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和斧头帮：揭秘王亚樵组建斧头帮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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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１９世纪初的上海风起云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新旧结合充满这黑暗与希望的地方。王亚樵初去上海，只为了逃亡。在１９１３年秋，王亚樵一行人来到这里后，两眼漆黑，举目无亲。由于受通缉，他必须隐姓埋名的活着。可后来，他怎么成为“斧头帮”的帮主，有是“民国第一杀手”，这个先从他组建斧头帮开始说起。
安徽会馆求救济遭拒绝
开始，由于身上带着钱，王亚樵一行的日子还好过。到了第二年春天，带来的钱全用光了，不要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没有办法，王亚樵和手下决心到安徽会馆去试试运气，看看那里能否收留他们。４月中旬的某一天，王亚樵带着唐幼文、郑益庵等人来到座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
主持会馆的馆长是个瘦老头子，小鼻子小眼，脑袋上拖着一条细长的辫子。王亚樵一看，就知道是个封建遗老，心里当时凉了半截。果然，当王亚樵他们说明来意后，馆长慢条斯理地说：“我这会馆的确是为安徽人服务的，但来此落脚的人，必须有人引见、做保，不然，我知道他是真安徽人，还是假安徽人呢？是安徽好人还是安徽坏人呢？”
“请你相信我们，馆长先生。我们都是真正的安徽人，是安徽好人。”王亚樵说。
“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坏人的。”馆长说完，摆摆手，晃晃悠悠进里面去了。
唐幼文要追进去，王亚樵摆手挡住了他。
“没有用了，我的话已经说到尽了。”
临走时，他们打听了一下，馆长名叫余诚格。当年，李鸿章在沪上建起安徽会馆时，就委任他当馆长，已经有３０多年了。
“请你告诉你们余馆长，我们以后还是要回来的。请他早一点把头上的辫子剪掉，不然，到时候我们动手替他剪。”临走时，王亚樵对会馆的守门人说。
为了生存，王亚樵和唐幼文、郑益庵等人来到码头上，当搬运工人。没想到，当搬运工人也不成。码头上的地段全部被别人划分好了，没有他们插手的余地。当一艘轮船靠岸后，王亚樵和郑益庵上前一人替一个旅客提了一个箱子走出来，刚接过客人的钱。几个粗壮的汉子上来了：“小赤佬，敢从老子的碗里抢肉吃，找死啊：“
“凭什么骂人？”郑益庵有些气不过。
“骂你？骂你是便宜你。快把钱给老子交出来，不然老子就要揍你了。”
“谁都能欺负我们，妈的，老子不给，你怎么样？”
郑益庵刚说完，一个汉子就扑上来了。令这几个码头上的打手没想到的是，看瘦弱的郑益庵好像不经意地往旁边一闪，一只手在那汉子背上抹了一下，那汉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脸碰在了水泥地面上，蹭得稀烂！其他打手都冲了上来，王亚樵一挥袖子，“奶奶的，这么长时间，一直受窝囊气，今天就好好地出一口气吧！”这一群流亡者，都有一身功夫，一打起来，码头上的人不行了。如同是背面口袋一样，那伙壮汉一个一个都被摔倒在地上，直到爬不起来。
“误会！实在是误会！敢问几位大爷，能不能赏脸，小的请你们喝茶。”这时，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几位大爷一定请赏脸，这码头今后有我干的吃，不会只给几位稀的喝。”
王亚樵一行跟着小头目去了茶楼。小头目在喝茶时说：“以后请几位在家歇着，到月我会把钱送去。”原来，他是怕王亚樵他们时间长了把这片码头给占去。
王亚樵一行原本也就是为了吃饭才来码头上当搬运工人的，现在有人管吃饭，不干活，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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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亚樵却更不得安宁了。因为，他率人在码头上治服地头蛇的事迅速传开了，在劳工中，尤其是安徽劳工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前来投靠他，请他去主持公道，去教训那些地痞流氓，甚至是把头和资本家。
