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玲珑玉，泣血花

挂名的夫妻

1926年3月的一天上午，一位面带羞涩的少女款款走入明星电影公司第四组导演办公室，正是前一天，沪上几家主要报纸都刊出了明星公司招考《挂名的夫妻》一片女主角的广告。少女的穿着不算华丽，但容貌清秀，身腰袅娜，别有一种楚楚可人的绰约之姿。主考官是影片的导演卜万苍，因为少女是第一位来应考的，所以他的问话也格外仔细，一边问还一边留意她答话的神情。大约二十分钟之后，他就当机立断地做出了决定：录取！「她像有永远抒发不尽的忧伤，令人怜爱！是个好的悲剧演员。」（龚稼农：《龚稼农从影回忆录》，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1967年4月）卜导演对身旁工作人员说，仿佛发现了一颗明珠——也只有在很多年后的人们才会恍然若失，正是那「抒发不尽的忧伤」，将少女的命运指向了一个辉煌而又短暂的所在——那天，办公室外盛开的桃花飘来阵阵的芳香，这一点，该片男主角之一龚稼农在数十年之后还清楚地记得。她叫阮凤根，1910年4月26日出生在上海朱家桥祥安里的一间狭窄的小屋内。父亲阮用荣当时已年近四十，原籍广东香山县左步头乡，少时父母双亡，又因家乡连年灾荒，于是在清光绪年间随亲戚流落到上海谋生，做过码头扛夫、花匠，终于又在英商亚细亚火油栈机器部当上一名小工，三十岁后方才结婚，妻子也是广东人，姓何，小名阿英。中年得女，加上早年生的大女儿不久之后即告夭折，阮用荣对这唯一的孩子自然疼爱有加，只是慈爱的父亲留给凤根的印象实在很难称得上清晰，因为他病逝的那年，她才六岁。幼年丧父让她不得不跟着以帮佣为生的母亲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一个下人的女儿，身份低微自不待言，更要为此尝到多少冷眼和轻谩。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是环境所限，凤根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安静，她不爱与其他孩子嬉戏，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且很爱干净，虽然只有简装素服，但「一衣一屐，必整洁称体」（〈阮玲玉女士小传〉载《联华画报》，第五卷第十七期，1935年4月1日）。她自重自珍，不愿被人轻视，自小如此。九岁那年，她被母亲送去崇德女校念书，学名叫作阮玉英。读书这回事，在当时就一个佣人的女儿来说，的确并不多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阮母这么做，也许是不愿意让聪明伶俐的凤根和她一样一生都劳碌在社会的底层，贫寒的出生无法改变，但知识却是希望的敲门砖。从小学到中学，这一读，就是七年。

学校教育让凤根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当时女校普遍推崇的丰富文艺活动更是让她备受薰陶，十六岁那年，她即被选中在学校举行的游艺会上登台，玉貌朱喉，艺惊四座，已然显现出特别的天赋。凤根或许从来不曾想到过，表演会成为她一生的事业，而那万众瞩目光芒四射的舞台竟然要她用死亡来谢幕。

再次踏进明星公司的大门，阮凤根也好，阮玉英也罢，都已成为过去式，现在的她，已经有了个更好听的艺名——阮玲玉。然而毕竟万事开头难，进了片场后的第一场戏就差点断送了阮玲玉的演艺之路。这场戏拍的是她和剧中她那有名无实的傻丈夫在客厅里闲谈，论理，这戏实属平常，在导演卜万苍也许还有让演员由简单开始渐入佳境的意思，谁知阮玲玉因为头一回在开麦拉前表演，竟然僵得手足无措，并且一连几场戏都进入不了状态，让在一旁监督的公司老板张石川大为不满，就连当初对她极口称赞的卜导演也几乎怀疑自己看走了眼，想要换人。就在这时，一旁的演员汤杰灵机一动，建议先拍女主角为死去丈夫守灵的那一段容易激发感情的悲苦戏，并自告奋勇指导排演。卜导演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答应了这一提议，结果一俟正式开拍，阮玲玉果然用她淋漓尽致的悲伤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只是他们都不知道，在演这一场戏的时候，她的悲伤是那么真实，真实到几乎与做戏无关；他们更不知道，当时年方十七的阮玲玉已经草率地和别人实行了同居，没有名分，也没有婚姻。

