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长江后浪推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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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讨伐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当时段祺瑞的身边并没有一兵一卒，他当时主要借重李长泰的第8师、冯玉祥及其曹锟的部队，这才讨逆成功……用流行的说法，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完全凭借着个人的威望“咸鱼翻身”，这不能不说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了。
按理，段祺瑞曾在清末编练新军的时候先后担任过北洋三个镇的统制，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又担任过几个军事学堂的督办，怎么说也该有自己的子弟兵，但在袁世凯民国当政后，段祺瑞虽然被任命为陆军总长，但却与部队脱离了直接关系，这时间久了，指挥不动，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可以这么说，段祺瑞终其一生，应该算是一个军人，而非军阀，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就不能借此拥兵自重，而这两点恰好是军阀的主要特征。不过，段祺瑞原本是具有这个条件的，可惜运气不佳，没有做好。
这又从何说起呢？
说到这事，还得从对德宣战这事说起。翻开世界地图我们知道，中国和德国相距甚远，山东的德国军队也被日本军队给干掉了，加上1917年后德国已经显露颓势，此时宣战本该是稳赚不赔的好事。但是，偏偏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叫“好事多磨”，1917年11月7日，本与中国同一集团的俄国突然发生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打了，退出战争。
苏俄不打了，协约国集团的人不干了，他们生恐德国借势反扑，战局扭转，所以大家一味的压迫苏俄继续对德作战，不然便要追究责任，视为敌国。
这时，日本人也向段祺瑞抛出橄榄枝，称俄国与敌国单独媾和，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安全，既然中日是同一集团，又是远东近邻，何不未雨绸缪，联手对付苏俄呢？为此，日本提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那就是由日本借款2000万日元以提供军饷和购买军械，并帮助中国编练一支参战军。
段祺瑞得了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全然忘记了日本人背后的阴谋，于是便派参谋处处长靳云鹏负责中日谈判，力争把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给做下来。靳云鹏不负众望，加上此时老段又官复总理，各事都办得顺利，于是中日双方在5月中旬分别签订了陆军及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其内容包括日方提供借款以购买军械和支付军费，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参战军。
1918年8月，参战军训练处成立，负责处理这支新军队的编练事务，督练由靳云鹏兼任，并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分别由陈文运和曲同丰担任团长。按照约定，参战军的军费均来自日本借款，其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从日本购买，就连训练方式，也完全采取的日本那一套。
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主要是从保定军官学校中的优秀毕业生和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中抽调组成，训练结束后分派到参战军担任初级军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从皖系的北洋各师抽调优秀士兵前来受训，受训三个月后分派到参战军充当军士。军士教导团共六个营，总人数约3200人。
段祺瑞对参战军的编练非常重视，在军士教导团的开训典礼上，他兴致勃勃的亲自前来讲话。看见军士训练团整整齐齐的勃勃军姿，段祺瑞十分高兴，他指着身边的督练靳云鹏对大家说：“你们看！靳督练原来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现在已经是参战军的督练了！你们要好好训练，服从命令，将来的前途，必将是不可限量的！”
靳云鹏被段祺瑞这么一说，原来准备好的训词给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只得接着老段的话接着说：“不错！我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不过是段督办的一个小兵，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全是段督办一手栽培提拔的，你们今天做了督办的学生，未来必有远大的前途！”
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训练结束后，随即赴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了三万多名新兵，并于1919年1月正式成军。参战军共分3个师，第1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2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3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就当时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参战军既是国内军队的佼佼者，也是段祺瑞引以为骄傲的“王牌军”。但是，参战军有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成军的时间太短，而其中的中下层军官大都是一些毕业不久的军校生，部队缺乏实战，军官也缺乏指挥的经验，整个部队的作战精神亟待考验，这些负面影响在后来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立刻暴露无遗了。