这期间，王亚樵又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琪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开始钻研克鲁泡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有很大一部分理论依据，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１９３２年王亚樵策划刺杀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始末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斧头党”应运而生了。当时，李鸿章的族孙李少川也在合肥，听说王亚樵的事后，立刻前来，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劳工做靠山，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队伍，开拓上海滩的地盘。
“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向来欺软怕硬，见到血就怕了。只要拳头硬，这里不愁站不住脚。”李少川走时，丢下了１０００块钱和５０把雪亮的斧头。“你大胆地干，上海滩就是为你这样的英雄而建起来的。”王亚樵不是那种听了两句好话就变得飘飘然的人。他将信将疑地召集了５０个人，一人发了一把斧头。这５０把利斧出动了几次，立刻哄动了上海滩。
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安徽劳工。王亚樵不停地定做斧头，很快，持斧头的人达到千人之多。时间到了１９１６年２月，柏文蔚从日本回到上海。王亚樵找到他说：“柏先生，我想接收安徽会馆，成立“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专事接待、保护安徽来上海的穷人，不知行否？““我想没问题的。”得到柏文蔚的答复，王亚樵便立即带人来到座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
余诚格此时早已听说过王亚樵的大名，听说他来到，连忙迎出门外，“王先生大驾光临，幸会，幸会！我余某人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是吗？”落座后，王亚樵似笑非笑地问。
“当然，谁不知你是我们皖人的骄傲，皖人的救星？敝馆自李相国仙逝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以维持呀。”
余诚格把３年前王亚樵一行来此的情形早忘记了。
“余馆长既然难以维持，那正好，我们今天就是来接收会馆的。”郑益庵忙说。
“什么？”余诚格慌了，“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王亚樵说：“你主持会馆，只顾赢利，根本不照顾旅沪的皖籍穷人。”
“冤枉！天大的冤枉！我一向是把皖籍同乡当作骨肉手足的。”
“３年前，我们来这里时，不是你亲自将我们拒之门外的吗？”“这——你们是——？”余诚格努力回忆着。
“不要说了。从现在起，请你收拾收拾走路，不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余诚格哭闹起来，但王亚樵丝毫也不为之动容。
眼见求情无望，余诚格只好转身跪倒在会馆大殿内象征皇权的万寿牌前，磕头如捣蒜，嘴里高声叫道：“万岁爷啊，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动枪，这公理何在？正义何在呢？”
王亚樵看着余诚格脑后拖着的长长的、灰黄的辫子，嘴角浮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向旁边一彪形大汉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剪动了一下，那彪形大汉立即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一步跨至余诚格的背后，拎起那根灰黄的辫子，齐根就是一剪。
这一剪如同是要了余诚格的命，他惨叫——声，昏倒在地。他手下的人上前齐唤，叫醒了他，他抱起辫子，号啕大哭起来。
王亚樵等人依旧冷若冰霜。傍晚时，他们走出安徽会馆。王亚樵对余诚格说：“我是个急性子人，喜欢一步走到头，本想今天就能接收会馆的。但现在看来，要做三步走了，今天剪辫子，明天割脑袋，后天接收会馆。”
当夜余诚格收拾了一下细软，连夜搭车回安徽老家了。
王亚樵终于接收了安徽会馆。这是１９１６年３月间的事情。
有了固定的“基地”，“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发展更快了，“斧头党”的名声在上海滩骤响，王亚樵开始名声大振。
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党，没有不为之色变的。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一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避之不及。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王亚樵字九光，上海滩人便呼其王老九。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打仗常出奇不意，有人相助，上海滩人又称其为“九手手”。湖北会馆民国初年在上海滩，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