那时她涉世未深，意志也还薄弱，多少怀着点少女天真浪漫的情怀，当戴着黑边眼镜，外表敦厚斯文的昔日东家少爷张达民出现在她面前，对她说着甜言蜜语的时候，爱情似乎真的来了；又仿佛带着点对陈旧的阶级观念的抗争，她没有多考虑后果就和他走到了一起。

在这闪电般结合之后她才发现，张达民并没有看去的那么老实诚恳，他喜好游乐，嗜赌成性，毫无脚踏实地的进取之心，只是这一切似乎知道得太迟了。如果说戏如人生，不知她是否也隐隐觉到了某种刺痛的暗示，那位在灵前痛哭着的少妇，是哀悼包办婚姻之不幸的剧中人史妙文？还是一样所托非人的阮玲玉她自己？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都不过是「挂名的夫妻」罢了。

让人欣慰的是，阮玲玉凭借她在处女作中让卜万苍高兴得把剧本抛向半空，大呼发现天才的演出。她一举成名，并与明星公司正式签定演员合同，月薪四十元。

随国片复兴而起

1930年，中国电影史上「国片复兴」的一年，阮玲玉大概不会料到，她将以她渐趋成熟的演技修成国片复兴运动中的先锋。这一年，联合了华北影业公司、民新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等公司的联华影业公司成立，一时间各路才俊云集，全公司上下干劲十足、朝气蓬勃，先后推出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二片，吹响了国片复兴运动的号角，这些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带着对社会现状的探究和人文关怀的影片，为死气沉沉乃至乌烟瘴气的国片市场，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从此，国产影片开始进入又一段相对活跃和繁荣的时期，而这两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影片，因为有了阮玲玉的参与，而显得格外的生动出彩。

如果说《故都春梦》一片让阮玲玉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艺术的真谛，受到行家们的交口称赞，那么讲述打破阶级观念的挚恋与真情的《野草闲花》，不仅让她获得了一位银幕好搭档——金焰，更使她因为演活了剧中那个身世凄婉、纯真善良的歌女而赢得了广大知识青年和学生的喜爱。接连坐镇两部「联华」的开山之作且都能大获成功，阮玲玉已经显出台柱的风范。她的演技何以自此才为众人所称道？合适的剧本、角色和优秀导演的启发之外，得要归功于阮玲玉多年的积累、对表演的琢磨和从日常生活及文艺作品中吸收的养分。她情感丰富，天赋不俗，进入影界又已四年，正值在艺术修为上开花结果之时；对于演员的表演本职，她自进入影界以来就不曾懈怠，秦瘦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阮玲玉沉默寡言，比较冷静；但在谈论舞台和银幕上的表演艺术时，她说话就多了。」（秦瘦鸥：〈记少年游侣阮玲玉〉）加入「联华」后，阮玲玉益加刻苦于演技的提升，拿她自己的话说，为了揣摩角色，「我什至做梦都在想着如何来表演她」。（蔡楚生：〈追忆阮玲玉——纪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载《中国电影》，1957年第二期）阮玲玉爱好阅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摄影场中，她都手不释卷，还戏呼跟着她把书带来带去的娘姨为「书橱」，凡古今中外文艺小说，她都有兴趣涉猎，一边看，还要一边随著书中人的命运起落而悲欢。她看的书都租自书店，看毕即还，只有一本她看过后特地从书店买了一本回来，「备朝夕研揣焉」（〈忆阮琐记〉载《联华画报》，第五卷第七期，1935年4月1日），那就是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IsadoyaDuncan）的自传。作为现代舞之母，邓肯否定了传统舞蹈为形式而动作的刻板僵硬，主张舞蹈应表现内心的需要和冲动，即要用灵魂来跳舞。显然，阮玲玉那种内心体验式的表演和邓肯的舞蹈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和一路节节攀高的演艺生涯相比，阮玲玉的感情生活却益发黯淡，张达民钱财散尽仍赌性不改，一旦袋中缺金便向她伸手要钱。她一次次宽容着他的无理，一次次为之张罗工作，等待着他有一天浪子回头。先是托罗明佑荐他光华大戏院经理一职，又求得「联华」后台老板何东爵士的情面安排他在香港太古轮船公司的里安轮上当买办，这些都是事务不重薪水颇丰的差使，谁知只要和钱沾边，张达民的手脚就难保干净，这两份工作最终都因他挪用公款去赌博以至负债难偿而被开除。两人平日在生活中也时有口角，为此，心灰意冷的阮玲玉还曾绝望自杀，幸亏获救及时。

