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战争国库空虚，看宋高宗赵构如何解决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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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南宋时期国力衰退，故而面对国库连年亏空的状态，宋高宗赵构也就只能决定与金朝签订“绍兴和议”，借以为南宋获得一些恢复国力的时间，但是受限于“和议”上那看似不重却实则过重的“贡赋”标准，如何恢复国力，也就成了宋高宗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故而在权衡利弊之下，宋高宗将目光瞄向了“商品经济”，但与此同时，他也深知想要发展商品经济，“传统的自然经济”也势必不能落后，所以便采用了“李椿”所提出的“经界法”，旨在与民休息，满足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条件。
靖康之乱示意画像插图
宋高宗赵构签订“绍兴和议”
想必大家都知道，自公元1127年靖康之乱爆发后，北宋首都沦陷，故而迫于舆论上的压力，于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的宋高宗赵构决定迁都“临安府”，后来又将“临安府”设为都城，建立南宋政权。
继而又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跟金朝签订了“绍兴和议”，“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界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从而使得金宋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宋史·高宗六》
两方自此休战将近二十年，南宋也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恢复时间，那么宋高宗自然也就可以腾出手来恢复因连年战争而造成的国库空虚之困境。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宋朝经济发达，这二十五万两银、以及绢二十五万匹的代价虽然不小，但是对于南宋而言应该也只是毛毛雨而已，只要能停止战争，那么南宋恢复经济实力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诚然，南宋时期的经济水平也确实不低，正如史书所说，光是建炎四年(1130年)这一年，就“大抵于先朝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宋史·食货上二》
“一缗钱”示意照片插图
按照宋朝的“官方货币制度”来看，当时流行不足百数作为一百的“省陌”，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二年(997年)下诏“以七十七钱为百”，若是换算成一缗钱，也就相当于是用“绳子”把“770枚铜钱”串成一串，所以也称一串钱或者一贯钱。——《宋史·食货下二》
封建时期一缗钱若是换算成“银两”的话，也就相当于“一两银”，这也就意味着“银二十五万两”的“贡赋”条件，其实也就相当于25万“缗”的铜钱而已，虽然可能实际兑换会略有损益，但一般相差不大。
而建炎四年(1130年)距离签订“绍兴和议”的时间也不过11年左右而已，宋高宗在建炎三年(1129年)就已经将“杭州”升为了“临安府”，只是还没有正式定都罢了。更别提正是跟金朝打仗的时期，那么和议签订后这25万两银的贡赋标准确实也算不上高。
但南宋真正的经济实力真的就如同这税收数据上所表现的那般繁盛吗?显然不是。毕竟这也只是“收入”数据，而并非是支出数据，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建设，南宋朝廷也都是要出钱的。
完颜宗弼示意画像插图
“和议”上的“贡赋标准”过重
而且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军费支出，对百姓的安抚，这都是极为巨大的开支。
正如史书所记载，截至绍兴四年(1134年)，“所收钱物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财政收入同样还是那么高，但是南宋朝廷在各项支出整合结束以后，却俨然还是“比所支阙五十一万余缗”。——《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顾名思义，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非但不够支出，甚至还缺了五十多万缗，处于亏空状态，到了绍兴六年(1136年)，那就更离谱了，直接就“比所支阙一千万余缗”，即亏空了一千多万缗。——《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而且南宋时期的赋税标准并不低，“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属于这几大类，都得交税，甚至于就连铜钱、铁钱等货币、以及喂马、喂牛所用的草料等杂物也得缴纳。——《宋史·食货上二》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在签订“绍兴和议”以后，原本巨大的军费支出会有所减少，减轻财政负担呢?不见得，大家别忘了，宋高宗赵构和金朝完颜宗弼所签订的“绍兴和议”，其实并不是因为南宋自身节节败退所致。
秦桧示意画像插图
相反，反而是因为金朝自身胜少败多，但由于完颜宗弼对宋朝宰相“秦桧”的利用，以及南宋自身也已经根本无力承担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消耗，百姓的民力俨然差不多被消耗到了极限。
