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旧幕僚谈汪精卫死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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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央举行六中全会，这天九点多钟，中央委员陆续到来，新闻记者席则在楼上。在主席台左面的第三排位子上坐着居觉老（正）一人，未几，汪精卫入场，也向左面行去，经过居觉老座次，和觉老打了个招呼，觉老站起身来和他握手，见汪印堂发暗。问道：「汪先生是否身体不舒服？」汪道：「我很好，我没有病。」说罢，就坐在第一排位子上。这时已近十点，快到开会的时候了，可是今天会场的情形比较乱。这时，蒋委员长早已莅临，在楼上的办公室休息，他得知秩序欠佳，正责问负责筹备的人员。而这时的礼堂内外的走道上，似乎有许多人走进走出，也有人到楼上靠近台口处俯视，这些人不知是办事人员？是各大员的随员？还是闲杂人等？也没人留意。十时，蒋委员长下楼，步入会场，两旁有便衣卫士拥护，登上主席台，大会随即开幕，蒋公致词时，各大报社和通讯社记者均坐于主席台对面楼上规定的座位，忙着记录。大大概委员长以秩序不佳，极感不快，于短短的致词后，亦无人继续上台致词，六中全会的开幕仪式遂草草结束。散会后，蒋公步下主席台出会场时，走道上愈形杂乱拥挤，蒋公在便衣卫士护卫下始挤出会场，仍然登楼休息。
这次六中全会中，有两位委员尚系首次参加，一位是东北的张汉卿（学良），一是山西的阎百川（锡山）。大会散会后，全体中委齐集中央党部广场拍摄团体照片，大家站成半圆形，由照相馆用摇头镜连拍两次。有些新闻记者也趁机上前拍照。汪精卫最喜欢记者们为他拍照，从不拒绝，摄影时，必将领带整理一下，以免领结歪斜，再把西装上衣用手抖一抖，然后将钮扣扣上，以免绉折。因为汪最爱漂亮，锐意修饰，头发梳得亮亮的，胡须刮得光光的，衣服穿得毕挺，皮鞋擦得亮晶晶的，虽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看去只是四十许人。这时有几位记者拍照完了，汪氏也准备离开这广场，忽然有另一记者，手持方盒形的大照相机，走来向汪行礼，请求再拍一帧，汪氏立即回身站定，这人拿着镜箱一再对光之后，突在镜箱里抽出一枝白朗林小手枪，将镜箱一扔，握枪向汪射击，汪已中弹，他赶紧回身向右便跑，刺客跟着就追，连射数枪，汪仍未倒地，续向前逃命。
当时全体中委摄影所站的位置，都是自由排列，并没有规定位次，这时汪氏居中，左侧为张静江（人杰）先生，张氏腿不能动，平日行动由两名副官用围椅抬上抬下，不论上下汽车，上下楼梯，都是如此，这次照相也是由礼堂抬出，仍坐于围椅上。汪氏右侧第四人为张溥泉（继）先生，第六人为张汉卿（学良），汪氏跑过张溥老的位置，凶手跟着追来，溥老从后将凶手拦腰抱住。凶手个子虽小，力气却大，仍然前冲。这位北方大个子的张溥老，几乎抱他不住，仅能减低他前冲的速度。这时，凶手已冲到张少帅（学良）身侧，少帅到底是将门之子，他欺身上前，左手一抬，把凶手握枪的手抬向天，以极快的动作，两绝招同时并发，一拳捣向凶手心窝，一脚踹向凶手的膝上，既准且狠，凶手受创倒地，溥老一松手，紧抓着凶手握枪的手，张少帅正打算予以致命打击，不料宋子文的两名卫士跑来，不问三七二十一，用驳売枪连击数发，凶手才不能动弹了。这两个冒失鬼，不知将凶手绑缚，遽尔开枪，为中央带来许多麻烦，为汪派的人增加许多误解。
这时汪精卫和凶手都卧倒血泊中，汪氏虽中了几枪，但都不甚严重，尤其那时求生之念在支持他，所以他中枪之后还能逃命，及至凶手被击倒，汪氏精神立刻松弛下来，而不支倒地。蒋委员长在楼上听到枪声，赶紧下楼，就有党部人员向他报告情形，他来到现场，凶杀事件刚告结束。蒋公亲至汪氏前，见汪虽受伤，但神志尚清，忙与禇民谊将汪氏用双手托着上楼，立嘱刘瑞恒（中委兼卫生署长）急召中央医院的外科名医沉革非诊视，沉请立将汪移中央医院。蒋公严嘱刘沉二人尽一切力量和方法医愈汪氏之伤。并令人将凶手速送医急救，以当活口，俾侦询行凶原因及主使人，使案情能大白于天下。
中央党部的广场上，自刺客枪声响后，全场扰攘，吓得乱跑，有的委员爬伏在汽车下，有的蹲在墙角边，有的躲进厕所里，有的向外跑，有的跑进党部里面。阎百川先生初来南京，一切茫然，他吓得向丁家桥跑，可是他身躯肥硕，跑上两三百步就跑不动了，靠着电杆在喘大气，被中央党部职员自外返部，看到一位穿上将军服的人靠在电杆边，认出是阎先生，忙扶着他回中央党部，送到楼上休息；罗家伦先生爬在汽车下，有人看到，对他说：罗先生，这里并不安全，你还是进里面去比较好。这位学者那见过这等凶险，只吓得慌不择路！最可怜的是张静江先生了，他看到刺客开枪，已是吓得面色苍白，再看到全场的人都跑光了，留着他一人孤伶伶的好不凄凉，好在刺客所找的对象不是他，否则，真不堪设想！他的副官不知去了何处，也没有人照料，他睁着眼看到这幕惨剧的开始和结束，才有人把他抬进室内。
凶手名叫孙凤鸣，是一家新设立的通讯社记者，这家通讯社（忘其名）在新街口的建邺路口，它的招牌挂上没几天，他们仅是借通讯社的招牌，好请领记者证到中央党部采访新闻为由，以实行他们的阴谋，他们也和新闻界同业莫有来往，同业也没有人认识他。后来治安人员去搜查这家通讯社，一无所获，连油印机都没有，所用桌椅床铺都是家具店租来的，也没有炉灶厨具，职员都是到外面吃客饭，所以他们是有计划的安排，不留丝毫痕迹，使治安人员无从着手。而孙凤鸣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混入会场谋刺中央大员，可把当时几十位在中央党部探访的记者整惨了，因为这些正牌新闻记者为免嫌疑以示清白，都自动留在中央党部，听候治安人员的调查，大家都集中在大礼堂，一律不能外出走动，上厕所也有人照顾。由上午九时许直到下午七点多钟，才获准离开中央党部，并没有分别和每人谈话，白白的坐了十小时的冷板凳，挨了一天的饿，这罪可真受够了！后来只有一位民族通讯社的女记者王立文，因为她在楼上曾几度走向台口俯视，已被便衣治安人员汪意，因而被扣留侦讯。
汪氏之伤并不严重，身所中弹，都非致命之处，因为枪小力弱之故。至于凶手则伤重死于医院，究竟是谁的主使，当时无法追查。这时陈璧君跑来竟大发雌威，对着中央人员咆哮的说：「你们作的好事，你看汪先生被人杀死了！」有某要员走向凶手前想看清凶手的面貌，陈璧君竟吼叫道：「你们想消灭人证吗？」这个肥婆开口「你们」，闭口「你们」，竟一口咬定为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后来侦知为李济深命汪亚樵收买的刺客，其目的初不在汪，因无从下手，遂求其次，后汪及其友人才疑虑冰释。
凌云：抗战前后中日和谈内幕
由抗战期间到现在，我在心中一直的是存在着有如下的几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以汪精卫那样具有革命历史的人，何以会一旦之间和日本人合作起来做了汉奸？有人说他是为了权力欲望；也有人说他是为了和蒋先生的意气之争。但我觉得这些都似乎不像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疑问是：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周佛海在未投汪以前，是蒋先生左右最亲信的人员之一，蒋先生的好多文件，都出于周氏之手。如果讲到关系，可以说周同蒋的结合是远在和汪的往来之上。何以一旦之间，周氏居然参加了汪精卫的阵营？有人说周氏因为对抗战的前途有了悲观的看法（在武汉时代有人把周佛海那一撮人，叫做低调俱乐部），所以才走上了做汉奸的途径。我觉得这种说法，对周佛海来说，也似乎是不大公平。