最后一次，她委托十九路军财政处长范其务为张达民谋得福建福清县税务所所长之位，也许真的还对他存有一点希望，也许只是想把他远远地支开不叫他再把自己纠缠得心力交瘁，哪怕只是暂时的逃避也好。

城市之夜神女之颠

她年轻，她美丽，她风头正健，漂亮女星总不会没有人追，更难保被一众富商巨贾视为猎艳的物件。阮玲玉和茶商唐季珊的正式认识是在1932年底联华公司的一次聚会上，那时，她是公司的当家花旦，他则是联华一厂主任黎民伟极力想要拉拢入股的贵客。就外表上看，唐季珊也算相貌堂堂，待人接物又成熟稳重，至于他不但已有家室，还曾将第一任「电影皇后」张织云金屋藏娇又喜新厌旧地将之抛弃的事，一开始时，阮玲玉大约并不十分清楚。况且唐季珊那热烈深情的追求可谓层层推进，步步为营，阮玲玉，一个从心底里渴望被爱的女人，即便曾被深深伤害，即便已有明鉴在先，即便小心翼翼，在柔情蜜意面前，终究还是会招架不住。

大约是在她拍摄《城市之夜》的前前后后吧，唐季珊的人影开始频频出现在「联华」的片场，又是送花又是请客跳舞，殷勤倍至。摄制组到杭州拍摄外景，唐季珊因在当地也有茶庄，招待甚是周到，让全摄制组的人都对他印象不坏，此后更是趁热打铁，嘘寒问暖，送尽关怀。阮玲玉曾对一女友坦言道：「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地爱他！」（转引刘帼君：《从小丫头到大明星》，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现在，这一心倾慕着她对她又好的人不就在眼前了吗？

那一头唐季珊殷殷切切做着他的戏，这一头的影戏也是拍得热火朝天。《城市之夜》是费穆的第一次执导，影片优劣，关乎导演前途，成败在此一举，自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阮玲玉照例是工作投入，态度诚恳，从不摆明星的架子，即便这新导演的经验还不及她这个演员丰富。以大牌明星，出演无名导演的处女之作，在阮玲玉并非是初次，当年她随同联华剧组在北京拍摄《故都春梦》和《恋爱与义务》时，编剧朱石麟写了个仅两本长的剧本《自杀合同》，想要试着导演一下，孙瑜自愿把摄制组借给他用，却苦于没有演员，谁知阮玲玉获悉后就主动表示愿意出演。彼时朱石麟籍籍无名，加上又是个小制作的短片，阮玲玉的举动着实令他感动。朱石麟的腿有残疾，阮玲玉还曾亲自扶他上楼，这些于细微之处所闪现出的美好品质也让他挂念了很久。

