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傅园下的巨汉：胡适、英千里等故友忆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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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覆教育行政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五十五岁。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对于此事，当时的教育厅长陈雪屏在文章上有他亲历的说法，他说：「二十日省参议会开会，一整天都是有关教育行政的询问，下午的会议中开始都由我答覆，最后郭参议员国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须由孟真先生答覆，他答覆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是一位医生）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事包便做为枕头。从此他再未清醒，各种救急的治疗都无效果，延至当晚十一时二十分逝世。」对于傅斯年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陈雪屏有所澄清，他说：「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 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第二天一部分台大学生包围省参议会要对郭国基有所行动？我曾赶到现场，和黄朝琴议长将当时实际情况说明，学生才散去。」由此可见傅斯年为郭大炮气死的传闻是以讹传讹的说法。
本书原名《长眠傅园下的巨汉》是搜集傅斯年去世后的追悼文章，有其一手的史料价值，上述陈雪屏的文章，即是一例。而更有傅斯年的师友、学生，如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陶希圣、朱家骅、王世杰、李济、陈雪屏、英千里、那廉君、程沧波、毛子水、董同和、何定生、屈万里、伍俶、陈槃、王叔岷等等的重要回忆文章，他们从各个不同层面来回忆这位北大的同学同事及台大的校长，从思想人格到为人处事甚至到办公室里的傅校长，可说是近身观察傅斯年的一纪实文集。当然此书还搜集到当时的《台大校刊》、台大各社团的刊物里同学的怀念文章，及各报社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公论报》的社论及采访。这些在历经六十于年后的今天，可说是搜罗匪易了，更见其历史文献的珍贵，因之我们将其重印打字校对，令此一史料不致于湮灭，并更名为《怀念傅斯年》，让读者更加一目了然。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今天这个日子，实在不容易说话。昨天我花了一个晚上把孟真遗集的铅样本从头翻了一遍，所以格外体会到陈院长刚才所讲的话。的确，我们失掉了这样一个人，是很不容易得到一种补偿的。孟真同我是几十年的朋友，想不到在这个时候我会参加这样的一个纪念会。在今天的纪念刊上曾印出我的一篇短文，是写孟真遗著的序。这虽然是一篇短文，写来却很用心。其中曾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濶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
刚才陈院长曾说到孟真在台湾这几年的贡献。我个人感觉到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在学校里做学生，在新潮社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在外国留学，都是那些团体中的一股力量。他从欧洲回国以后，在朱先生领导的中山大学文学院，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多年，也是那些团体中的一个力量。在重庆、南京、台湾等处，又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损失。在他过世二周年的时候使我感到最伤痛的，也是这一点；这是没有法子弥补的。
今天我很简单的说一说孟真的思想。刚才主席说我在他过世的时候写过纪念的文章；其实我没有写。朱先生讲的，大概是指当时在《台大校刊》所发表的我致在台北的一位朋友的信而言；在这封信中，我曾说起孟真的去世是我们国家的大损失。为什么二年来没有写文章纪念他呢？实在是因为我与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笔来就有无限的伤感，所以纪念的文章总是写不出来。昨天我看他的遗著，找出其中几点，是可以为敬爱孟真的朋友们谈一谈的。
孟真活了五十五岁，他早年的情形我不很知道。我们可以把他从做学生时代到死，分为四个部分来说。第一部分是他青年做学生时代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他壮年个人做学术时代的思想；第三部分是他壮年时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代的思想；第四部分是他晚年的思想，也是国家最危急最动荡的时候的思想。