第三个疑问是：除了周佛海以外，像陈公博、陶希圣、高宗武那些人，都是学问修养有素的人。他们何以也会忽然间跟着汪氏到了上海？有人说陈公博是感恩知己，我因为对他的情形不甚清楚，也只好如此相信。但对于陶高二公，我则确信他们不会有做汉奸的动机。可是，在事实上，他们两个人也曾一度跟随汪氏到了上海，且曾参加了对日本军阀们的谈判。什么原因使他们这样做？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终于由上海出走，重新返回了抗战的阵营？把这一切的一切连系到一起，我认为这些人的结合和行动，一定是有一个共同一致的动机？我想不但我个人有此疑问，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也会同样的有此疑问。
如果要揭穿这些谜底，决不能凭着某一个人的理想，可以妄作预测；更不能凭着某一个人的直觉作用，可以轻下断语。必须寻找确切的证据，才能够对历史有所交代。
汪精卫等人究为汉奸乎？抑为和平救国乎？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我于前年访问日本东京之际，却在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终身致力于「中日和平运动」的日本朋友西义显先生。西氏是中国抗战期间有名的「日本亲华派」，对汪精卫政权的出现，和后来对重庆方面幕后和谈中，他和近卫文麿、影佐祯昭、石井成一、田尻爱义、儿玉季雄、犬养健、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这些人的事迹，本文都有详细的记载），都是有力的穿针引线人。而尤以西氏，曾以一身而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和平运动──第一个阶段是对南京的汪精卫政权；另一个阶段是对重庆的国民政府──由始至终，都有西氏的奔走呼吁于其间。
我发现了这个线索之后，实在觉得万分兴奋！马上要求我的朋友日本亚大田之炫教授，陪着我和西义显先生作了一连串的交换意见。
我从西氏口中，知道在那个时期，中日两大民族的有识之士，早已着眼到了日本军阀在「极权主义」之下，势将嫁祸于中国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功，等于是没有了日本；日本没有了，也就等于是没有了整个亚洲。根据这些人的看法，如果想要求取亚洲中日两大民族的长治久安，首先必须使中日两个民族能够和平相处；在军事方面遏制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在经济方面替日本寻找出路。他们认为：如果中日两大民族发生了军事上的冲突，固然是中日两国的不幸，同时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在中日未进入军事状态以前，这些人固然是奔走呼吁，为防止中日战争的发生，而作最大的努力；就是中日战争发生以后，他们仍然是为了终止中日战争，而奔走不遗余力。据西氏表示：在日本国内，除了极少数的军阀以外，大多数的朝野人士，无不渴望和平，中国方面的情形，亦复如是。除了极少数的野心家，希望混水摸鱼，假借抗战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外，可以说大多数的中国人，也同日本人的心理一样，大都希望中日战争早日宣告结束。西氏认为，中日事变发生之后，在中日双方爱好和平人士斡旋之下，本来有好几次可以促成和谈的机会。到了后来，终致演成中日双方面的八年作战，是基于左列几种因素：
第一、是中国负责当局，不相信日本方面有谈和的诚意（主要的受了日本军阀的破坏）。
第二、是日本军阀不肯履行诺言实行撤兵，使日本当局的谈和诚意，无法表现。
第三、在中国方面，由于汪组织内部的少数人士，对重庆方面的意气用事，遂使事变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西义显对我表示：中日事变发生以后，在中日两国内部，立即发生两种和平运动的浪潮：一为汪精卫氏所倡导的和平救国运动；一为松冈洋右所提倡的和平外交政策。但由于外间资料的缺乏，所以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谜底。西义显说：
「有关汪精卫进行和平运动的始末，虽然在贵国方面有过许多报导。但我认为，那都是属于片断性的一种介绍，并未触及汪氏和平运动的中心。至于松冈洋右的和平外交，由于他签署了德义日三国军事同盟，遂使世人更加深了对他的误解，以为他是属于扩大中日事变派。」
西义显先生不仅是当年始终奔走中日和平运动的主要一员，而且他对当时中日间若干重要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更具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他一直以为汪精卫那时所标榜的「和平救国运动」，是代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史以及历史哲学的构想。他之参加和平运动，也是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异世界观及特异世界历史哲学」的影响。
因此，西义显的一个结论是：「汪精卫受了事实上的支配，以救国始，以汉奸终。这固然是汪氏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中日两大民族间的共同悲剧！」
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西义显接着指出：从他个人当年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中──如吴震修、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宁、汪精卫、周佛海、盛沛东、沉恒、钱新之、张竞立等──使他深切的感觉到：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时局抱有如下的一种想法：
他们认为当时亚洲方面一触即发的危机，端在于日本军阀的对外侵略思想。为了补救历史哲学上的偏差，多主张中日两大民族必须彻底合作。所以在汪精卫与蒋先生合作期间，汪曾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身份，高唱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力主对日本采取缓和的外交政策。
