一瓶便宜的红酒，准备一边吃喝一边闲聊。
孙中山与杨鹤龄自幼相识，俩人过往甚密，直到孙中山去檀香山读书，他俩才分开。1882年，杨鹤龄到广州算学馆求学，与顺德人尢列同窗，不久结成莫逆之交。孙中山转到香港西医书院，结识了同学陈少白。
这样，他们四人因为志同道合，很快结成挚友。其中，尢列年龄最大，1885年生，孙中山次之，杨鹤龄再次（1868年生），陈少白最小（1869年生）。孙中山的这三位挚友，到后来都成了他的最亲密、也是最得力的战友。
杨鹤龄于1895年加入兴中会。1911年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晚年居澳门，1934年8月29日病逝。
陈少白参与成立兴中会和同盟会，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后，曾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1922年以后致力于家乡建设事业。1934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平。
尢列于1895年在香港参加兴中会，先后在国内、日本、南洋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组织救世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21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此后脱离政界。1936年11月12日在南京病逝。
这是后话。当他们四人刚刚坐下来时，就见一老人怯怯地倚在店门边。鼓鼓的一对眼珠子在深陷的眼眶中转动着，嘴角渗透着寒碜的馋相。店家见了，走过去吆喝着：“快走，别影响我做生意。”
“多少给口饭吃，都饿三天了。”
店家见老人不肯走，伸手就要去推他。孙中山走过去，瞅着老人问：“为什么就要乞讨呢？”
“儿子，都怨我那儿子。”
“你儿子怎么啦？”
“他吸鸦片，家里什么都吸光了，连房子也抵给了烟馆。”
孙中山掏出一把铜钱塞给老人，铁青着脸回到餐桌，沉闷良久，长叹一声说：“现今天下农桑不振，鸦片危害民众，民不聊生之源啊。可之所以如此，根源的根源又在当今朝廷的腐败。”
“这个朝廷，对外只知一味服软，对内只知尽力盘剥，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它。”
“皇上昏庸了，官员腐败了，老百姓只有受苦了。”
“列强也就趁虚而入了。”
……
四个挚友，一人一句，大胆地议论国事，抨击朝廷，使得身边餐桌上的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有害怕受到牵连的，竟惶惶然而离去。四个挚友见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言辞更加犀利。
不只在酒店，就是在学校里，他们也照样我行我素，时常说一些“胆大妄为”、“犯上谋乱”的言语，有胆小怕事者惊恐万分，便称他们四人为“四大寇”。孙中山等人听了，只是相视一笑。
“我们是什么寇啊？朝廷的许多做法，才是卖国贼呢？”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人之不同，确实各如其面。有称孙中山为寇的，却也有欣赏孙中山的。这个人，竟然还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
何启生于1858年，是广东南海人，皇仁书院毕业后，曾留学英国，1887年为纪念英国亡妻，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并附设西医学院。他听到了有关孙中山的议论，让人请来孙中山。
“听说你非常爱国，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孙中山还以为此番前来定会遭到一顿训斥，何启竟然是用这样的话来作开场白。
“我非常爱我的国家，我做梦都希望她强盛，如果能为她的强盛做一些事，我死不足惜。”
何启听了，脸上没一点表情，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小八岁的年轻人，沉思了一会又问：“你既然非常爱国，决定学医，为何选择西医而不选择中医呢？”
“中医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精华之一，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所信仰，只是近年来我亲眼看到西医解决了困扰国人多时的鼠疫等问题，不由不对西医心存信慕。”说到这儿，孙中山停下话来，眼望着何启。
“就这个理由？”
“还有，因为西医解决了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使我纳闷不解，也就钻研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这才发现，中医有个显而易见的弊病。”
“哦，说说看。”
“中医理论，原于道教，理论基础自于阴阳八卦，没有物质基础作为理论支撑，又因为中医是产生在科学诞生之前，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归纳能力，也没有统计学论证。”
“说得好！”
“还有就是，巫师常常与中医师合二为一，使一些医师变得亦医亦巫，让人莫名其妙。”
“说得真是太好了！那么，你对西医有什么看法呢？”
“西医发展时间到现在虽然还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可人体解剖学的成果却积累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形态学基础，人体物质世界的奥秘逐渐被发现和探索，这样就容易找到病源，使治疗起来有很强的针对性，效果自然就更明显一些。”
何启听了，击掌称赞，满脸的兴奋。
何启很早就接触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科学，深感清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大力改革、推行新政。早在一八七二年，他就与人创办了《华字日报》、《篁日报》等报纸，向人们报道世界大事。他本人，也发表了《中国之改革新政论议》、《中国改革之进步论》等有关革新、救国的论述。
正因为如此，从此以后，他既是孙中山的老师，更是孙中山的同志和大力支持者。何启后来不仅掩护了兴中会在香港设立的据点，还直接参与了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并担任革命军的发言人。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邀请何启返广东，任广东省都督胡汉民的总顾问。孙中山特别嘱咐胡汉民，凡外交事务，一定要请教何启。
这是后话。得到何启的支持，孙中山对自己更有信心，从此便“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常与志趣相投的同学议论时政，倡言“改良社会”、“无敬朝廷”。另一方面，他更加勤奋地学习深入地思考，除了医学知识，对欧美的政治、历史、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一一努力去涉猎。
这段时期，孙中山非常信服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很喜欢阅读法国大革命史的有关书籍。由于他博学多识，甚至被同学们喻为“通天晓”。
1892年7月，26岁的孙中山参加香港西医书院的毕业考试，在12门课程中，他的成绩有10门为“优等”，有两门为“及格”，属“最优异”的成绩，因而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孙中山还没有在西医书院毕业时，就已经被人称为良医，高超的医术在澳门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