第一，先说他做学生时代的思想。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给他校阅的，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出来。那时候，他就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胡适之的「保驾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替我作了保护的工作。诸位看过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第一集，上边一个七万字的长序吗？里边曾说到我当时在北大教哲学史的情形。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剿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那时候他很注意北大一般教授提倡的新思想，他知道这个运动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就与他的一班同学朋友办了一个《新潮》杂志。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已收集在遗著第一册里边。从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是赞成文学改革，白话运动的，是赞成新思想的。我可以引一段他的文字来代表他早年的思想。这篇文章叫做〈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他认为文学改革应该引起一个思想的改革运动。任何文章都可以用白话来写；几百年来曾有人用白话写过最好的小说、诗、词、曲等。但最重要的是白话文学运动应该是一个新思想运动；如果这个运动中没有新思想，那么这个运动是站不住的。所以他说：「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又说，「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这是很大胆的说法。他的结论：「是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而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他年轻的时候这样主张，到了晚年还是这样主张。他所说的「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用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点是我们后死的朋友应该接受而努力的，同时又是后死的朋友们应该常常想念到的。他的早年思想是前进的。他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第二，他留学国外时期的思想。他初回国时，即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授文史功课。在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将留学时所想过的许多有关古史或古代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加以探讨。他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他的壮年几本最伟大的，继往开来的学术论著，都是在留学时期中就已想到的，他以最强的记忆，能够综合起来，在旧的材料中，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再配上新的材料，找出新的重要的问题。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孟真在中国学术史上占了一个最高的地位。这就是他三十一岁至四十五岁这一时期。
我可以举出这个时期中他的几篇文章作说明。（一）《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这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我们知道，凡是一个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许多种子；有些种子掉在石头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种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发生了力量。昨天晚上，我看他的书，想到恐怕有许多朋友都还不能十分了解他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我到巴黎；他那时在柏林，知道我来到法国，特地从柏林赶来与我同住了许多天。我们白天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晚上在中国馆子吃饭，饭后常常谈到晚上一二点钟，充分互相讨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撒下了许多种子。他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说到这个观念，我们常常想起孟真贡献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词、曲、诗，都是来自民间，慢慢的才跑到上层，影响到士大夫阶段。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后，就慢慢的老了、死了。这个观念，曾经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撒下许多有价值的种子。我相信这些种子将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发生影响。（二）〈史学方法导论〉：在现在看起来还是有许多有价值的种子在这个导论里边。（三）《性命古训辩证》：这是他唯一的一部写成书的著作，其中方法是值得我们继续的。（四）《古代中国与民族》：这是他没有完成的一部大书，有的时候也想定名为「民族与古代中国」。这是说明古代民族的来源的。可惜这部伟大的著作没有完成。但他曾经发表了几篇论文：如〈姜原〉，提供了许多有助于研究的材料；另一篇为〈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最能够表现他的思想。再有一篇是〈夷夏东西说〉，出版在蔡先生六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他〈周东封与殷遗民〉这篇文章。