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西风东渐：传教士在中国
- 所属：墨客历史 > 朝代历史 | 阅读：158次
从传教到翻译中国经典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批传教士自西方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有意思的是，好多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及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自己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最后成了有名的汉学家。在这些人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是非常典型的一位。
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15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亚伯丁郡的杭特利城，他从小就学习刻苦，考入亚伯丁英王学院，19岁的时候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1839年7月，他带了新婚夫人从英国乘船前往东方传教，于1840年1月抵达南洋麻六甲，担任英华书院校长。英华书院是由英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在1818年创办的教育机构，旨在培养适合东方国家的传教士。英华书院的第一任校长是着名传教士米怜，后来陆续更换了5个校长，理雅各是第六任校长，当时他才25岁。
鸦片战争结束后，理雅各于1843年将英华书院迁到香港。迁到香港之后，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随着理雅各的思想转变而悄然改变，它逐渐由一所培养传教士的书院变成了招收中国青少年的教会学校。
理雅各不是一位固执守旧的传教士，他善于学习，不仅主张传教士与华人平等，甚至还主张走中西宗教相互融合的道路。出于良知，理雅各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不仅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害，而且也不利于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
在传教和教学的过程中，理雅各认识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很推崇孔子，说：「孔子是古代着作、事蹟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和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的那样，他应以更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他还告诫其他传教士：「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的经典书籍，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我们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和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理雅各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着作。在中国学者王韬等人的辅助下，理雅各陆续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的经典着作，历时25年。
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
理雅各开始翻译中国典籍时曾一度为出版经费问题发愁。后来，香港怡和洋行老闆查顿的侄子约瑟‧贾丁对理雅各说：「如果您已经译好了着作，那麽出版的钱由我来付。我们的钱是在中国赚的，我们乐意帮助您出版关于中国典籍的译作。」
1861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内容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书稿出版后，英商颠地答应理雅各，在华的每个传教士，不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的，每人只须出一半的价钱就可购买一部，其馀一半的钱全部由颠地来付。在颠地的带动下，其他一些在华外商此后赞助过理雅各译着的出版。
理雅各之前的西方来华传教士虽也对中国的经典着作做过翻译，但都是片段性的翻译，而且由于中文不精，译文词句粗劣，谬误百出。理雅各在翻译的过程中治学严谨，博採众长，他把前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语种译出的有关文字悉数找来，认真参考，反覆斟酌。除此之外，他还要与中国学者反覆讨论，最后才落笔翻译。「功夫不负有心人」，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着作质量绝佳，体系完整，直到今天还是西方公认的标准译本，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汉学家。
理雅各的译作被冠以《中国经典》之名在西方陆续出版。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瞭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1870年，亚伯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300週年校庆庆典中，理雅各是最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还多次访问法国，同法国着名的东方学家朱利昂进行高水准的汉学交流，积极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
理雅各把勤奋治学的状态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讲课时突然中风倒地，溘然长逝，终年82岁。学生们把他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字拍下来，作为纪念。理雅各葬在了牛津，花岗岩做成的墓碑上写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英国学术界为理雅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到牛津访问总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献花，凭弔。