就像《宋史·食货上一》中所记载的，“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大量的百姓因为战争而跟宋朝政权一样被迫“南迁”，流离失所，成了流民，无疑就更是让南宋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从而受南宋政权高层主张求和以及国库空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至于让金朝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同时还让对能够金朝军事行动威胁甚大的名将岳飞被害身亡，使得原本对金朝极为不利的局势得以扭转，形成了对峙之势。
这也就意味着在签订“绍兴和议”以后，南宋每年的支出不见得就会比签订和议之前减少多少，首先在军事力量储备上就绝对不能弱，最起码也要达到跟金朝平衡的一个状态，否则势必就会让金朝抓住机会趁虚而入。
换言之，在这种“对峙”状态下，南宋国库依旧会有可能面临着空虚甚至亏空的风险，区别就是南宋疆域内的百姓或许能够安宁一些，有了可以休养生息的条件。
岳飞示意画像插图
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绍兴和议”的这“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的“贡赋”标准，实则就相当于“压垮城墙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南宋政权国库亏空的状态下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很重的“贡赋标准”了，如若不尽快进行经济改革的话，无疑只会更加严重，甚至让金朝得到再次大举侵袭南宋的机会，而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岳飞等诸多名将，南宋又该如何抵挡?
毕竟这份“绍兴和议”，可绝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的，这份和议同时还让南宋失去了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使得南宋后期作战几乎只能以步兵为主，骑兵力量极为衰弱，在封建时期，“骑兵”的作用相信就不用笔者多说了吗?
诸如岳飞麾下的“背嵬军”，元朝时期的“蒙古铁骑”、明末时期的“关宁铁骑”，这诸多赫赫有名的常胜部队，又有哪个不是骑兵部队?
宋高宗赵构示意画像插图
宋高宗赵构的经济改革方向
故而也就有了宋高宗赵构改革经济的一系列举措，其目的就正是为了能在这种“宋金对峙”状态之下尽可能的缓解国库空虚之困局，以及实现他扩充军力，弥补“骑兵力量”损失，继而与金朝保持平衡的军事目的。
很显然，单纯的再继续加重百姓赋税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毕竟本来赋税的标准就已经极为严苛，因此而衍生的百姓“流离失所”、以及“赋税”征收不上来等问题也已经十分严重了。
就好比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七年(1137年)所下达的“驻跸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的诏书，无疑就是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前为避免农民起义爆发事件而做出的安抚百姓的举措。
同时也暴露了当时民力“受困”的不良状况已经极为严重，如若继续加重赋税，势必只会让百姓对政权更为反感，继而民心离散，甚至还有爆发农民起义的风险，得不偿失。
因此，宋高宗赵构便把目光瞄向了“商品经济”，可问题是“陆地丝绸之路”也早已因金朝的阻隔而断绝，故而宋高宗发展商品经济且能够有效改善南宋财政状况的途径几乎也就只剩下了“海上丝绸之路”。
唐朝广州通海夷道示意画像插图
正如宋高宗赵构曾说过的，“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的言论。——《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很明显，宋高宗赵构的经济改革意图，主要就是把重点放在了发展宋朝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上面，也就是要促进南宋的“海洋经济”发展。
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商鞅也曾经说过，“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如果单纯的以“商品经济”所能获得的利益来看的话，确实是要高于农业，宋高宗赵构主张发展“海洋经济”的大方向确实是正确的。——《商君书》
且南宋临海，“海上丝绸之路”亦是自唐朝时期就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诸如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便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宋朝时期的造船工艺也相对发达，这诸多基础条件的满足，也就意味这南宋确实具备着发展“海洋经济”，继而改善南宋“国库空虚”困局的能力。
古代农业生产示意画像插图
宋高宗赵构采用“经界法”，与民休息
不过，宋高宗赵构明显还清晰的意识到单纯发展“商品经济”肯定是不行的，其首先还必须得满足“政权生产力达标”的基础条件。
这也就意味着纵然“农业”在经济利益方面比不上“商品经济”，但是没有“农业生产力”作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还真的不行。
也只有生产力的产能达标，继而产生剩余以后，才能将剩下的这部分物资转变成为“商品”。否则空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想法，却没有“商品”用来贸易，那又如何去从海外换取财富呢?