在参战军编练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和平成为当时的主流。于是，段祺瑞便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后来又改名为边防军，自己也由“参战督办”改名为“边防督办”。在南北和谈中，南方代表坚持要取消边防军，这遭到了段祺瑞的断然拒绝。老段非但不会解散边防军，而且还要建设第二支部队，那就是西北军。
说起西北军，还得从1918年2月徐树铮所策划的截械事件说起。
我们前面说过，1918年，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那么段祺瑞的手下徐树铮为了帮助主帅复出并迫使冯国璋主战，由此策划了这样一出“截械”好戏。
被劫的那批军械，原本是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所定购的，徐树铮当然不甘心肥水留了外人田，于是便勾结关外的张作霖，等到军械运到天津、搬上火车了，奉系军队突然入关，把火车头调换方向，一溜烟的开往东北。之后，张作霖便任命徐树铮为关内奉军副司令（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兼），并利用这批军械组建了五个补充旅。后来，由于张作霖与徐树铮关系闹僵，其所编的5个奉军补充旅则在段祺瑞的协调下，除一个旅划入奉军外，其他四个旅均划入参战处。
1919年6月，徐树铮被委任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由此，段祺瑞手里有了三张王牌，一是靳云鹏统率的边防军（即原参战军），二是徐树铮统率的西北边防军，三则是安福国会。
在1919年的五四学潮中，钱能训内阁垮台，大总统徐世昌为了平衡各方势力，提议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靳云鹏原本是段祺瑞的大弟子，他出任总理后，皖系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在利益分配上屡屡冲突，靳云鹏夹在双方，无法调和，双方几乎要兵戎相见。在这种情况下，徐阁老电请张作霖与江苏督军李纯来京调停，以解决当前的危机问题。李纯不想趟这浑水，张作霖则在接到电报后便欣然入京，充当调和人。
张作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本是土匪出身，居然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异军突起，亦可为乱世之英雄也。你别看张作霖身材瘦小、北人南相，脸上总是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但他的心胸、他的志气，大着呢！
东三省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小，但这并不能满足张作霖的雄心壮志，他有事没事都竖着耳朵、眯起小眼关注着关内的一举一动，这种“身在关外心在内”的问鼎之心和染指之意，其中的乐趣恐怕只有张大帅才能体会与品尝。
机会说来就来，这不，大总统有请，那还能错过这大展身手的机会？
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翩然入京，当时大家都对这个自告奋勇的和事佬寄予了厚望，就连一向跋扈的徐树铮都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这等礼遇不实在不低。张作霖的高兴那当然是不用说了，要知道，仅仅做个“东北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衣锦夜行，唯有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的焦点，这才是他追求的目标。这一次他受万众瞩目，身负调和之重任，倘若大家都卖他个面子，那就别提多风光了。
张作霖到北京后，首先去见大总统徐世昌，听听阁老的意见；接着，又去见了靳云鹏，劝说劝说，疏导疏导，但这都是表面功夫，张作霖心里也很清楚，总统和总理那都是线外傀儡，真正的幕后人却是段祺瑞和曹锟，这二位才是决定局势的重头人物。
张作霖来京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个调停方案，段祺瑞对此未置可否，徐世昌则请他去征求曹锟的意见。随后，张作霖前往保定同曹锟商议解决办法。曹锟与张作霖是亲家，自然热情款待，但酒桌上的谈笑风生总归是属于吃吃喝喝的范畴和层次，一旦开起会来，那气氛可就不一样了。
曹锟和张作霖关系不一般，自然不好拂了亲家张作霖的面子，但曹锟的铁杆部下吴佩孚在会上义正辞严的慷慨陈词，什么“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等等。气氛的不和谐，无非是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曹锟唱的是白脸，吴佩孚唱的是红脸！
说句实话，老张看不惯段祺瑞手下的那个徐树铮，但曹亲家下的那个吴佩孚也是个刺头，特别是吴秀才在会上的发言，让他听得是句句刺耳。张作霖想，你吴佩孚不过是个小小师长，动不动就段祺瑞如何如何，你又算老几呢？我和老段老曹出来混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
但是，既然曹亲家不肯表态，那张作霖也只好嗯嗯啊啊，由着吴佩孚他们先来。会后，直系方面提出了5项条件，什么解散安福系、撤销边防军等等，谈到这里，张作霖心里已经凉了半截，知道自己这次是白来了……傻子都知道，哪个军阀会自动放下武器呢，这种条件没得谈嘛！