我在中国哲学史内提到古代服三年之丧这个问题，感觉到很困难。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说一年就够了，但孔子却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过了一百年以后，当滕文公继承他父亲为滕候时，孟子居然说动了滕文公，说丧礼应服三年。但当时滕国的士大夫都不赞成；他们都反对「三年」。他们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这两句话与孔子的话是冲突的，孔子说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而滕国的大夫又说鲁国未曾行过，我滕国也没有行过，究竟是孔子说假呢？还是滕国大夫错了呢？孟真在这一篇文章中说：「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大山而小天下』为证。」当时周统治中国，老百姓多为殷之遗民；上层阶级均用周礼，一般老百姓则仍用殷礼。故孔子曾说：「丘也，殷人也。」殷朝虽然已经灭亡，但其后七百年间，上边统治阶级与下边人民的习俗不同。绝对多数的老百姓是殷遗民，而三年之丧是殷民的制度；孔子自称殷人，所以孔子以三年之丧为天下通丧是不错的。而滕国大夫所讲「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没有错；因为滕是文王的子孙，鲁是周公的子孙，都是殷的统治民族，所以与老百姓不同。能够把这个观念来解释论语先进篇第一章的，二千多年来，孟真还是第一个人。这章的原文是：
子曰：「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孟真以为「野人即是农夫，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君子指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译做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民，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的宗姓婚姻了。」现在有许多人提倡读经：我以为对这几句话解释得通才配读经；如果解释不通，不配读经！
孟真有绝顶天才，他替我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接受了他的观念，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文章，叫做〈说儒〉，从这个观念来讲古代思想，根本推翻了我过去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见解。所以今天在各位老朋友面前，格外表示我对他无限的哀思。
第三，是要说第三时期也是他壮年的时期，他以伟大的力量将古代民族、古代历史问题和古代史科，作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事业。但刚才所说的是他个人学术研究的部分，现在要说的这一部分则为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他是能够实行从前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一个人研究学问究精力有限；大规模的分工合作，团体研究是比较容易有成就的。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回国的时候，正是我国团体研究机关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孟真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是中国做团体研究最成功的。用不着我来详细介绍。他在民国十七年时替历史语言研究所定出三个目标：（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的系统，而不能丰富细密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能扩张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这就是他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三）凡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以这三个目标与同人互相勉励；后来二十年的成绩可以证明他领导的能力。因为他有眼光、有方法、有领导能力，所以才有这样的表现。
第四，是他中年至晚年的思想。他早年思想，是站在文学思想革命的前哨，是一个领导者，是一个力量。以后到晚年，他仍是继续他早年在新潮时代的那种地位。这一时期他的重要的思想，我可以提出三点：
（一） 他是反共抗俄的大领袖。在思想上，无论在重庆、南京、台湾，他都是反共抗俄的大力量。他有一文章〈自由与平等〉，指出了苏联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如果说苏俄有经济的平等，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第三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反共？〉、第四篇是〈共产党的吸引力〉这四篇文章，是他在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他临死前写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现了反共抗俄的思想。譬如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这一篇中他说：「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在〈我们为什么要反共？〉一篇中说：「史大林真正集大成，集中古的近代的一切坏东西的大成。」在这一篇文中还提出三个目标，这在我个人是完全同意的。第一是「我们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为世界的文明传统，不能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二是「我们为保持人类自尊性，不能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三是「我们为人在世界上活着有意思一个道理，不能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而这些思想，在孟真早年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了。