故而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赵构采纳了左司员外郎“李椿”所提出的“经界法”，开始重视南宋的“农业生产”。
也就是通过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打量，计算亩步大小，辨别土色高低，均定苗税的方式来统计南宋的实际土地占有状况。其目的也正是为了能够打击那些非法的土地兼并势力，“要在均平，为民除害，不增税额”，——《宋史·食货上一》
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示意画像插图
就像李椿所说的，“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耳”，那么少的那部分哪去了，毫无疑问，要么是被贪官污吏贪了，要么是百姓因为战争、土地兼并等诸多原因而成了流民，根本就没有土地耕种。——《宋史·食货上一》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是百姓对南宋政权产生了很浓重的不满情绪，故而拒绝向南宋政权缴纳赋税。
也就是说，不管宋高宗赵构再怎么想，这“与民休息”的进程也确实是到了一个势在必行的地步，南宋政权已经是岌岌可危，经不起太大的折腾了。
所以，对于这与民休息的第一步，就是在清丈土地、查证户籍以后，“诏诸州县违期归业者，其田已佃及官卖者，即以官田之可耕者给还”，也就是对于那些流民、以及因为战乱而将田地变卖，导致无田耕种的百姓，可以给以官田以供耕种。——《宋史·食货上一》
继而又因为“蜀地狭人伙，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的缘故，宋高宗赵构同意了户部“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租十年”的提议。——《宋史·食货上一》
明明白白的就是以给予官田、官贷、免租、免税等诸多形式来激励因宋金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复业”，继而通过百姓自身生产力的提高来促进南宋整体生产力的提升。
宋孝宗赵昚示意画像插图
从而使得“自是流民浸归”，截止绍兴十八年(1148年)，已然是“垦荒田至七万余亩”，显而易见，在与民休息这块，宋高宗赵构采用“经界法”的举措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的，为他发展以“海洋贸易”为核心的“商品经济”体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宋史·食货上一》
从而也就得以让宋高宗进一步发展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商品经济”体系，发展海洋贸易，从而让南宋的轻工业、文化产业、外贸、金融等诸多方面在宋高宗赵构执政时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继而到了宋孝宗赵昚执政时期，更是进一步奉行了宋高宗赵构“与民休息”的举措，诸如他采纳了思想大儒朱熹的《劝农文》、以及绍熙五年他下诏“蠲庐州旱伤百姓贷稻种三万二千一百石”的举措，便足以称得上是他继续“与民休息”的重要表现。——《宋史·食货上一》
从而使得南宋在这内忧外患、局势严峻的情况下，竟然一度出现了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的“乾淳之治”盛世局面。
不得不说，虽然这个治世之景是出现在宋孝宗赵昚执政时期，但定然跟宋高宗赵构的改革也是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示意油画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宋高宗赵构在缓解南宋初期那“国库空虚”的问题上，并没有选择继续去剥削百姓，毕竟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宋朝的“赋税体系”已经是到了一个几乎十分苛刻的地步了。
很多百姓也已经因此而产生了不满情绪，如若继续加重对百姓的剥削，无疑只会进一步激化阶层矛盾，让百姓对南宋政权更为不满。
如若再加上南宋当时所面临的与“金朝”对峙的不良军事局势，也就意味着激化阶级矛盾以后只会让南宋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困局，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在这种一不能够减轻军费支出，二不能继续从百姓身上筹措财政收入的条件下，宋高宗也就只剩下了“改革经济”，继而继续加强财政收入这一条路。
南宋那“临海”的地理优势以及自唐朝时期就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无疑也就成了南宋时期可以缓解财政困局的最佳选择。
不过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那么“商品”的来源自然也是重中之重，这点宋高宗自然不会不明白，否则想要发展“商品经济”，却没有“商品”，那不是闹笑话吗。
所以也就有了他在签订“绍兴和议”之后大力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对缓解宋朝国库空虚之困局，以及乾淳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