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灯前啼笑已成尘

《也同欢乐也同愁》

国内出版的名人传记一类书籍，水平大多参差不齐。刻薄一点说，十部传记也就一两部可以读。但平心而论，有关陈寅恪的传记旧史，能读的算是颇为不少了，而且有些不论从史料价值还是思想水平上皆属上乘。比如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陆建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等，都是由史家执笔的质量较好的陈寅恪传记，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则是由陈寅恪晚年门生所作的年谱，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了。此外，还有颇引起了一些争议的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先生本就是一介学人，不是惯于在内幕中生存的政商人士，即便他家族体系庞大复杂了些，但他本人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更没有什么内幕。虽说他也经历了文革浩劫，但陈寅恪的大量书信、诗歌等尚留存于世，再加上一些质量较高的传记和研究著作的考证，已经令关于陈寅恪的绝大多数史实都已经清晰可辨，没有什么大的史实争议。也难怪余英时津津乐道于陈寅恪诗作中的“微言大义”，以探究他晚年的“所南心史”为趣，谁让陈寅恪这辈子那么光明磊落呢？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陈寅恪的书籍有不少就不得不从“考证派”转入“索隐派”。比如余英时先生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释证，就有花城出版社署名冯衣北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一书反驳。这个冯衣北是化名，据传言是在大陆还算有些名气的文人刘斯奋，官至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趣的是，冯衣北的书正文共211页，反驳的文章只有45页，剩下的166页都是附录，附的正是余英时的释证文章，批判的靶子比射出的箭要多四倍。余英时的这些文章在大陆是禁书，于是不得不让人疑心这简直是变相出版禁书，一笑。

但最近刚刚出版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却既不是考证，也不是索隐，而是陈寅恪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所写的回忆录。这可算是陈氏家族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长篇回忆作品。拿到书后，我废寝忘食了几个小时，一口气就读完了。斯人已逝，连儿女亦近晚年，少年心事老来悲，这样的回忆文章既没有考证的雅兴，也没有索隐的兴致。作为儿女，他们只是将父母在世的岁月念叨一下，悲欢离合乱世情，都在里面了。所以，书中提到的陈寅恪夫妇的种种大事，如陈寅恪如何出洋留学，如何归国执教，夫妇二人如何结婚，抗日期间如何颠沛流离，又在抗战胜利后，如何没有离开大陆，这些事情早就不是新鲜事。即使是陈氏姐妹没有大张旗鼓渲染的家族背景，在网络上也早有八卦流传，把陈宝箴、曾国藩、唐景崧及其后人乃至毛泽东、叶剑英、蒋经国、俞正声等人的复杂关系都扯了个清楚。既然如此，《也同欢乐也同愁》为什么还那么让人痴迷呢？

简而言之，这本书里有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陈寅恪，是女儿眼中的父亲。书中虽然详写了那些“欢乐”那些“愁”，但全书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个“同”字。在一个朝不保夕的乱世，一家五口人竟然能历经沧海，笑看劫灰，难道不是拜“同”字所赐么？多少家庭在乱世中分离，甚至在大乱譬如文革来临时出现内讧，而陈家只用一个“同”字就忍辱负重，直到今天，令人殊为感慨。读此书能见出陈寅恪夫妇的性格，读完后能发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为什么会发生在陈寅恪身上；也能发现陈寅恪是如何承受着如此庞大的一个家族在近一个世纪的乱世中的一切。

陈寅恪先生是个朴拙的人，从他做学问的风格来看尤其明显。他的著作扎实而有根据，且不好炫博。这一点，和钱钟书先生来对比尤其明显。钱先生读书也多，做学问也扎实，但钱先生颇有些“玩”学术的态度，正如他《谈艺录》正文第一句话就是“余雅喜谈艺”，言语间潇洒之情毕见。而陈先生的学术中寄托甚深，他未必真如余英时先生索隐的那么委曲，但他的确把学术看作是继承传统、开启新知的严肃的大事，史学著作中格外透着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绝非他曾自嘲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他的这种严肃、认真、朴拙的性格，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中就有小小的展现。书中第一章记载，陈寅恪幼年时，与众多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但他常被嘲笑“笨手笨脚”，有天家中来了远房亲戚，一帮孩子们故意在后花园的大坑上铺了些杂草做成陷阱，想让人摔跟头。陈寅恪被委派走在前面当先锋，引诱那些人踩陷阱，结果陈寅恪不仅没有诱敌成功，反而自己掉进去了。遍翻此书，这算是陈寅恪引人发笑的极少事件，而且颇见出他的朴拙。相反，钱钟书自幼顽劣，就是成年后也不消停，据杨绛回忆，钱钟书特别喜欢在女儿熟睡的时候在女儿肚皮上画脸谱，因为幼儿皮肤娇嫩，画上墨之后洗不掉，被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发现了，就令钱钟书罚站。这两件逸事一对比，陈寅恪与钱钟书在人生、学术上的各种不同便略见一斑了。