（二） 他讲教育的文章。他对教育方面，曾写了几十万字。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品性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也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就是「不扯谎」。这也是他从青年至晚年根本的认识。
（三） 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我们也可以说，他从新潮时代以来三十多年中，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国家近代化。反过来说，就是反中世纪主义；不要以中古时代的思想拿来误国误民，阻碍国家的前途。他说：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者「北京人」时代，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的一百年，把一个老大病国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土耳其的凯末尔是个好例。凯末尔为什么把许多回教国家的国粹毁掉不爱惜它呢？正因为这些国粹是土耳其走向进代化的障碍。我们的国粹运动，如果无节制的发挥起来，只是妨碍我们国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是无穷的。所以孟真在独立评论中曾有过几篇文章反对读经与中医。他说：建设近代国家，无取乎中世纪主义。
我觉得我们要纪念孟真，很值得把他的文章重新注解、重新考虑、这是我今天匆忙中经过稍许整理而提出的报告，来纪念这个没有法子弥补的好朋友。
（民国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演讲）
英千里：回忆幼年时代的傅校长
我与傅校长共事，是在最近的两年内──自去年一月他来台湾任台大校长至本月二十日他逝世的那一天。但是在他的一般朋友中，我相信我是认识他最早的一个。我们俩初次会面时，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
在前清末年，先父敛之公在天津经理《大公报》，与一位饱学的进士侯雪舫老先生，交往莫逆。侯老先生每次路过天津，就住在我们家里。有一次他说他家乡里有一个外甥名傅斯年，是一个极聪明极堪造就的孩子。中国的旧书虽然读了不少，可惜在乡间没有得新学识的机会。侯老先生把这位外甥的几篇作文给先父及其他的朋友传看，大家都很赏识这孩子的天才；并极力劝侯老先生把他带到大都市里，来进「洋学堂」 ，受「新教育」。于是侯老先生在宣统元年，就把他这聪明而好学的外甥带到了天津。那时天津的「洋学堂」，高级的有北洋大学堂，中级的有天津府第一中学堂，南开学堂及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三处，傅先生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当时学校尚无宿舍，他就住在我家里。那时他年龄十四岁，我才九岁。几个月以后，学校有了宿舍，他就搬进去了。可是每逢假期，他必到我家里来看望。过了些时，他转学到北平，我们俩也就不常会面了。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一种「敬而畏之」的心理。这种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先母是最喜欢傅大哥的，说他聪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给他讲教义，并在星期日带他进教堂。他虽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对于教会人士好感，也未尝不是因为受了先母的薰陶。
到了民国二年，我赴欧洲留学，一去前后共十二年，对于幼时的傅大哥，也就渐渐的遗忘了。回国后，先母先父，在年余之间，相继谢世。一直到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之后──才得在北平某宴席上与傅先生重逢，是由先父的老友沉兼士先生给我们介绍的。交谈之后，才把幼时的旧事一一的追忆起来。此后二十余年之间，我们两虽未共事。但始终不断的维持着私人的来往及友谊。去年一月间，北平沦陷，我困在上海不能回去，他就邀我来台大授课。万想不到，正在他积极推展为国家民族最高尚最需要的大业时，他就突然与世长离了。对他我们可以说：「他是站着死的」（Moritusstoms）。关于他生时对学术的贡献。死后于教育的损失已有各界人士异口同声的在那里表示，无须我赘述或补充。至于我个人精神所受的刺激及感情所负的悲痛，却是笔难尽述的。
蒋梦麟 ：忆孟真
