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把新疆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达1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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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新疆地区内忧外患，很容易像外蒙古一样宣布独立。这时，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横空出世，牢牢地把新疆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达17年之久。这个叫杨增新的人说： 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 他身上的棉袍穿了十几年，铁腕惩治贪官污吏，自称是一个不能回头的过河卒子。同徐树铮一样，他也死于刺杀，时为1928年。
1864年，杨增新生于云南蒙自县莫别村的耕读之家，祖先是明代中下叶迁居而来的，曾做过建水县知县。父亲杨纪元举人出身，为云南著名的学官，对自己的三个儿子更是要求甚严，悉心教诲。三子增炳考取秀才，长子增龄中了举人，次子增新更是中了进士，可谓满门贤良。
杨增新25岁考上进士，签分甘肃，由中卫县知县升署河州知州。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见他处理回汉问题十分得当，遂大力举荐他。后杨增新调任阿克苏道、镇迪道。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都督袁大化提拔杨增新为提刑按察使，负责训练军队和对付当地的哥老会。后来，袁在逃走之前，推荐他担任了新疆督军。
一开始，杨增新四处张贴招兵布告：凡愿意的可以当兵吃粮，不愿意的也来去自由。有段时间，杨增新发现滇籍军官夏鼎、李寅等人有二心，就摆起了宴会，喝着喝着，突然一指说： 砍夏鼎！ 身边的卫士马上把那名副官揪了出来，然后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满座皆惊之下，杨自己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杨增新又指向炮兵营长，大喝道： 砍李寅！ 马上又是一颗人头落地。这时，全场的人都停止了吃喝，连呼吸都变得异常沉重。杨增新站了起来，笑着让大家继续吃肉喝酒，然后解释了为什么要杀这两匹害群之马。从此以后，官兵们无不唯命是从。
杨增新认为，无德之人不可轻用：小用则小害，大用则大害；用之易，去之难。有一次，他评价自己的手下干将，颇为有趣：吾之僚友，各有所好，今有十多告与大家，民政厅长易抱一好弄麻雀，赌瘾多；财政厅长潘震好施舍，慈悲多；建设厅长阎毓善无病呻吟，诗词多；教育厅长刘文龙惟利是图，生意多；参赞汪步瑞东涂西抹，书画债多；师长蒋松林出身行伍，经验多；外交员樊耀南礼节多；伊犁镇守使杨太虚喜禅悦，经卷多；喀什提督马福兴好渔色，姬妾多；
我的案牍多。有人说他用的多为愚憨之人，即不修边幅、不逞能、不自作主张之人。
迪化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杨增新知道只使用暴力是不够的，还要采取一些怀柔政策，尤其是宣传汉地文化传统。他在东门修建了一座上帝庙，名字是他亲手所书，正殿里正襟危坐的却是孔老夫子。每次新任命的官员都要来这里参拜，做出奉公守法的誓言，提醒自己：做官要有良心，否则必将受到良心和律法的双重惩罚。他身边有一个译电员，可能是精神失常了，三天两头地要自杀，说是城隍爷要把他招去。杨增新也挺逗，亲自写了一封抗议书，派人送到城隍庙里，当众宣读后烧掉。不过，那人还是自己吊死了。
与后来的 新疆王 盛世才相比，杨增新没有割据的野心，他一生只服袁世凯，在新疆一直尊奉中央，而不是与中央分庭抗礼。不管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在民国初期，在他手里都没有讨到半点儿便宜。后来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新疆五十年》一书中评价说： 他在新疆十几年，同帝国主义国家或他们的代理人没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做过类似的口头默契。他没有依靠过他们谋求什么，也没有借过外债。 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杨增新外表温文尔雅，办起事来却极为老辣。他很少按时睡觉，经常在书房里批阅公文，时间晚了，索性枕着卷宗入睡，第二天起来用凉水洗一把脸接着办公。他事无大小，躬亲而为，为官几十年，一向如此。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既能运筹帷幄，也会冲锋陷阵，从来没有失误。 其实，他的压力比山还大，有一次发完脾气后，他问包尔汉：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地狱？ 包说知道。他叹口气接着说： 这就是地狱，我在这儿被判处无期徒刑了！
与内地的都督府邸相比，他的官邸是十分简陋的。杨增新喜欢到市面上转，小商小贩们像哥们儿一样跟他打招呼，有时他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一盘拉条子，再来几大串羊肉，然后用袖口把嘴一抹，把手往膝盖上一擦，久而久之，那两个地方油黑油黑的。包尔汉在他手下干过多年，认为他不接受馈赠，不纳贿赂，不讲排场，不注重享受。
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热闹非常，这里正在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中午时分，突然传来一阵枪声，64岁的杨增新当场被打死。究竟是谁干的呢？正史的说法是，军务厅长樊耀南不满杨增新的冷落，铤而走险，事后还开会宣布政变成功。这时金树仁闪电出击，剪除了反叛集团，成为新的新疆统治者。野史的说法为，樊与金是相互勾结的，金杀樊是为了灭口，否则不会先把樊的舌头割去。
还有一种家史的说法。樊耀南的长孙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新疆三七政变血案真相》，认为是民政厅长金树仁及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二人实施的谋杀，幕后指使人赫然就是冯玉祥。洋洋洒洒地论证了一本书。
杨增新的遗体从苏联绕道运回北平，葬于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后来其墓被部分破坏并埋入地下，仅存的那座神道碑也因为建八达岭高速，而迁移到了原址的几百米之外。一位瑞典学者高度评价了杨增新的历史地位： 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