彼时任外交次长的，是汪氏手下的大将唐有壬，由于唐在日本军阀谋我日亟的日子里，犹高唱「亲日的外交政策」，被人疑为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于一九三五年末，在上海私寓门前被人刺杀。这是汪手下大将第一个牺牲于和平运动的人。
等到后来汪氏由重庆出走，到了河内高朗街廿七号定居以后，在那所住宅里面，除了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在刺客谋杀汪氏时，又误中副车曾仲鸣。这便是汪手下大将第二个被牺牲于和平运动的人。
一九三六年的春季，日本政坛上掀起了「二二六」事件，近卫师团的第三联队占领了东京的中心区，内阁两名大臣被杀，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日本少壮军人气焰万丈，结果由广田弘毅出而组阁，收拾一切。
西义显这时恰好由中国的南京因公返日述职，得在东京恭逢其盛，他认为「二二六」事件不但是日本历史变化的一个转捩点，而且是整个亚洲民族走向崩溃的阶梯。
暴风雨前的小康局面
一九三五年春季，是酝酿已久的中日决定性大悲剧的前夕，在暴风雨行将到来之前，照例要出现一段小康的局面。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国最高领袖蒋先生，曾约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林木美通中将，正式举行会谈。同时，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约请有吉公使，在中国外交部举行正式协商，以图解决中日两国的各项悬案。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本友好的诚意，曾经片面的发表「对日亲善论」，而表示中日两国前途有日渐走向妥协友好的迹象。
同年二月十日，中国正式发表停止「排斥日货」的命令。五月，中日两国谈判甚久的交换大使悬案，也告正式实现。六月，两国同时发表「敦睦邦交论」。从任何方面看，中日两国邦交，都好像有进入正常化的希望。
这个时期，日本内阁的阁揆是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他与陆军的主张，恰好站在相反的立场。不过，在内阁之中仍有广田外相，在主持着对华的亲善政策。
在中国，这时正是蒋先生和汪精卫合作时期。在对日政策方面，仍高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号。在时局的错综复杂中，南京的街头上，仍旧是表现着一种空前繁荣的景象。中国政府中的要人，如蒋先生、汪精卫、何应钦、陈诚、陈果夫、陈立夫、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张嘉璈、吴铁城等，都居住在南京城内，而主持着对日的亲善外交工作。
汪氏出国唐有壬被刺
早在一九三五年的七八月之交，那位标榜执行「缓和对日政策」的汪精卫内阁，在全国舆论指斥之下，已无法执行其对日的缓和政策了。汪氏本人，遂不得不挂冠引去，到青岛去实行休养。翌年，国民党召开四次六中全会，在团结党内同志、共同对外的口号下，汪氏正准备复职之际，不料在中央党部受到了暴徒的狙击。以伤势甚重，经急救后迫得出国治疗。
汪氏出国养伤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因患慢性心脏病，于是年十二月九日呈请辞职。但不料于返抵上海三日后──十二月十二日──即在沪寓门外被刺身死。
据西义显的回忆：当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南京「满铁公馆」的某一次宴会中，来宾方面有唐有壬、高宗武、吴震修、董道宁等。时间已经到了，高、吴、董等均依时到来，惟唐有壬一人未到。在外交惯例上，国际宴会除了事前声明有事不能出席，向主人表示谢意外，甚少有答应了出席而临时迟到的情事。此时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却向主方表示歉意说：
「唐次长有临时紧急的事待办，要我代为表示歉意！事情办完了，他马上会赶来的。时间到了，不必等他。」
一直等到宴会将近告毕之际，唐氏才匆匆赶来，一见西义显的面就说：「对不起！我因为处理两封急电，来迟了，请你原谅！」
搞中日亲善笑骂由人
西氏看到唐有壬神色慌张，面容苍白，他预感到此时的唐，一定是在职务上遭遇了难以解决的问题。遂悄悄的问唐：「发生了什么事吗？」
唐答：「我方才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电报是孙永钦事件；另一封电报是亲日满新闻社社长被暗杀事件。」
唐又说：「我随后又收到贵国天津驻屯军酒井隆参谋长的强硬抗议书。」
后来，西义显才知道：唐当时所最感忧虑的一件事，是直到那时为止，日本军人们的真正意图究竟如何？他还无法了解。请想想：一个主持外交行政的当局，他连对方的真正意图都无法了解，你叫他如何去确定外交的对策？唐此时情绪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
唐氏是清末名人唐才常之子，湖南浏阳人，在性格上多少具有一些湖南人的辣椒脾气。唐的父亲唐才常，于一九○○年因发动中国革命，与日本同志在上海一同被捕。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被判处了死刑。
两江总督张之洞，因为这件案件牵涉有外国人在内，故下令把唐才常问斩，对于日本人则另案办理。偏偏那名日本同志是死心眼，一定要求由他陪斩。张之洞看到日本人的义气，深深受了感动，也下令免了唐的死刑。
唐才常于虎口余生之后，时常对他的家人讲述这件事，叫他们永远不要忘记日本人对唐家的好处。等到唐有壬长大懂事，他的母亲也不断的对他讲述这段故事。据说，唐后来把自己生命投掷在「中日亲善」上面，即或有人骂他是汉奸，是卖国贼，亦在所不计的原因，就是受了这件事的心理影响！
近卫首相被蒙在鼓里
当时，外面不明真象的人，由于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在特殊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是以盛传宋哲元将军与日本军阀勾结，卖国求荣！而事实上，宋氏所担任的是项艰巨任务，完全是得到中央方面的同意。那就是，在中央的策略方面，为了争取和平，至少也是为了争取准备抗战的时间，不能不与日本方面虚与委蛇。而且也因为日本内部的情况极不一致，更希望以我们的让步，以增加日本内部持重派人物的发言力量，以图使得日本军阀的行动能悬崖勒马。所以宋哲元的做法，也就是中央的做法。
临到事变前夕，李世军的奔走于北平南京之间，就是希望能多替国家做一些缓和的工作。不过，此时日本军人的飞扬拔扈，已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所以芦沟桥事变，终究无法避免！据近卫文麿手记这件事的始末，当时不仅日本内阁不知道此事，连日本军部事先都不知道。由此可见，日本军阀的轻视国运，是到了如何疯狂的地步！近卫文麿手记上说：