十二月二十日午前，孟真来农复会参与会议。对于各项时论的问题，他会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其见解之明澈，观察之精密，在会中美两国人士，无不钦佩。他忽尔讲中国话，忽尔讲英国语，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讲的话虽多，人不嫌多。有时，他会说得太多，我们因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的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罢！」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说话。我们的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先生会后对我说：「你也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的停止他说话。」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是老朋友，向来如此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手杖来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
同日午后，他在省参会议报告，他就在那里去世了。我于第二天早晨看报才知道。那时我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就跑到殡仪馆里吊奠了一番。回到办公室做了一付挽联，自己写就送了去。算是作了一个永别的纪念。挽联说：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孟真办台湾大学，鞠躬尽瘁，以短促的几个年头，使校风蒸蒸日上。全校师生爱载。今兹逝世，真使人有栋折梁摧之感。
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孟真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濶。故他于发抒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对于研究学问，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
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所赋。不可以侥幸而致。国难方殷，斯人云亡，焉得不使举国叹惜！
我识孟真远在民国八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到这年（民八）七月里，我代表蔡孑民先生，到北平去代他处理北京大学校务，我们两人才首次见面。他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高谈濶论的讲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那年他刚才毕业，但还在北大西斋住了一些时。此后他就离校出洋去了。我们直至民国十一年方才在英国见面，他那时在学心理学。后来我在德国，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劝我不要无目的似的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他提出两个问题要我研究。第一个，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这可证明他不但留心自己的学业，而且要向人家贡献他的意见。
他后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教授。我在北平，他在广东，彼此不见面好几年。直到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也在同一街上，两个机关的大门正对着，所以见面的机会特多。当我在民国十九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在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对于人的心理也十分了解，毫无莽撞的行动。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说二便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十二月十七日为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他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有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今往矣，惜哉！
王世杰：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二三事
不满祖先傅以渐在清朝作官
不记得是在重庆还是南京，有一次我问他，你的老祖先傅以渐是怎样一个人？他不回答。他知道我一定是对傅以渐在清初做大官一事心里有所不满，所以有此一问。他不回答，我也就不再往下说。不过也可以看出他对其先人之不满，是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议与爱国思想。
劝胡适之出国办国际宣傅工作
另外一段事是孟真先生与胡适之先生出国工作问题的关系。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庐山会议，适之先生到了庐山，见过了蒋先生。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那时在南京蒋先生对我说，我们现在的国际宣傅工作非常重要，我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替我国做些宣傅工作。这事我很赞成，我就去找适之谈了两三晚，适之先生未肯应允；但后来我请傅先生前往劝说，傅先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竟把适之先生说动了。胡先生于八一三事变后，初则有与南京共存亡之决心，终因傅先生之劝说，断然出国赴美，作国民外交工作，前后历数年之久。傅先生此一劝说，影响至大。
古宁头与登步岛双双告捷
