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再婚之谜：宋庆龄的情人是汪东兴

宋庆龄３２岁时就成为一名孀妇，关于她的绯闻从没断过，可也都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这些传闻有些是有政治企图的，但也有的是出于善意——难道她就不能再得到爱情、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么？

她，在如花的季节里，从未体验过那只有青春之火才可以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一曲梨花伴海棠感天动地，可海棠注定是要先去的。而她呢，就像是一个被送上了祭坛的圣女，被万人仰视，被整个国家顶礼膜拜，但是她却永远都不能走下这个圣坛。她一切的行为举止都被贴上了国家、民族的标签，而什么才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真正想做的呢！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当作圣人、神祗来祭拜，这难道不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女人吗！

从萝莉到国母

１８９３年（清光绪十九年）１月２７日，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宋嘉澍是监理会传教士，母亲倪桂珍是明代“圣教三柱石”之首徐光启的后代。１９０７年，１４岁的宋庆龄在上海中西女塾高中毕业后赴美国留

学，在历史悠久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获得文学系学士学位。１９１３年回国。１９１４年她在日本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与孙中山相恋。虽然孙中山是宋家二十年的朋友，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事仍遭到其父宋嘉澍的极力反对，因为孙中山比她年长２７岁，与原配妻子卢慕贞育有一儿两女，长子孙科比宋庆龄还年长一岁。当时只有还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对二姐表示了支持。宋庆龄被软禁在上海家中，从窗口逃出后，奔赴日本，孙中山离婚之后，两人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东京结婚，宋嘉澍赶到日本，但未能及时阻止婚礼。陈炯明叛变事件中，宋庆龄坚持让孙中山先走，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宋庆龄在逃亡过程中不幸流产，

此后终身未再有孕。孙中山去世后，１９２６年１月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中执委委员。１９２７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上海发动清党。在如何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宋庆龄坚决继承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反对清党，并坚决反对妹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７月份，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称“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从此与蒋介石决裂，７月１５日，汪精卫也发动清党，８月份，宋庆龄和陈友仁赴苏联莫斯科，以后又旅居欧洲多年。１９３１年８月因母去世，宋庆龄回到上海。在１９３３年５月初以前，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发展宋庆龄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

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后，宋庆龄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但是国共再次合作后，她也没有重新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宋氏三姐妹再度联合，多次共同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团结合作”的面貌示人。１９４９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之际，宋庆龄留在了中国大陆，没有和宋美龄、蒋介石等一起去台湾。

狐独晚年郁郁寡欢

文革期间，在江青指使下，上海的造反派指宋家是资产阶级，把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毁坏，并对宋庆龄进行迫害，令宋庆龄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和国务院各部委官员，宋庆龄被列为点名保护的第一位。这期间，宋先后给毛和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极度失望。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９７６年６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煳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１９７０年３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

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封信：

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

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１９８１年５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

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