陈寅恪先生对感情的态度也很值得今人玩味。在《也同欢乐也同愁》的第二章，作者回忆说：“当时许多同事朋友为了父亲的婚姻大事，都主动关心，也介绍过女青年，然而父亲对婚姻一直抱有神圣的看法，尤为注重修养高洁、气质优雅，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幸福，不可轻率而为。”其实，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表面的含义，关键词就是“修养高洁、气质优雅”，用今天的话说，陈寅恪喜欢“气质女”。这算是他的个人喜好。但另一层意思，其实可见陈寅恪必要娶一位大家闺秀为妻。也难怪，当代人可能难以设想，其实在当时唯有大家族出身的女子才能有这样的气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寅恪与唐筼从相识到结婚仅有两个月，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毫无疑义的“闪婚”。唐筼的出身名门，气质高雅、才华比仙，恰好符合陈寅恪对感情的设想。而陈寅恪也并无他同龄的那些“五四”青年对感情的极端开放，或刻意反传统的激进态度。在本书中，诸女儿还记录了一件小事，亦透露出陈寅恪对唐筼的感情。书中说：

“母亲在金女大就读期间，曾作为学生代表，为了学生的利益向有关当局交涉。对于这个，父亲谈起时不尽赞同，他的态度是：学生在校应将全副精力投入学习，不要参加游行罢课之类的学运活动。父亲的观点于今是否合时宜呢？”

这段话，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不尽“合乎时宜”，但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件事情暗含的赞许。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与许广平。许广平在她写的《鲁迅回忆录》中写道：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

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很有意味。鲁迅的行为，并非如许广平后来违心所说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更不是对时局险恶的世故（鲁迅和陈寅恪都是不畏强权的人，没有必要在这里陡然世故起来）。鲁迅和陈寅恪的话说到底都只为一个字：爱。如果说陈寅恪鼓励唐筼去运动，鲁迅也支持许广平去情愿，我反而疑心这是不是法国艺术电影的拙劣情节了。1969年，陈寅恪与唐筼二人相继辞世，时间相差不过月余。

最后再谈一下陈寅恪的朋友很多。陈氏姐妹在本书中可能会被忽略的一点，是书中到处都是“伯伯”“叔叔”“伯母”之类的称谓。这侧面反映出陈寅恪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一个人有很多朋友，一方面说明他很得别人的欣赏，另一方面则很能说明他的为人。陈寅恪的一生，从13岁第一次赴日本留学，到晚年目盲生活不便，除了家人悉心照料，处处都依仗着朋友，如许地山、赵元任、胡适等等。陈氏姐妹对这些父辈们的深挚纪念，足以令我们见到一个更为真切的陈寅恪。很多读书人惯于文人相轻、党同伐异；很多读书人惯于独来孤往、自命清高。但陈先生皆非如此，他的清高是与生俱来的，绝不妨碍他朋友遍天下。这一点，实在值得当代的读书人学习啊。

正如本文开头所认为的，有关陈寅恪的思想人格、学术成就、个人行迹乃至幽微心理等的“世外文章”已经很多，也写得很好。但这些就能让我们认识一个立体的陈寅恪么？这些文章无非是站在陈寅恪的身后、身外，以自己的视角来看他罢了。而《也同欢乐也同愁》呢，则尽可能的还原了陈寅恪作为儿孙，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种种细节。这些都是一般的传记看不到的。陈氏姐妹的追悼之情，也颇感人心，“灯前啼笑已成尘”，那些欢乐那些愁，就留在书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