张作霖回京后，把保定方面的条件交给段祺瑞，段祺瑞一看便立刻跳了起来：“吴佩孚不过区区一师长，竟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他要与我兵戎相见，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
张作霖见段祺瑞真的动怒，只好劝说总理也别生气，为个后生小子气坏了自己身体，大可不必。
段祺瑞说：“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便收回外蒙，他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如今却非要罢了他的官职？这分明就是要和我过不去。他们要罢免徐树铮，那好，吴佩孚也必须同时罢免！”
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打吧！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召开军事联席会议，会上，段祺瑞怒气冲冲的说：“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现又在保定兴风作浪。督军曹锟，不但不约束部属，反而以兵力胁迫中央，要挟总统，简直是无理之至！”
下面的人听到这里，也跟着段祺瑞一起，忍无可忍了！
看到部下们一个个都情绪激昂，老段一拍桌子：“我宣布，现在便进入军事状态，兴师讨逆！如有不听命令者，军法处置！”
随后，段祺瑞又派徐树铮带卫队到总统府，要求徐世昌立刻发下将曹锟、吴佩孚等人褫职的命令。徐世昌当心局势无法挽回，开始还不肯发，徐树铮冷冷的道：“定国军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你发也是发，不发也是发！”
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发下命令，罢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则褫职留用。
保定那边也没有闲着，曹锟接到褫职令后不屑一顾，随后便召开会议，宣布讨伐段、徐，并将自己的军队称为讨逆军，由曹锟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双方纷纷调兵遣将，冲突一触即发。
从兵力上来看，直皖双方势力相当，皖军约合兵力5万余人，直系兵力也在5万有余；但战争的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不到三天，段祺瑞的军队就被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
有人或许会问，边防军、西北军都是挺牛的嘛，边防军是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西北军也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军械，当时这两支部队的供给军饷也最为优厚，而军中干部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如何会一败涂地呢？
民意不民意我们不去扯它，任何事件的成败是非往往取决于细节。参战军、西北军在各方面确实不差，但唯独缺乏的历史和实战。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一定是有着光荣传统……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也就是没有历史。
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挡，但一旦受挫，则容易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再者，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炮火固然猛烈，但当时的炮战技术似乎用得并不恰当，因为炮兵的威力主要在于远战，轰击密集人群比较有效，而吴佩孚的军队大都是散兵线进攻，而且突击距离很短，所以炮兵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自身的安全反成了问题。
边防军和西北军对阵的是吴佩孚的北洋第3师，这可是一支有着20年多年历史的老部队，从辛亥之役到二次革命再到湘鄂战争等等，可谓是身经百战，军中干部所积累的战争经验可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财富。因此，由学生班子组成主要干部队伍的边防军和西北军去打第3师这样一支成熟的部队，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电报战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3天。这时，段祺瑞的大弟子靳云鹏来到段府，劝告老师承认失败，宣布停战算了。在靳云鹏的建议下，段祺瑞只好派出傅良佐前往天津求和，但傅良佐刚下火车便被扣留，随从被告知：只有投降，没有求和一说！
事到如今，老段只好在靳云鹏等人陪同下，去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徐世昌下一道停战令，免得直军继续进攻北京，届时更加不可收拾。徐世昌也不希望战争继续，他二话没说，当场便发下停战令。等老段走后，徐世昌冷笑道：“老段啊老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直皖战争是北洋系内部的第一场战争，段祺瑞的一世英名被毁于一旦，而皖系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也烟消云散。这一次，皖系虽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段祺瑞毫发未损，他仍旧在家里和客人们打打牌、下下棋，等到风声平静后，段祺瑞便去了天津，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和黎元洪倒是可以同城相怜），直到4年后再次被推为临时执政。
赢得直皖战争胜利的曹锟与吴佩孚，开始洋洋得意了，他们决定趁火打铁，谋取进一步的利益。那么，直皖战争之后，中国形势又将如何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