近代中国见证者：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1845——1919）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他出生在英国南威尔士卡马登郡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一个小农场主。20岁的时候，李提摩太考入哈弗福特神学院攻读神学，1869年春，他自神学院毕业，成为浸礼会的牧师，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到中国。此后45年，他一直在中国度过。李提摩太在中国的45年，正是晚清社会经历巨变的时代，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李提摩太喜欢介入中国政治，因此，他在华期间就不仅仅是一位传教士，同时还是赈灾专家、新式教育的创建者、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等等，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他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传教与赈灾
李提摩太最开始的传教活动是在烟台挨家挨户地散发福音书，并在街头佈道。但他的这种传教活动收效甚微，人们即便被吸引到了教堂里，也不是为了听其佈道，而是为了看热闹──看看洋人的怪样子，听听他们并不嫺熟的中国话。慢慢地，李提摩太开始改变策略，他开始了「寻找上等人」的计画。他说：「我开始了『寻找上等人』的计画，因为我发现他们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种。」他所说的「上等人」是指有文化、有地位的官员和读书人。他认为，只有这些中国的上等人接受了基督教，整个中国才会接受「福音」。为了接触和影响中国的「上等人」，李提摩太开始学习中国儒家典籍，瞭解中国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地方官员和士绅接触。
就在李提摩太为发展不到足够多的信徒而苦恼之际，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在1876年至1879年间，山东、直隶、山西、陝西、河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土地大片龟裂，寸草不生，树皮全部被剥光，大批饥民向东北和南方逃亡。据估计，此次华北旱灾至少饿死一千万人。
清朝责成山东巡抚丁宝桢主持赈灾工作，划拨给青州赈灾款43003两白银，丁宝桢也在地方设法募集赈灾款，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各级官僚作风腐败，赈灾的效果并不理想。
李提摩太反倒在这场灾难中有突出的表现。他深入灾区调查情况，同时参与救济工作。李提摩太在上海《北华捷报》上撰文，呼吁口岸的外国团体赈灾捐款。相对于清朝官僚，教会组织显然对赈灾更在行。很快，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宣告成立，大批救灾款（前后共有三万三千多两白银）汇到了李提摩太名下。
当时中国民间也有很多赈灾行动，青州府的一个粮店老闆开仓济贫，结果上万灾民拥挤，活生生地把一个小女孩给挤死了。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官府乾脆贴出告示，禁止私人救灾（官僚们总是善于干因噎废食的事）。面对这种情况，李提摩太又用什麽办法将救济金分发到灾民手中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灾民被迫排长队从我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髒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一个不易除掉的标记，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标记，重新排到队尾。李提摩太说，但那双乾淨的手出卖了他们，我们只向那些依旧髒兮兮的手上发救济。」
后来，李提摩太又想出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灾民都坐在空旷的打穀场上，他告诉灾民，大家只要安静地坐着，每个人就能得到一份救济金。
这个做法显然更科学，因为坐着的人们再也不会发生踩踏事件。李提摩太回忆道：「人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参加一场宗教仪式。」衙门里的官员们也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安静感到非常惊奇。
在山东赈灾的出色表现对李提摩太的传教工作帮助甚大。李提摩太自己说：「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灾款，这对于广大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所传的宗教是好的。」很快，就有大批民众加入了基督教，仅1877年山东地区就有二千多人成了李提摩太的教徒。
李提摩太在山东的赈灾持续到1877年的11月份，他在给浸礼会差会的报告中说，他在山东至少救助了7万灾民。
传播西学与结交权贵
到山西赈灾后，李提摩太的传教中心也从山东转移到了山西。鉴于当时中国人普遍缺乏现代科技知识，李提摩太选择了一条通过介绍西学来辅助传教的道路。他花了一千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然后定期向中国官绅、知识阶层宣讲「西学」，内容包括哥白尼日心说、蒸汽机的原理、电学知识等等。李提摩太的想法是：既然中国人已经开始对现代科学产生了学习兴趣，那麽传教士就应该传播西学，「以学辅教」。
在传播西方科技的同时，李提摩太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向他们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作为自由派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是：「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华45年，几乎结交了当时所有的文化名流和朝廷大员，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荃、曾纪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中国近代史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全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他对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过具体建议，也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做过「洋参谋」，协助他们谋划变法，还对孙中山的革命行动提出过规劝。总之，李提摩太在传教士之外，对中国的社会介入很深。因为他在山西赈灾及后来创办山西大学堂过程中的出色表现，慈禧太后还赐予他头品顶戴，使他着实成了「洋大人」。
《中国时报》主笔与广学会督办