「余拜命组阁时，陆军自满洲事变以来所为之诸种策动，已相继成熟，在中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中国问题，已到了非武力解决不可的程度，余全然不知。故组阁不足一月，芦沟桥事变即告爆发，竟至扩大为中国事变。当时各种事件的发生，政府中人，固无所闻，即陆军省亦无所知，完全出自当地军人的策动。」
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卒致成为世界大战，而主持国运的内阁，竟无所知，即陆军省亦无所知。这岂不是天大的一个笑话！由此看来，历史的写成趋向虽是必然的，而机器的开动则是偶然的。侵略主义既经形成，国际战争即无法避免，可以说是千古一例。
宫崎与秋山双双被捕
芦沟桥事变既起，在中国方面最初还是希望就地解决，不愿意演变成为一个可怕的中日全面战争，即在日本方面，也仿佛有类似的和平活动。近卫文麿首相曾于是年七月十一日正式声明「不扩大，就地局部解决」的方针。
事实上，当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与日军极力周旋，力谋局部解决之际。日军方面的情况，正如日本大本营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答覆近卫文麿首相所述那样：
「中日事变，全为表面赞成不扩大方针，而暗地却在扩大的一般阳奉阴违之徒所破坏，良可慨也！」
所以近卫首相，虽然经过征询陆相杉山元大将的同意，派出宫崎龙介和秋山定辅二人来中国谈判。可是，宫崎于登船来中国之前，在神户被宪兵所捕，秋山也同时在东京被宪兵所捕，罪名均为有间谍嫌疑。于是，芦沟桥事变将扩大至如何程度？连日本内阁，亦无法确知。
至八月初旬，日本大吉柘相，在阁议上询问杉山元陆相：
「在华之军事行动将至何地为止？」
杉山元陆相，默无一言，海相米内光政，觉得实在过意不去，淡然答道：
「大约预定至保定永定河线为止。」
杉山元面色突变，指斥米内说：
「此等场所，何以竟发是言？」
我国当局鉴于此等情形，当然感到事态万分严重，所以庐山便成了决定国策的中心。
一向献身于中日和平运动的吴震修氏，恰在这个时期，因患病入了医院。在此重大瞬间，他希望高宗武能继承唐有壬的遗志，献身此一艰巨的和平工作。
高宗武是日本九洲大学毕业的学生，由唐有壬介绍他入外交部工作。他是浙江人，为汪精卫的得力幕僚，在蒋先生面前，也素以大胆敢言见称。
高宗武那个时候的年龄只有三十二岁，是一个充满热血的青年，在稚气中多少带有一点自负的样子。高虽有志于中日和平运动，但他却对与日本的经常交涉，不寄任何希望。
高宗武上庐山见蒋汪
七月十六日那天，高氏上了庐山，准备面见最高当局，有所陈述。
这个时候，蒋先生和汪精卫都住在庐山，正在召集全国各阶层的代表，商讨处理全国最后关头的大计，全国中心人物，都聚集于此。
高到了庐山，首先见到了汪精卫，对于中日和战问题，先向汪作了一个坦诚的陈述。汪希望由他安排一个时间，再由高氏对蒋先生作一个直接的报告。听听蒋先生的意见以后，再作打算。
七月三十一日，在汪的安排之下，蒋、汪、高三个人，有了一次单独聚餐和会谈的机会。高宗武抓住这个机会，曾对蒋先生大胆的说明如下各点意见：
第一、高宗武认为：中日两国的事态，已到了非常严重的阶段，如果一着棋子下错，可能招致全亚洲民族的整个毁灭！
第二、他请求蒋先生，把对日本折冲之事，交给他全部负责。
第三、由他设法，联合日本方面的有识之士，尽量设法去说服日本近卫文麿首相。
第四、然后以近卫首相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制止日本军阀的蠢动，划定永定河为中日事件的最后缓冲区。
第五、要求日本军队由华北全面撤退。
第六、请求蒋先生和汪先生支持他的主张。
高宗武作了以上六点报告以后，汪精卫对于他的意见，首先表示赞同。蒋先生则陷于沉思之中，既未表示同意，亦未表示反对。
经过蒋、汪、高三人会谈之后，第二天的下午高返抵南京即与吴震修见了面。他们两个人协议的结果，一致认为：欲说服近卫文麿，非请那时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出面不可。
为了进行这件事，高宗武请西义显应尽他个人最大的努力，向松冈洋右报告此项工作内幕；并请松冈洋右为了中日两大民族的未来前途，参预此项工作。
西义显初见松冈洋右
西义显觉得此项工作，甚有意义，遂欣然接受了此项使命。回家之后，略事摒挡即乘日轮「奉天丸」去了大连。由七月下旬离南京，到了八月九日才抵达大连。这个时候，从芦沟桥一角所燃起的战火，已因上海方面所发生的大山大尉被杀害事件，有更加扩大之势！
西义显到了大连，马上就到满铁株式会社找到了东亚课长官本通治，将他有要事必须立刻面见松冈洋右总裁的意思，对宫本说了一遍。宫本课长告诉他：
「松冈总裁现在已经去了奉天，你要见他，我可以马上陪你到奉天去。」
西义显说：「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搭特别快车启程。」
依照满铁株式会社的惯例，凡是派在外方的各地单位主管人员，有事面见总裁时，必须由东亚课长陪同引见，方得会面。所以西义显未见松冈洋右以前，必须先见宫本通治课长。
松冈洋右是日本方面一位出名的怪人，凡是部下对他有所请求，他一定要首先对你投下一枚否定的炸弹，以试验你的信心。这种情形，只要和松氏经常接近的人，都十分了解。
松冈洋右的住宅，在奉天日租界一所很华贵的花园洋房里，占地面积很大。西义显和宫本到了那里，经过一番通报手续后，松冈洋右马上召见他们。经过宫本课长略述来意后，遂由西义显把他最近为中日和平运动所做的工作，对松冈洋右作了一个详详细细的报告。
松冈洋右在西氏作报告的时候，很静默的加以聆听，面上并没有显出来任何不愉快的表情。可是，当西氏全部陈述完毕之后，却对他大喝一声说：
「西义显君！你以为你在南京做的事对吗？你以为近卫公在东京能够听凭你的幻想，来加以说服吗？在时局这样严重的情形之下，你认为你能有所作为吗？你这样天真的想法，你干脆不要做日本人好了！你明天应该赶快回南京去，在会社没有特别指示以前，要牢牢的守住你的岗位。」
晚宴过后松冈吐真情
松冈洋右一连串的责问，直把西义显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嗒然若丧的偕同宫本通治告退出来。
西氏临出门的时候，松冈又问他：「你什么时候动身回去？」
西义显废然的答：「明天。」
松冈洋右说：「那么，好了，今天晚间七点钟，在我家里便饭，算是我给你饯行。」
西义显虽然了解松冈的脾气，但他这个钉子碰得太大，在心理方面，依然觉得万分懊丧！到了晚间六点五十分左右，他一个人无精打彩地到了松冈洋右公馆。
不料，松冈这次接见他时，是穿的日本式家常便服，和他的夫人一同出来招待他，态度方面显得格外亲切。
饭毕，松冈夫人有事退了席，小客厅里面就剩下西义显和松冈两人。松冈才以非常诚恳的家长身份，告诉西氏说：「西义显君！本会社内部的组织情形，你不是不明白。今天早晨，当着宫本的面，你怎么可以向我报告那样重大的问题！」