“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九头鸟也叫“苍鸆”，是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世传此鸟，昔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
上海滩人把湖北人喻为“九头鸟”，意思是谁碰上谁倒霉。
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十分注意内部建设。为了站稳脚根，他还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王亚樵还具有相当精明的政治头脑，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喉舌，自办油印小报，为自己声张呐喊。
不久，王亚樵又推动改组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推举柏文蔚为会长。当然，柏文蔚追随孙中山，整日为革命奔走，“工会”实际上还是靠王亚樵负责。但如此一改组，他进一步接近了皖籍名流，与政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联系，结识了不少政界名流。如他在李少川的公馆，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以后的岁月里，王亚樵曾和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就是因为与陈铭枢熟识。
这是１９２１年６月，夏至刚至，上海滩上就热得人胸闷心慌，拥挤的弄堂里，到了夜晚，更是寸步难行，纳凉的人已将有限的空间全占据了。
就在夏至之夜，座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中，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九爷，九爷！你要为我主持公道！”
在会馆里被炎热折磨了半夜而依然无法入睡的安徽汉子们听见喊声，立刻全部坐了起来。不用问，来人是安徽同乡，从他那独特的“爷”字的发音上，可以断定他是皖中合肥一带的人。
被称作“九爷”的人住在会馆后面的另一个小院里，这里有几棵参天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小院遮得严严实实，显得很僻静。
“九爷”３０岁多一点，脸色不黑不白，身材消瘦，站起来并不高大。他的眉毛很短，眼神很和蔼，虽是单眼皮，小眼睛，但透过那和蔼的笑意，依然能让人觉得他的眼睛有慑人魂魄的力量。
“九爷”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卧室。这里是“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核心地带，旅沪皖人一系列惊世骇俗、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这里酝酿而生的。
“你有什么事？慢慢说吧。”“九爷”很悠闲地摇着扇子，点了下手指，一个女人递上一碗茶，那汉子接过，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原来，这汉子叫薛万才，合肥上派河人氏，前年家中遭灾，今春前来上海打工。因生得五大三粗，力量无比，被一姓龙的老板看中。龙老板经营食品加工，需要卸货的人，薛万才正好派上用场。原先双方约定，龙老板平时管吃管喝，另外，每月再付３块大洋的工钱。
薛万才原本勤苦之人，见条件优越，干起来活来十分卖力，原先要两个人干的活，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干完。
谁知，干了３个月下来，龙老板始终未付工钱。这天早晨，薛万才接家中来信，说父亲病重，急需他带钱回去，不得已，才找龙老板要工钱。
“工钱？早被你吃掉了，哪里还有工钱？”
“不是说好的一个月３块的吗？”薛万才嘴笨，说话半天挤一句。
龙老板存心欺薛万才外地人，早就打定主意不给钱的，此时，当然不愿多罗嗦。而薛万才一来老实认死理，二来家里父亲病重也确实需要钱，便硬缠着龙老板，一定要他给钱。
龙老板哪里把一个外地的穷小子放在眼里，手一挥，他手下的那群监工一拥而上，把薛万才打得鼻嘴流血，扔出了工厂。
薛万才在上海滩举目无亲，窝囊得直掉泪。于是，他来到黄浦江边，往家乡方向跪了三下：“爹，儿子没用，没脸回去见你，你原谅儿吧。”说完，就要投江。此时，一个码头上扛包的人走过来，一问话，惊喜地说：“我们是同乡，你合肥人吧？”
薛万才点点头。
“遇上什么麻烦了？”
薛万才把前因后果一说，那人一拍大腿：“就这点事，怎么不去找‘九爷’？”
说着，那人为薛万才指了路径，让他找到安徽会馆来。
听了薛万才的话，“九爷”点了点头：“你吃饭了吗？”
薛万才摇摇头。
“九爷”对手下说：“带他去吃饭。”接着他又说：“你快点吃，吃完了来带路，今晚就去把钱要回来。”