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撤守，政府播迁台湾，一时人心惶惶，都以为国民政府的战斗力已失，没有希望了！当时从台北到新竹，甚至有反对蒋先生的标语出现；而国防部的次长，居然竟是一个匪谍！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国军在金门前线古宁头，和舟山群岛之登步岛，双双告捷，歼灭进犯之匪军数万人。因此赤焰稍杀，台湾的情势乃得以稳定。是以金门古宁头和舟山登步岛之捷，可说是扭转危局，安定台湾和中兴复国的契机。
当舟山的情势正当十分危急之时，种种迹象显示匪军即将大举进犯，当地之军事指挥官于夜间电话请示，谓在众寡悬殊，弹药不继，情势极端不利之情况下，国军将何以自处？究竟是抵抗还是不抵抗？时东南军政长官陈辞修将军忿然表示：「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的！还有什么选择！就只剩下台湾一省和东南沿海的几个小岛，而这些小岛正是台湾的屏障，倘若再守不住，通通完了，退此一步，即无死所！还说什么抵抗不抵抗！」他拿起电话就说：「你们给我打至最后一人！如果有不听命令的，就军法从事！」国军在哀兵的情况下，在登步岛打了一场大胜仗，消灭进犯的匪军上万人。
将左倾份子与共党学生遣回大陆
在后方即台湾岛上当时也有一事是重要的安定因素。由于左派共党学生渗透到各学校，鼓动风潮，造成社会不安。在金门和舟山两次军事胜利之后，陈辞修将军就采取行动，清除这些制造风潮的左派份子，他得到傅孟真先生的充分合作，从各学校搜捕了一千多名共党学生，用船遣往大陆。这些坏份子一去，台湾内部社会乃趋于安定。
以上两事是使台湾在民国三十八年风雨飘摇之中得趋稳定的重要因素，而第二件是跟傅孟真先生有关的。傅先生他在学术文化上之事迹和成就，大家都知道得比我多，我今天只举一些他在政治上较少人知的二三事，向各位作简单的报告。
杜维运：傅校长与台大
傅校长的逝世，自由中国的各界人士，莫不惋惜与悲悼，但是最悲痛的还是台湾大学的全体师生。
台湾大学今日的进步，是有目共覩的，然而台湾大学所以有今日的进步，则不能不说是由于傅校长的积极整顿所致。
两年以来，傅校长的全副精神，没有一时一刻不用在台湾大学上，台湾大学成了傅校长的家庭，傅校长为了台湾大学，牺牲了一切，我们亲眼看到傅校长的苍颜白发，一天天变得苍白了，但是傅校长却不因此而有所松懈。现在台湾大学，在傅校长的领导下已经突飞猛进了。而傅校长却溘然长逝，身为学生的我们，该是如何的悲痛！我们现在纪念傅校长，除了以血泪哭我们的校长外，最重要的我们要将傅校长的精神，发扬光大；我们尤其要将傅校长办理台大的精神与作风，公诸社会各界人士。
先从研究学术风气的养成说起，无论任何一个大学，要想办得合乎理想，首先要养成研究学术的风气，研究学术的风气不能养成，则无论设备如何完善，教授如何高明，经费如何充足，学校是不会办好的，台湾大学研究学术的风气，可以说已经养成。自朝至夕，图书馆中，都是坐满了同学，学生们不愿出风头，不愿多事，重心集中在功课上，这和大陆上各大学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但这种风气的养成，并非偶然，这是傅校长必血的结晶。傅校长办台大，首先注重成绩的考核，成绩优良的予以奖励，成绩不好的予以惩处，平时功课加紧进行，尤其是大一的功课，更使你有应接不暇的趋势。学期考试，非常严格，要想护航和抄书，是办不到的事情，学年终了，有书券奖励办法，以奖励优秀的学生，每学期都举办国文英文论文比赛和国语英文讲演比赛，暑期有暑期征文，学生们的精神，都会聚在功课与写作上，不敢稍涉松懈，松懈了不但得不到奖赏，而且有退学的危险，所以大家都兢兢业业，朝夕与书本为伍，蔚成学校良好风气。
其次说到学校环境的安定。台大环境的安定，为所有各大学所罕见，教授们能够安心在学校里教书，同学们能够安心在学校里读书，没有别的顾虑，这固然是由于教授与学生的各守岗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傅校长能够解决师生的根本问题。校长对于学生的膳宿问题，都尽量设法解决，没有地方住的同学，使他有地方住，没有饭吃的同学，使他有饭吃。从前有奖学金，匪区救济金，现在有工读奖助金，台籍清寒学生救济金，清贫而优秀的学生，在台大是不会被摈弃于门墙之外的。傅校长曾谓决不使成绩好的学生因为没有钱而辍学，傅校长以为不解决学生们的、生活问题而使学生们安心读书，是不合理与不近人情的，校长为此事曾绞了不少的脑汁，呕了不少的心血，也曾遭遇到少数人的反对，但是傅校长无论如何总是设法将同学们的生活问题解决，傅校长没有为了个人而忘记了同学。
再说到学生素质的提高与教授阵容的坚强。台大学生的素质，已在逐渐的提高，大多数的教授，更都是名流学者。傅校长对于聘请教授。非常慎重，决不随便聘请任何一位教授，对于招考新生，更为注意，绝对以人才为原则，试卷分数高，合乎录取的标准，就可以进台大，分教低，不合乎录取的标准，不管他是什么人，只有请他止步。绝对没有情面通融的余地，傅校长为了聘请教授与招考新生，曾得罪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人为了不得进入台大，曾对傅校长太肆攻击，但是傅校长却始终没有因为别人的攻击而改变他的初衷，所以台大学生的素质能够逐渐提高，教授阵容也与日坚强，促成了学校的良好风气，公正社会人士，是会同情傅校长的苦衷的，站在办教育的立场，傅校长的作风，更值得感佩与效法。
最后说到经济的公开与民主的作风。傅校长对于经济，绝对公开，并且公开征求全体师生检举贪污，贪污的人在台大是不会存留住的。至于傅校长的民主作风，更增加了同学们对傅校长的爱戴与拥护。同学们对学校有意见，可以随时写信与校长，只要意见合理，校长没有不采纳的。傅校长也与同学们写公开的信，以答覆同学们的问题。傅校长已经与学生打成了一片，你时常能看到一个白发老人站在同学们的群中谈笑，同学们不怕校长，到校长室里去的时候，校长非常客气，宛若变成了上宾。傅校长喜欢说笑话，同学们都愿意听校长讲演，傅校长不但是台大同学的严父，并且也是台大同学的慈母。
傅校长的伟大，笔者不能道其万一，不过浅就所知，追述一二。现在傅校长已经与世长辞了，然而傅校长的精神，却永久存留在人间。台大同学的心目中，将永远有一伟大而慈爱的傅校长存在；公正的社会人士，将永远不忘傅校长对自由中国的贡献；傅校长在学术上教育上留下的成绩，将永远灿烂辉煌于世界，吾侪身为校长学生的后生，惟有继校长之后，发扬校长精神，完成校长未竟的志愿，以慰我校长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