一个让人不胜叹服的事实就是，在阮玲玉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她竟能以台柱演员之尊合作于初执开麦拉的新导演，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由阮玲玉出演的三位导演的处女作，实可谓一山高似一山——朱石麟的《自杀合同》是牛刀小试，费穆的《城市之夜》是一鸣惊人，到了吴永刚的《神女》，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这部影片的成功？只能说，它是默片时代的一个奇迹。阮玲玉，她的眼神，她的肢体语言，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戏，她在那短短九十分钟里奉献了她所能达到的每一种情感的极至，忧伤、柔弱、坚忍、温情、倔强、挣扎、绝望、癫狂、直至崩溃……她就是这样在银幕上完成了一位低微的伟大的母亲的辛酸历程——中国默片史上任何一名女演员都难望其项背。要知道在《神女》之前，阮玲玉已经完成了被孙瑜赞许为演技「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成熟境界」（孙瑜：〈怀念阮玲玉〉）的《小玩意》，以及她自认为在所有作品中最为满意的《人生》，至于《归来》、《香雪海》、《再会吧，上海》几片也是好评如潮。她已达到演艺事业的高峰，却仍能在表演上缔造奇迹，用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突破着自己，惊喜着观众。

《神女》之后，吴永刚不再只是联华公司的一名美工，从前的那个小美工，在《城市之夜》的一场风雨戏时往阮玲玉身上不停地浇水，那是她为了要有逼真的效果和情感，自己要求一定要淋透。这个小插曲吴永刚记得很牢，让他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他把《神女》的剧本交给阮玲玉过目后既期待又怕被拒绝的等待，而阮玲玉热情的响应终于让他如释重负。阮玲玉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她被女主角的命运深深打动。导演和演员，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是谁成就了谁。

然而就像影片中的女主角终究逃不脱厄运的漩涡一样，她也争不过自己的命。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张达民订约脱离同居关系，条件是阮玲玉每月津贴张达民一百元，贴足两年为止。8月15日，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同居。有人说她贪慕虚荣，其实她图的只是他人好，那时她身为「联华」一号女星，月薪在七百元以上。她为人低调，虽衣服入时，然不事奢华，穿的是不过二元一尺料子，冬日里披的一件灰鼠裘，也已穿了五年。既然不贪享受，又何需图他钱财？只是，原以为找到了宽阔胸膛温暖怀抱可以依靠的阮玲玉，万万没有料到她那平静的快乐竟然仍是那么短暂，搬到沁园村九号唐季珊为她布置的新居后没多久，唐季珊的态度就渐渐起了变化，他不再是追求她时处处照顾着她的感受，唯她的话语是从的谦谦君子了。他把她看得很严，一切活动必先经他允许，喝醉酒不高兴时他甚至还会打她，哪怕是当着朋友的面。住在他家隔壁的梁氏姐妹和阮玲玉素来和睦，有时她归家稍晚被唐季珊关在门外，梁家人听见她的哭泣，就好心收留她过夜。而她慢慢看出端倪，唐季珊正和另一个女人过从甚密，这人，竟是隔壁的梁家老大赛珍，她刚从一个噩梦中解脱，又陷入了另一个泥沼，甚至无福消受片刻的安宁。

新女性的绝响

是女演员艾霞？是女作家韦明？至少，那本不应该是阮玲玉。1934年2月，素有「作家女明星」之称的女演员艾霞服毒身亡，她的死让「黑暗的电影圈」着实不平静了几天，但，也只是一声喧哗罢了。联华公司编剧孙师毅以艾霞为原型，费时两个月，写成电影剧本《新女性》，导演蔡楚生随即分好镜头，筹备开拍事宜，至于有着广阔空间可供发挥演技的该片女主角，纵览联华公司的女演员队伍，非阮玲玉莫属。

编剧、导演、演员，他们雄心壮志地要用女主人公韦明被迫害被摧残的一生来揭露社会的黑暗统治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们要树立起全新的健康的鲜明的有觉悟的社会新女性形象！他们要为至今饱受封建残余压迫的女性振臂一呼：「冲出家庭的樊笼，走向广大的社会，站在『人』的战线，为女性而奋斗！」（载《联华画报》，第五卷第一期，1935年1月1日）