西义显听松冈洋右这么一说，他心里未免觉得微微一震！仔细一想：果然是自己太疏忽了，他和松冈所谈的这件事，若在一般日本人看来，似乎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不应当着第三者面前提出的。此时西义显只有低头认错的说：「是！这是我一时大意，以后一定痛改，请总裁放心。」
松冈却安慰他说：「好在我们的谈话纪录上，没有记载上去，你以后多加小心好了。」
缓了一缓，松冈又对西氏说：「西义显君！你早晨告诉我的话，我非常同意。既然蒋先生和汪先生也同意这样做，这是中日两国之福，我一定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完成你的志愿。」
又停了一停，松冈再用非常坚决的口吻问西氏：「这件工作，非常重大，必须有人专心一志的来推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但也有失败的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没有就作罢论，假如有的话，我再把我的意思告诉你。」
近卫首相支持西义显
西义显那时年纪轻，有一股冲动的劲儿！听松冈这样一问，马上用坚决的口吻说：「为了中日和平运动，我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松冈听西氏表示得这样坚决，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笑说：「事态还没有这么严重！不过，进行的人必须有小小牺牲，这是在所不免的！」
西义显答：「我个人情愿接受牺牲！」
松冈说：「那么好了！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你马上便须放弃你现在担任的职务，你愿意吗？」西义显答：「愿意。」
「第二、你从此必须不担任任何公职，以平民的身份，从事此项运动，你愿意吗？」
西义显再答：「愿意。」
松冈说：「好了！关于政治方面和金钱方面，我完全支持你。不管你用了多少钱，都向我报销好了，我现在就拨给你日币××万元，做为活动费之用。」
在那个年头，日币尚未贬值，一圆日币（我们把它叫老头票，也叫金票）合中国银圆八角，××万日元，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此可见，松冈洋右其人魄力之大。
松冈洋右和西义显经过这一番恳谈，从此以后，便决定了西义显的悲剧命运！松冈和西氏商量的结果，是由松冈洋右给近卫文麿首相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负责介绍西氏面谒首相一谈。为了晋见便利，松冈还另外给当时的内阁风见书记官长写了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西义显到了东京，马上就拿着松冈洋右的信件，去见风见书记官长。经过风见书记官长的引见，西氏立刻的见到了近卫首相。
西氏见了近卫后，把他要说的话，毫不保留的都对近卫首相说了。近卫对西氏的和平运动非常诚恳的表示同意。
西义显获得了这样一个圆满结果，立刻就搭船回到了上海，把他自己原任满铁的职务作了一个交代，又于九月下旬再回到日本大矶，在那里等候中国同志们和他见面。
德使陶德曼调停经过
十一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奉希特勒之命，向中国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大体是这样：
第一、内蒙自治。
第二、华北不驻兵区域必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
第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第四、对于排日问题，此点希望按去年张群和川越所表示的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第五、防共问题，日本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第六、关税改善问题。
第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的权利。
我国政府那时已迁至武汉办公，蒋先生则在郑州前线部署军事。我方于接到陶德曼大使送来的日方议和条件后，遂于十二月六日在汉口的中国银行，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的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由孔祥熙氏担任主席。会议中的决定是：认为日方提出之条件可以接受，并公推孔氏即向蒋先生请示，以作最后决定。
孔氏在电话中把这件事向蒋先生作了一个报告，匆匆通话中大家都忽略了日方所定的最后答覆的期限，是只能延期到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日，电话便告了一个段落。
汉口方面与蒋先生通话后，立派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呈蒋先生。专人到达郑州时，蒋先生已去了洛阳，再赶到洛阳，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及至我国把蒋先生表示愿与日方谈和的文件送到陶德曼手上时，已经超过了日方所定的最后期限。但陶氏仍把这项答覆转达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狄克逊接到此项答覆，立即拜访日本的近卫首相，希望对期限的延迟，有所解释。但当他到达首相官邸之后，才知道近卫正在参加一项重要的会议，无法即刻见面。
王觉源 ：汪精卫死事之谜
汪精卫终在抗战胜利的前年，死在日本东京帝国医院。时已传播中外。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实不能令人无疑。如外国人对希特勒这恶魔之死，就閙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同样的，国人之神经过敏者，亦觉汪精卫之死，有些离奇古怪，也就产生了若干揣度的传说。
重拾两段过去纪录
在没有说到国人对汪精卫之死，诸多揣测传说以前，先要重拾二年前拙作〈陈璧君的末路〉旧文中的两段，以明我过去对汪氏去世所知道的一点大概略。
1.汪有自知、陈渐醒觉：汪精卫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他在民国三十二年去参加日本举行所谓的「大东亚各国会议」时，适其脊背原被刺时未曾取出之子弹，疼痛难忍。这子弹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党部开会拍照时，被刺客孙凤鸣狙击，射了三枪，刺客虽被张学良制服，而汪背脊之子弹终未取出。现时旧创复发，乃返南京就医，经过手术一月之后，痛反加剧。三十三年，因复赴日本治疗，伪府则由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代主席。通常医院一般重病患者总是躺卧在床上的；但汪则躺不下来，日夜正襟危坐于特制的椅子上。由颈项至腰腹部，且都用石膏绑缚，终日不能转动，动则痛苦难当。加以他原有糖尿病，由于子弹作祟，打针服药，亦不见效。汪自知病将不起，乃预留遗嘱，安排后事。他此时似已完全清白，觉今是而昨非，对其前途，亦料到必无善果，故其遗嘱四点：一、不铺张。二、不国葬。三、墓碑只写汪○○墓。四、时局稍定，归葬广州廖仲恺墓旁。