1890年7月，李提摩太接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的邀请，到天津担任《中国时报》主笔。对于李鸿章的这次邀请，李提摩太十分高兴，他在回忆中说：「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原因就是他可以借助报纸这个平台来向中国宣传他的变革主张。
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在担任《中国时报》主笔的一年期间，共写出了二百多篇社论，这些社论后来彙编成书，名为《时事新论》，后由广学会出版。在天津，李提摩太穿着中式的服装，吃着中国菜，儘量缩减个人的开支，以便购买更多的先进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化学电池、手动发电机。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人的世界观。
李提摩太关于中国变革的一系列主张深得清朝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欣赏，于是，在担任《中国时报》主笔一年后，赫德推荐他出任广学会督办。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1888年，广学会成立董事会，推举赫德为会长，韦廉臣为督办。韦廉臣任督办不到三年就因病去世了。赫德于是选中李提摩太来接替韦廉臣的位子。李提摩太辞去天津《中国时报》主笔的职务，于1891年赴上海走马上任。
李提摩太任广学会督办后，扩充会务，增设书局，逐渐增加出版有关鼓吹变法的书籍，并加强传教士与中国上层社会的联繫。他提出，广学会要「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他还说，传教士要把中国的上层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给他们，直到他们懂得为他们苦难的国家採用最好的办法时方止」。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教的层面，而是进入了基督徒履行文化使命的范畴。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长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二千种书籍和数不清的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他还在北京、渖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当时地方上的知识份子，每到发报前期，都在数算新一期的《万国公报》还有几天能邮寄给自己。
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大批知识份子。张之洞从武昌发电报购买报刊和图书，他还向广学会捐资白银一千两。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中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事新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由此可见广学会对中国官员的影响。
李提摩太在维新变法中
李提摩太任广学会督办期间，正好赶上康梁维新运动。李提摩太关于中国变革的一系列主张深深地启发、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这些维新人士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康有为曾向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着作。」
维新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之际，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桉都吸收了他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画后，给妻子写信说：「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画中了。」可见，李提摩太对维新派思想影响之深。
光绪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光绪的老师孙家鼎在1898年接见李提摩太时说，光绪皇帝已经安排在9月23日接见李提摩太。可是在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这次预定的光绪皇帝接见李提摩太的活动也随之夭折。
戊戌政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他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席，大家商讨如何援救光绪皇帝。最后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没有获得本国的指示前不敢有所表示。梁启超后来搭乘日本轮船逃亡日本，容闳也逃出了北京，李提摩太力劝英国公使窦纳乐出面保护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领袖，也遭到了拒绝。窦纳乐讥讽李提摩太「多管閒事」，李提摩太则批评窦纳乐不瞭解中国国情，不配做公使，两个人不欢而散。
创办山西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提摩太继续在中国从事着述和传教工作。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不少外国传教士受到了冲击。由于山西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山西成了「重灾区」，有159名西方传教士和大量的中国教徒成了义和团的刀下之鬼。八国联军与清朝谈判，要求严惩纵容义和团的地方官员，山西巡抚毓贤被处死，岑春煊接任山西巡抚。这个时候，岑春煊又想起了李提摩太，给他发电报，请他到山西办理「教桉善后事宜」。
李提摩太草拟了一份《办理山西教桉章程》，先呈送给北京的李鸿章过目，李鸿章全部同意，并电令岑春煊全部照办。在这个处理山西教桉的章程里，李提摩太除了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教会财产损失、道歉、为死难者立碑等常规事项外，李提摩太还特别提出，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来在山西办新式学堂，具体办法是：「共罚全省（山西）银五十万两，每年缴款五万两，十年为期。此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徒，专为开导山西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弟学习，不再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提摩太为什麽要提出在山西办学堂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爆发义和团运动，杀害传教士和教徒，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比较封闭，心智还没有开放。而对治愚昧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办好教育，中国人自会与盲目排外的思想告别。