薛万才吃完饭，来到了外面的大厅。嚯！他吓了一大跳，大厅里挤满了光着上身的汉子，他们一人手里握着一把雪亮的斧头。
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把薛万才拉到前面，说：“头前带路！”
龙老板早已睡熟，他的房子里装有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电扇，风悠悠的，吹得很舒服。
“不好了，老板，起来。”
夜里值班的监工焦急地叫了起来。
“怎么回事？”
“斧头党，斧头党来了！”
“什么？”龙老板瘫在床上。
“你怎么搞的，在床上撒尿。”龙太太咕噜一声，龙老板才发现，自己尿都吓出来了。
“姓龙的，下来！”外面的人开始喊起来。
龙老板只好硬着头皮从楼上下来。到了楼前，他差点又瘫掉了。门外站着无数的汉子，他们举着火把，那油光的脊背和雪亮的斧头在火把下闪闪放光。
“姓龙的，我们是来给我们的同乡领工钱的。”
这时，龙老板才发现，薛万才站在自己的前面，他终于明白是什么事了。
“误会，各位大爷，实在是误会。”
“少你妈的废话，你不给工钱，还打人，没有王法了？”
“误会，是手下误会！快叫账房，把这位薛先生的工钱送来。”
很快，账房送来了９块大洋。
“混账，怎么就这一点？”龙老板骂了手下人一顿，“薛先生家里有事，给他２０块工钱，另外，再拿１００块钱来给各位大爷买水喝。”
手下人领命去了，立刻把钱拿来了。
接过钱，一个举着斧头的头目说：“龙老板，我们的规矩，是不见血不回的，今天，你倒还识相，我们就给你留个小纪念，让你将来无论走遍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我们安徽人。”他的话刚说完，几个手下立刻冲上前去，抓住龙老板。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那几个人没理他，麻利地将他按倒在地，按住了他的一只手。有个持斧头的人用斧头的一个尖角轻轻一剁，龙老板的一截小手指头被剁了下来。
龙老板吓得昏死过去。
薛万才拿了钱，迅速回到合肥上派河，为父亲治好了病。
２个月后，薛万才又来到上海。他是来投奔“九爷”的。他实在难以忘记“九爷”那不白不黑的脸堂。
下了火车，薛万才找到一家铁器店，买了一把雪亮的斧头。揣着这把斧头，他来到日晖巷的安徽会馆。
“九爷”是谁？
“九爷”就是王亚樵。他谱名玉清，别号擎宇，又名王鼐，字九光，“九爷”之称即源于此。
虽然王亚樵的势力在上海滩发展起来，但王亚樵却爱憎分明，从不恃势凌人。
在“斧头党”中，有一个叫做罗小海的成员，原先在“万盛米行”当二柜。他的老板李万盛年近花甲，太太柳如意却才２４岁。
罗小海３０来岁，安徽家里本有妻室，所以男女之事极熟。加上久居都市，吃喝不愁，身体养得强健，不免常有跃跃欲试之感。李老板本是聪明之人，加上根本不能满足妻子，所以十分留神。不久，他就察觉到了。有一天，把罗小海与柳如意在自己的床上捉了个正着。
不料，罗小海不仅没有丝毫的负罪之心，反而指着胸膛振振有词地说：“实话告诉你，老子是‘斧头党’。薪水你要扣就扣，事情你要讲就讲，只是断了我的衣食，不能断我的斧头吃肉！”他从床头摸出一把雪亮的斧头，往地上一撂，又回过头在柳如意白花花的大腿上拧了一下。
李老板当然知道“斧头党”是何等角色，打掉了门牙只能小心地咽到肚子，明明戴上了绿帽子，却牙缝也不敢张。
倒是罗小海，不但常常当着李老板的面去找柳如意睡觉，还常常到同伴中去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的本领。
王亚樵听说后，十分愤怒，大骂道：“无耻小人，真不如一条狗：想玩女人，上海滩的姨子尿也能把你淹死，那么多为什么不找？竟与主人之妇私通，还仗人势，以‘斧头党’相威胁，辱我门庭，坏我名声！今念同乡，死罪饶恕，活罪不免。去，砍掉他的一根手指！”
以后，王亚樵又召集大小头目开会，宣布开除罗小海工会会员，驱逐出“斧头党”，罚款１００块大洋补偿李老板。王亚樵还亲自登门，向李老板致歉。
王亚樵除去严以律己的一面外，还有其大度与慷慨的一面。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亡命上海。王亚樵的手下得到消息，坚决主张杀孙报仇。
孙万乘在柏文蔚任安徽督军后，最先通电取消庐州军政分府，拥护柏回皖主政。后来，他的庐州军被改编为国民军十五师，孙出任师长。民国元年二月，师部移驻芜湖。二次革命失败，柏文蔚出走，倪嗣冲督皖，排斥异己，孙万乘只好流亡。
王亚樵觉得，孙万乘当初带兵围杀自己，一是因为形势混乱；二是他手下的一部分人系原清朝官吏，借刀杀人。现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误会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解释开呢？
其他的人听了王亚樵的话，都觉得有道理，态度都改变了。
王亚樵亲自来到孙万乘住的旅馆，将孙万乘请到酒店，摆酒为他压惊。临别时，王亚樵又让手下拿出２０００块钱，给孙万乘，以便渡过难关。
这件事，一时间在全国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柏文蔚听说后，称赞王亚樵是“豪胜侠骨，慷慨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