越半年余，民国三十三年秋，汪终病死于日本东京医院，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大殓。时伪府显要多主修改汪的遗嘱，按国民政府元首崩逝礼仪举行国葬。独陈璧君坚持不可。「应遵照其遗嘱，不能改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汪似已有「自知之明」，且已预见到前途。而陈璧君此时似亦醒觉过来了，觉得非分之举，反足以自取其辱。结果并未完全依照汪之遗嘱，将汪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孙（中山）陵附近，谭故行政院长延闿墓之间，而未安葬于广州廖墓之旁。不过事颇稀奇，抗战胜利后，忽被发觉汪墓不知何时被炸掘开，尸骨亦不明去向。时陈璧君已被捕下狱，子女风流云散，汪家班亦树倒猢狲散，也无人出面追究查问了。汪死而有知，当深悔不以「楚囚」死，空负「少年」时头颅矣。
2.三次历险，终于遗臭：汪精卫病死日本，世人始终将信将疑。外传为体内遗弹旧创复发所致。果尔，照常理而言，亦不至丧命。据日本医生说，汪所患的实为「粉骨病」。过去举世罹患此症者，不过三人。病症如何？外行自不得知。惟汪以一个昂藏七尺之躯的美丈夫，病中身体逐渐缩小，判若两人，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谋害，像吴佩孚之死于日医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样；有人则谓，事实上日人似无此必要。开始走霉运的人，自然也不会有人仗义执言去追究它，和其尸体被盗后的情形是一样。也有人说：「汪临终之际大呼『东条误我』……」不过汪在病重时，东条的确曾赴医院探过病，知已无救。究竟是东条误了汪，还是汪误了东条？这笔帐现在也无法算清了。
根据上述两段文字的记载，与国人许多传说，综合观之，汪精卫去世的情形，除了旧创复发、遗嘱、粉骨病、日人谋害、谋害原因等，几点可疑之谜以外，其他还称情理正常。兹仅就几点可疑之谜，分别言之。
遗弹旧创复发致死
汪精卫之死，据日方宣布，表面的主要原因，是肋骨间的遗弹，起了化学作用。根据日医诊断，非动手术难治。但经过手术开刀之后，实际发生的结果，便成了半身不遂，瘫痪于床，医治数月，突然病重而死。当汪氏于二十四年被刺时，曾由某德医诊治，认为子弹留在肋骨间无碍，不必取除。至三十三年时，遗弹已经过了九年，并无怪异，是否会突生化学作用？三十二年，他赴日本开会时，脊背忽疼痛难忍，是否即为遗弹作祟或另有缘故？如确认为遗弹作祟，是否必须开刀？
手术开刀后发生半身不遂，成了瘫痪，是否早已预料，或料到而未防治？瘫痪期间，病者神智清楚，还预立了遗嘱（原文未见，所谓「遗嘱四点」，或系口头之嘱），而且又经时半年，何以会突然病重而死？凡此疑点，事后日方除正面的公开露布者外，亦未见有任何其他的说明，自不怪国人有谜难释了。因此之故，另一疑问，接着发生了。倘汪精卫在临终之际，果有遗嘱公布，那上述问题，可能答解一部分或全部。于是汪氏究竟有无遗嘱？不免又成了可疑之谜。
遗嘱有无与其内容
汪精卫在南京，虽以傀儡僭称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但他自视，绝不认为是僭窃，必妄以一国的元首自居。通常一国元首──即令是伪元首──之死，除了灾难急死者外，多数是有遗嘱的。汪精卫不但深明遗嘱的意义，且曾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记录过遗嘱。同时，他虽在瘫痪之中，神智却很清醒，又自知病将不起，对其个人身后之事，尚且交代了遗嘱四点（见〈陈璧君的末路〉一文），难道他对于亲手所创造的伪组织和国家的前途，会毫无动于衷，除一己之私以外，而无一点大事交代吗？这在情理上，是很说不通的。所以汪精卫生前留下遗嘱（不论代录或口头），决定是有的。
但其内容如何？大家猜测，合理的猜测：其中必有很大秘密；必有不可以告世人之处；必有不利于日本的指责。关于这些，吾人由汪氏临终时，大呼「东条误我」（见前引陈文）之言，便可明白证明。遗嘱既有不可告世人与对日本不利之处，日本当然不会允许公布，甚或早已把它销毁了。
由于遗嘱内容之不能揭露；亦以汪已无剩余价值可以利用了；于是置汪于死地以灭口的计画，恐事久生变，便谋之急矣，故汪氏之死，自然就要引起了大家的怀疑。至于汪氏亲属及伪组织中的次号汉奸，纵有悉其内容者，为自保计，亦只好作三缄其口的金人。否则，可能与汪氏要同归于尽。
重演谋害玉帅故事
国人对汪精卫之死得奇离古怪，直言之，即是怀疑日本人施了一贯的阴谋手段──谋害。自日本军阀的铁蹄，踏进中华国土之后，日本特务人员在土肥原领导之下，对我国人上下所做的伤天害理、丧心病狂的奴役、压迫、谋害、毒杀的勾当，直是擢发难数。手段之毒辣，亦无所不用其极。兹仅列举谋害吴佩孚（玉帅）一例为代表言之。
日本军阀，在中国进行的傀儡组织，原来搞的是「南唐、北吴」。即在南方想利用唐绍仪（少川），北方想拉拢吴佩孚（子玉）。及唐少川在沪被刺，便向吴玉帅积极展开进攻。无奈吴佩孚大义凛然，拒不受遣。于是又转方换向，倾力对汪精卫做工作。汪在最初，亦畏缩迟疑不敢进。日人一方仍挟吴以胁汪，迫汪让步驯服；一方继续迫吴，吴则始终倔强不肯就范。日人认为如不临之以威，则吴汪两人，恐一无所获。日方杀鸡儆猴之计决，则玉帅危矣。
二十八年十月，吴玉帅以牙疾，求治于日人伊东医生。伊东在平行医，已近三十年，亦素为玉帅所信赖者。治医数日，尚未动手术，即由牙病转为败血症。未久，便一命呜呼。中国民间相传有句俗话：「牙痛不是病」，而吴玉帅竟以牙痛丧生。自不免引起国人一种传说：在吴死之前约二月左右，有某女士名Y、C者，原是某局长的下堂妾，曾寄拜玉帅夫人二奶奶为义母。一日由津到了北平，特来拜见义母，并致送很多贵重礼物。自道其别后生活，且谓其夫在港，事业相当顺利。吴二奶奶于欢迎之余，接来家居。她便大展手腕，博得义父母皆极欢欣，视同亲生。她且时为义父炖燕窝、煨参汤，亲切得无以复加。约二月左右，在吴二爷毒性发作之前数日。忽谓其夫因病来电急召，要求返港一行。在势不可留情形之下，乃与义父母殷殷挥泪而别。大约当她尚在沪港轮上时，吴即撒手人寰。后来传闻：Y、C女士，虽功成身退；但经时未久，亦以身罹怪疾，医药罔效，追随吴玉帅而去了。以此例彼，汪精卫之死，十有八九，也是遭到日本特务的毒手。还有一显明的事实，更可资为佐证。即汪精卫有一个亲信侍从周隆庠，老成精细，侍汪已有多年。汪氏赴日就医，周亦常侍左右不离。当汪氏临终前数日，日本医生则假借口实，不许周在病房侍奉。周纵不放心，亦无可奈何！重重疑云，唯此更不易破。
以粉骨症惑人视听