创办山西大学堂的协议很快就签署了，协议中规定，新大学的课程、基金由李提摩太管理10年，10年后学校的管理权移交山西当地政府。这个协议引起了很大非议，中国士绅们认为，这是将中国的教育权拱手相送，而教会也对这所学校的建立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李提摩太没有办教会大学，而是为中国的一个省办了一所大学。这显然与教会的期许不符。
但不管怎样说，山西大学堂还是建起来了。当时，山西巡抚岑春煊已经在1901年创办了一所中式大学堂，现在，李提摩太又创办了一所西式大学堂。经过两所学堂的师生投票，李提摩太办的西式学堂与岑春煊的中式学堂合併，成立了山西大学。山西大学日后为山西培养了一批现代化人才。后来，山西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建成了「模范省」，这一成绩的取得当然与阎锡山密不可分，但也与山西大学为山西培养了大量人才有关。
1910年，按照协议规定，李提摩太将山西大学移交给山西政府。
在戊戌变法期间，李提摩太曾被慈禧太后视为维新派的帮凶。可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太后痛定思痛，重新捡起了维新派的政治改革之路，启动了「清末新政」。这个时候，李提摩太因为创办山西大学，加之此前在北方的赈灾工作，被清廷赐了头品的顶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洋大人」。
李提摩太与孙中山的交往及晚年之思
李提摩太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6年。这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驻英使馆诱捕，后在英国友人康得黎的援救下脱险。当时，李提摩太正好回英国度假，听到孙中山获释后，他立即去拜访。孙中山曾在1894年10月在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李傅相〉一文，这是一篇给李鸿章的改良建议书。李提摩太对此早有所知，他这次见到孙中山时旧事重提，希望孙中山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可在孙中山看来，他给李鸿章的建议书没有收到答覆，自己也没被李鸿章召见，这足以说明清廷没有改良诚意，「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于是才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提摩太与孙中山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00年。这年6月，李提摩太在日本横滨拜会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集中全力倡导革命以推翻清廷。李提摩太再次劝孙中山不要革命，他说，真正的变革，只会来自于精神和智慧的提高，不会来自于武力，拔剑者必死于剑下。他的劝说依然没有奏效。
就在李提摩太把山西大学交给山西政府的次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清朝被推翻了。
1916年，李提摩太因患肠道疾病辞去了上海广学会督办一职，回到英国养病。在提交给广学会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中，李提摩太写道：「多年前，我感到中国的基础教育缺少四种东西。一是缺少真正的科学。二是缺少真正的历史。三是缺少真正的经济学。四是缺少真正的宗教。广学会来到中国，就是想帮助中国改善这些。」这大概代表着他对中国社会最深切的认识。
1919年，李提摩太感到他的身体有些好转，决定重返中国。他和妻子在1919年初就预订了9月份来中国的船票。但在4月份，李提摩太旧病复发，不治身亡，享年73岁。
在李提摩太的英国故乡，很多人不认识他，他对自己的故乡也所知有限。但是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了整整45年，经历甚至参与了晚清中国的历次政治变革，他对中国问题发表过很多看法，他在中国有过许多显赫的朋友。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挥洒过汗水和智慧，中国人应该记住他──他是传教士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一个典型代表。
西学的窗口：傅兰雅
人生在世，往往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传教士来说亦是如此。
最初来华之时，身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傅兰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定位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和科普工作者，而非传教士。
傅兰雅（1839——1928），出生在英国苏格兰肯特郡海斯镇的一个穷苦牧师家庭，受家庭影响，很早就加入圣公会。贫困的家境使他从小养成了发奋学习、努力向上的性格。他自幼就对中国感兴趣，很早就萌生来华工作的愿望。为此，他母亲经常在家给他煮米饭吃，为的就是让他能适应将来在中国的生活。因家庭贫困，傅兰雅还曾在酒厂当过学徒，后因得到政府助学金才就读于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
1861年，大学毕业的傅兰雅接受香港圣保罗书院的邀请，到达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这时他才22岁。因此，这位传教士的早年经历完全可以用人们所熟知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来概括。
受邀到同文馆教授外文
在圣保罗书院当了两年校长之后，傅兰雅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请，前往北京出任同文馆的外文总教习。同文馆是清政府设立的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1860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洋务」。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洋务派官员深感缺乏翻译人才。于是，1862年，主持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訢奏请设立同文馆。同文馆成立后，包尔腾任首任外文总教习，包尔腾卸任之后，傅兰雅出任此职，此后，着名传教士丁韪良也曾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并历时25年之久。