汪精卫之死，最初根据日本医生云：为「体内遗弹，旧创复发」所致。继谓：汪氏所患者，实为「粉骨症」。过去举世罹此症者，不过三人（见前引陈文）。然大家所了解的事实：汪病由旧创复发（假定是）而动手术。手术以后，成为半身不遂，瘫痪不能动弹。结果，又成了奇怪的「粉骨症」。实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更加莫明其所以然。此种病症，在此以前，却从未听人说过。病情如何？是否与手术、打针、吃药、绑缚有关？半身不遂、瘫痪不能动，是否为其必然现象？病中躯体逐渐缩小，是否为其必然结果？当时既有这种举世罕见的奇症，继日医之说以后，何以未见举世其他医生有所反应？国人有询之西医及中医者，亦皆说：医书上找不出这种医例。由此种种疑问来看，也实难逃出本文上述第五节中所指之推断。如果不是医生庸碌，误诊杀人；便是日医明知固昧，播弄玄虚惑人视听，以掩其谋害的把戏。使汪氏竟作吴玉帅第二。
「粉骨症」的病象，果是病中躯体逐渐缩小的话，近代文学家易君左先生，曾对作者闲话中，说过一种仿佛相似的病情，即他本人的父亲易实甫先生（字顺鼎，与樊樊山同为清末民初，国内的大文学家。），晚年，初无任何病象，仅身体疲软乏力多时。继之卧床数月。经中西医诊治，皆不明其为何病症？不但医药罔效，身躯亦逐渐缩小。到其死时，缩小得如同小儿童的躯体。这病情的发展，如即是所谓「粉骨症」，亦实与汪氏由旧创复发病，加上日医人为病，曲折转致的粉骨症，全不相属。因忆述之于此，俾供研究者的参考。
因何谋害必致其死
根据上述种种道路风传，相当可以肯定汪精卫之死，显系被日人谋害的成份居多。但汪氏既作了日本傀儡，已被日人牵着鼻子走，日人自可任意来安排驱策。又何必要加害，非置之死地不可？国人亦有几种传说：
1.日本军阀，盲目对美英作战，一鼓作气，再衰三竭。终致人、财、物力皆难支应，兵源尤为缺乏。日、韩、台各地，所有壮丁，亦悉索蔽赋，驱之前线作战，仍难以为继。因迫令汪伪政府，征送壮丁五百万。借口召开所谓东亚各国会议，诱汪氏赴日，签立「壮丁供应协定」。汪氏倔强，推拒抗命。这不异是汪氏坐视日军崩溃于不顾。自为日人所难忍受。便施个先发制人之谋。
2.汪伪政府，既作了所谓大东亚组织之一。实际只负有义务，而无所谓权利。南京伪政府成立以后，除在形式上作了日本的伙伴，实际上也没有尽到什么义务和责任。不但早被日人目之为「和平的抗日份子」，尤恐变生肘腋，祸来不测。与其为防不胜防而伤神着虑；自己亦觉欺骗伎穷；妄认不如「杀彘教子」之为得计。
3.汪精卫之投降日本，初本畏缩不敢进。继经日方面引诱、恩威并施，始得勉强就范。这在日人方面，却是始终不敢放心的。欲移王克敏势力南来以削汪；但王的资望地位，又不足以号召全局。或云：汪氏的「和平运动」，乃中国抗日的另一面，汪氏与重庆联系的秘室，已早被日本侦悉，（有人说：后来周佛海与戴笠将军之勾搭上线，即缘于此。）骗汪赴日，借口治病，实已早伏杀机。
4.汪精卫临终，大呼「东条误我」。这「误我」的内容，外人固尠有知者，但经其一语道破，其中必大有文章，包藏着很多秘密。及大东亚组织，行将瓦解；日本已渐趋末运之际。汪氏既再无利用的价值。此一串绝大秘密，便不能让之流播人间。汪氏不存，便一切死无对证了。所谓「东条误我」，或谓：为太平洋战争的决定，系东条利用汪精卫说明天皇发动的。次日，汪伪跟着对英美宣战。后来汪氏深悔上了大当。不知是否？
设汪未死种种假定
中国对日抗战，胜利的来临，实全出乎平常情况之外。来得太快，来得突然。以致弄得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一时措手不及。如对日受降接收；全国复员；伪军安抚与改编；对付中共乘机扩大叛乱；美、苏干扰与袒共；政府与中共互争接收；旧军阀与政客之混水搅乱、纵横捭阖。总之，国事之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亦莫甚于此时。所以有人说：汪精卫死得恰到好处，死得其时，算是一个幸运儿。因此，有好事者，便提一个相反的假定：设汪精卫此时未死，仍握有伪政府的大权。此时中国局面又如何？当此天下汹汹、激动不安之际。他还会作壁上观，而不会如中共一样，趁火打劫，为其伪组织或其个人构造一条出路吗？这条出路又将怎样？于是有人又提出种种假定。现在虽早已时移势迁，这些固然是无聊的假定；但不全是无稽之谈。亦不妨姑妄言之，当作游戏可耳。
第一、有人说：抗战胜利，汉奸们的末路，显有几种形态：1.如陈公博一样，坐以待捕，安然入狱、挺身国法，从容就刑。或如梅思平、林柏生、殷汝耕之视死如归。或如周佛海之死吃白赖，摇尾乞怜。或如杀人不眨眼的丁默村一闻临刑消息，即魂飞魄散、失去知觉。2.如陈群之流，自知难逃国法之诛，安排后事之后，服毒自杀。3.如王揖唐之辈，不安于狱，装疯卖傻，临刑犹如「大总统开恩！」4.如陈璧君之流，虽幸免一死，又不接受宋庆龄、何香凝的保释，终于瘐毙狱中。汪精卫如果被捕下狱，究竟将会采那一形态，以了其残生？很多人的答覆，为一问号。有人说：汪氏过去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卖国求荣，组织傀儡、笑骂由人笑骂，主席（伪）自我为之。既已廉耻尽没，当日本宣布投降时，他可能走上第二假定。
第二、日本无条件的向盟国投降。我政府对于深仇大恨的敌人，仍本中国传统的美德，宣布「以德报怨」，以换取「化解国际仇恨，求得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这种恢宏气度的作风，不但深荷日人的感恩，亦盛传誉于国际。此时汪设未死，或也会见风使舵。可能巧辩其本意：原在「救国」，与中央只是「主和、主战」意见与方式的不同而已。提出「极低条件」，向政府作「投诚」的试探。中央如感于当前国内外的恶劣环境，尤其是中共在国际支援下的全面叛乱。权衡利害轻重，或可能如宽恕日本一样，而不追究其既往。网开一面，予以自新之路。后来周佛海死罪之被特赦，即可见之。当时果实现了这一假定──如周佛海所说「重演宁汉合作」故事的话，那今日大陆，可能又是另一局面。因之，有人更认：抗战胜利，乃新中国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待团结全国力量，众志成城之时，也绝不会有如无知妇人慈禧之「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卑劣意识。此路真的走不通的话，他又很可能走第三假定。
第三、江南是全国最繁荣的区域，也是南京汪伪政府的近畿。京、沪、杭江南三角洲的驻军，全是伪陆军第一方面军任援道所辖的十几个师。加上苏北部队，不下二十万人。如再号召集合各地其他伪军部队，与所谓义军和土匪，数量仍是可惊的。汪设未死，又能指挥控制的话。纵不敢说可以左右全局，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对中央为利不足，为害则大有余。日本投降，汪如在此时此地，独树一帜，待机而动，也不与中共结合。国军强迫东进，江南靡烂与有利于中共，固属必然。而对日接收，亦绝不会如后来之顺利、圆满。汪精卫这时，纵不能霸占大江南北，即率所部远窜西南，割据一地以自雄，也并非绝无可能。如当国军接收武汉之前，湖北伪省主席兼伪绥靖公署主任叶蓬，曾专赴南京，与伪国府主席陈公博会商，即有勾结全国伪军，另建局面的企图。他若陈耀祖、李济深、陈春圃都曾向陈公博作过类似的建议。无奈陈公博书生之见，而无拨乱反正之志。如易以汪精卫，相信决策必又不同。那时，与中央及中共形成三角鼎峙的局面，角逐中原，自然也是抗战胜利的悲剧。汪如走上第四假定，那就更不易收拾了。
第四、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仍势孤力薄，又冒险展开全面叛乱的行动。需要外援，急如星火。因而乘机多方劫掠，侵占地盘、偷袭国军、收编土匪与义军、搜刮物资，以充实其叛乱资本。抗战时，中共能与日军勾结，袭击国军。胜利后，与汪伪勾结合作，在他们的战略战术上，也是毫不足怪的。汪氏虽占有全国最繁荣富足的江南地盘；复拥有二十余万军队的雄厚资本；如真要独树一帜，以抗强力的中央，力量自然是不够。需要外援，与中共正同。在汪、毛互需声援之时，狼狈为奸之势，自可一拍即合。故汪诚无路可走，中共又能给以平等的合理的（自然是暂时性战略性的）条件。犄角为奸，互相声援，互图发展，夹击以抗中央。那中国大陆之全陷魔掌，或亦早于民国三十八年了；总之，汪精卫之死，当年诚是大快人心！亦若日本之吃到原子弹，同样是令人鼓掌叫好的事。但汪氏死事的离奇，又是传说不一。孰虚孰实？殊难究诘；但都不过如星相家之言，殊难置信。尤其没有什么星相家，会替死人看相算命的。一些为汪氏「未死」所作的种种假定，人云亦云，毫无事象可寻，更不异是替死人看相算命。信不信由你。
黎明起：汪精卫死后迁棺琐忆
梅花山炸坟，清凉山火化！
汪精卫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死于日本名古屋的，其妻陈璧君随侍在侧，将汪氏遗骸运回南京，葬于南京梅花山（明孝陵南面的一个小山，山上种植了许多梅树）。一九四五年秋间，日本投降，重庆国府的大小官员，陆续回南京。在「最高当局」还没有回京之前，便由陆军总部主持下，由该部的工兵指挥官、南京市长、南京宪兵司令等，举行秘密会议，分配工作，决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一日晚上，炸毁汪坟，把棺材迁移，原地另行建筑，免碍中外观赡。
炸坟开棺尸体尚保完整
当时既已议定，决将汪坟炸毁，而其时执行实际工作的，是属于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经工兵技术员实地勘察后，估计要使用（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将坟穴全部炸开。未施工之前三天，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即行断绝交通，禁止游览，无形中成了局部戒严。外间不知内幕的，还误会是为了要查搜汉奸。某些曾在敌伪时期，干过坏事的，惶恐逃避，到处躲藏。爆炸时，在现场监督的，有南京市府要员、七十四军高级军官、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等人。
汪坟的设计，表面上是仿照中山陵图案，而所用的材料多不是普通品，初步预算是储备券五千万元。主要工程第一步完成不久，日寇即告投降，施工也停顿了。
因此，当时爆炸汪坟的工序，分为两个步骤：第一炸开墓的外层钢筋混凝土部分；第二炸开盛棺的内窖。当内窖炸开时，发现一具楠木棺材。揭开棺盖，尸体上覆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穿的是中式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西式礼帽，腰佩大绶，即当年所谓文官礼服。尸的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前使用过防腐剂，因之整个尸体，还能保持完整，没有腐烂，也没有什么特殊异味。棺盖揭后开，工兵指挥官即指使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场地，而由南京市府要员某君亲自进行棺内全部检查，主要目的是寻找有什么陪葬物品。结果，除了在死者的马褂口袋里，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别无其他东西。纸条上用毛笔写着「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字条，是陈璧君从日本接运汪尸回国时所写，表示招魂的迷信意思。
半个小时全部化为灰烬
本来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举行秘密会议时，何总司令一再说是把汪棺迁移，而今呢，却把棺盖揭开，又没有提出迁到何处去的计划。当时参加工作的七十四军高级军官丘某，已觉得非常奇异。工兵指挥官跟着命工兵营营长把汪棺装上卡车运走，说是今晚还要把墓地平掉，务使不留痕迹。当时丘某即对工兵营长说：「我们为了负责到底，你当随同汽车护送一趟，以免途中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由副营长就行了。」营长听了丘某的吩咐，自然照指示办理。
第二天早晨，工兵营长回来向丘某汇报：昨晚随同工兵指挥官把汪棺一直送到清凉山，将尸体交付火葬场，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留存什么。这样一来，说明了工兵指挥官是执行陆军总部的秘密指示，按照预定计划实施；而会议时所说将汪棺迁移，只是一种的门面话，甚至在参与炸墓者之前，也玩弄了这一手法。
过了半个月，梅花山原日的汪坟地区，完全变了样，新建了一座小亭，可供游人休憩。梅花山的南北两面，也新筑了两条小路，路旁种植了许多花草。四周环境，修缮一新。成了一个郊区绿化地带。
青年女子哭閙陆军总部
有人发生这样的疑问：当时的国府，想要毁炸汪坟，本来可以理直气壮的公开处理，何必鬼鬼祟祟的秘密在黑夜中行事？在表面看来，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个青年女子，到南京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询问汪坟处理经过。市府当局知道不妙，拒不接见，派了一个姓张的秘书出来应付，说是市府只管市政，此事可去问陆军总部。这个女子又到了陆军总部，大吵大閙，又哭又骂，围了许多人看热閙。结果，陆军总部的负责人派了武装警卫员，命令该女子马上离去，否则作为扰乱秩序处理。至此，这女子见来势不对，才含泪而去。据当时传说，这女子是汪精卫的女儿。
最后附说一下，当时陆军总部的总司令是何应钦，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是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是张镇，南京市长是马超俊，七十四军五十一师高级军官是丘维达，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营长是李东阳，还有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都是直接参与此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