同文馆隶属总理事务衙门，官办色彩浓厚，且初期人数较少，学生又都是满族官宦子弟，他们学习外语的热情并不太高。这样的状况让傅兰雅感到有点无奈。两年之后，他辞去了同文馆外文总教习一职，转任上海英华书院校长。上海英华书院是外国人办的，招生对象是中国商界子弟，学生要交学费，学校能自养。这样的学校显然对傅兰雅更有吸引力。
但是，烦心事依然存在。英华书院董事会成员多是基督教信徒，他们向傅兰雅施加压力，要他向学生灌输基督教，这让傅兰雅感觉不爽。傅兰雅本人虽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信奉宗教自由的原则，不愿意对还未成年的中国学生进行强迫性的宗教教育，同时，这所学校在招生广告中也没有说明学生必须接受基督教教育。如果在学生入学后增加基督教课程，那就有欺瞒之嫌。傅兰雅不愿意干这样的事，跟学校董事会的关係搞得挺僵。学校董事会指责傅兰雅太「世俗化」，并逐步剥夺他的行政权。于是，在1868年5月，傅兰雅愤然辞职，离开了英华书院。
江南织造局翻译时期
还没有辞去上海英华书院校长一职之前，傅兰雅就得到江南製造总局翻译馆的邀请，希望他出任翻译馆的翻译。从英华书院辞职之后，傅兰雅顺理成章地「跳槽」到了江南製造总局翻译馆，出任译员。
江南製造局是洋务派创建的中国第一家近代化机械製造企业，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派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发展军事工业，以便迎头赶上西方的「坚船利炮」。江南製造局成立后，除了向西方购买必要的机械设备，还要翻译西方的科技、工程书籍。1867年，曾国藩派他的幕僚徐寿、华衡芳等负责相关的翻译工作，当时的中国极端缺乏翻译人才，所以只好请在中国的外国人帮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认识了傅兰雅，遂想邀请他做专门的译员。为了留住人才，江南製造局付给傅兰雅高达800两白银的年薪，这个薪水在当时足让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当时，翻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引入中国，译书多採取「口译笔述」的原始形式。即翻译着作时须精通外语和精通中文的两个人合作，先由外文译员阅读一遍，读过之后按原意逐句读出汉语，由中文译员记录。之后，再由两人按照中国文法修改记录稿，最后形成定稿。对于这种翻译西方书籍的方法，傅兰雅在《江南製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写道：「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之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书要出，华士与西人核对……既脱稿，则付梓刻版。」与傅兰雅合作过的中国数学家华衡芳在《代数术》一书的序言中说：「傅君口述之，余笔记之，一日数千言，不厌其艰苦，凡两月而脱稿，缮写付梓，经手告成。」
江南製造局翻译馆採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为近代中国引进了一大批西方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新成果，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谭嗣同读了江南製造局翻译馆的译着后，大有感慨地说：「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时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以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勐进乎？」康有为在1882年访问上海，购买了一批江南製造局翻译馆的译着，他回广东研读后觉得眼界大开，立志要在中国推动「维新」事业。
奠定中文翻译基础
在江南製造局的译员中，傅兰雅最有名，他在江南製造局翻译馆任职长达28年，期间与人合译的西方书籍多达129部，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军工、矿物、冶金、医学、地质、气象、植物、法律、解剖和政治经济学等各个方面。他由此成为近代翻译西书第一人、当之无愧的翻译家。因为翻译工作出色，清政府授予傅兰雅三品官衔。
在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过程中，最难翻译的就是科技名词。傅兰雅和他的中国伙伴多次讨论，最后定下了两条原则：其一，中文已有之名，只要合用就沿用；中文没有之名，则採用音译，通过在原有中国汉字上加偏旁来解决，如化学元素镁、砷、硅等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中国科学技术上的专用名词，很多都是傅兰雅和他的中国伙伴反覆讨论之后敲定的，他们为此还特地编撰了好几部中英文对照的科技词彙工具书。
傅兰雅来华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製造局翻译馆工作。洋务运动虽力推西学，但无奈国家封闭已久，国人头脑很难一下子转过来。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傅兰雅称他在中国的经历为「南柯一梦」。于是，在江南製造局翻译馆工作了28年之后，傅兰雅接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于1896年从中国启程奔赴美国。
当然，傅兰雅不会忘记中国。1901年，中国北洋大学派出9名学生赴美留学，特聘傅兰雅为这批留学生的监督。此外，傅兰雅还受美国教育部委託，在1909年用英文编写了一本《接纳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章程》，内容包括美国的大学制度、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留学状况、对中国留美学生的建议和忠告等。
黄炎培先生自传《八十年来》中，有一段与傅兰雅有关的记载──
我在1915年到美国访问期间，在三藩市街道电车上，我于人丛中偶然开一声口，一位美国老翁挤上来和我握手，用中国话表示欢迎，说：「有事奉商，欢迎先生到我家谈。」我随老人去，他自称名傅兰雅，在中国担任翻译物理、化学几十年了。我回忆他就是上海江南製造局老辈翻译格致书籍的。那时不称理化，称格致，我初学还读过他所译的书。傅兰雅对我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这一席话使我大受感动。后来我帮助傅兰雅在上海曹家渡办成一盲童学校，他儿子傅步兰当校长，教授盲童习字、手工，如製籐椅、织毛衣等等。
黄炎培先生所记，说的是傅兰雅先生晚年致力于中国盲童教育之事。傅兰雅关心中国盲童，以私人名义捐出6万两白银，先在上海创办了一所盲童学校，后又捐款在汉口建一所盲女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所盲女学校，1928年，他又送儿子傅步兰到上海开办第二所盲女学校。就在送儿子去中国不久，傅兰雅先生在美国去世了，享年90岁。仅以老人家晚年的这种慈悲情怀而论，他也值得中国人铭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