医院急救病房，正值韦明弥留之际。她经自由恋爱结婚却不久即被丈夫抛弃；靠当音乐教师在城市中谋生，却因为拒绝了对她不怀好意的学校校董而丢了工作；她以卖文糊口又受到黄色小报记者的轻薄；她的经济状况窘迫，小女儿偏在这时患病急需用钱，她被逼去做「一夜的奴隶」，买欢的客人竟是为她不齿的王博士，韦明悲愤交加，夺路而逃；女儿终告不治，韦明万念俱灰，服下安眠药自杀，被友人救至医院；她还未死，登着有关她自杀的种种「内幕」、「秘闻」的报纸已新鲜出炉，报童叫卖着「三个铜板看到女作家韦明自杀」！一死也不过值得三个铜板，再就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她如梦初醒，她要活！

「我要活啊！」

一声比一声强烈，一声比一声短促，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韦明终于倒在病床上。

这一幕就此结束。

阮玲玉失声痛哭，似乎仍在戏中悲伤，抑或已经与韦明无关。

只要还有阮玲玉，只要还有张达民，那个男人就注定是她一辈子的梦魇。1934年底，他派人在和阮玲玉的两年津贴协议快要期满之前找上门来，以做生意为由向阮玲玉借一笔额外的钱。张达民的贪得无厌、出尔反尔，阮玲玉是早有领教的，她拒绝了他的要求，只答应预先付清剩余的五百元。但经济状况不佳的张达民岂肯轻易善罢甘休，不久，一孙姓律师就代表张达民致书唐季珊，指其窃取侵占张达民财务衣饰共值数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图章。这蓄意污蔑旨在敲竹杠的行径让唐季珊很不买帐，他当即延请律师向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结果败诉，张被判无罪。那一头张达民更是步步紧逼，于1935年2月间延请律师正式以伪造文书及侵占两项罪控告阮玲玉于特二法院。他的险恶用心，无非是想借机威吓敲诈，即便敲诈不成，至少也要让受万人景仰的当红明星阮玲玉当众出丑。阮玲玉一向爱惜名誉，他就偏要让她声名扫地！

一时间，女明星阮玲玉的「浪漫史」闹得满城风雨。因《新女性》一片揭露了黄色小报记者的丑恶嘴脸，戳中了当时一干无行记者的痛处，他们借机联合那些一贯对进步影片肆意攻击的右翼报刊一同落井下石，拿《新女性》的主演阮玲玉开刀，向她大泼脏水，〈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已，继以通奸罪起诉〉……阮玲玉顿成千夫所指，她「通奸」，她贪「财」，她有「罪」，她还必须当众接受审判！最让她寒心的是原该给予她最大支援的唐季珊，竟然也在这个时候抱怨阮玲玉拖累了他！开庭的日子，定于1935年2月27日上午9时，由于张达民蓄意以刑事罪提出诉讼，因此她必须到庭。当天法庭观者如堵，只为争看阮玲玉。她托病不去，然而想要逃避终不可能，地方庭再出传票，3月9日下午必须出席。这几天似乎还算平静，5日下午阮玲玉到公司请假，因为周六要出庭，无法在8日去苏州补拍《国风》的外景，这部影片和《新女性》差不多同时开拍，只剩下几个镜头尚未完成。7日拜访梁氏姐妹，回家途中还去花店买了一盆万年青；晚上赴黎民伟家宴，在座多是公司同事，她似乎心情不坏，在席上谈笑风生，向同仁一一敬酒，临别时更是再三亲吻黎民伟的两个幼子；散席后她仍兴致不减，趋车至扬子饭店跳舞，直到午夜方回；这一天，是1935年3月7日。

「我很快乐」

「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脸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吞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黎莉莉：〈阮玲玉二三事〉载《中国电影》1957年第2期）当唐季珊和阮母发觉的时候，阮玲玉已经不省人事，她于前晚把三瓶安眠药拌在面条中服下自尽。他们急将她送往前番她自杀后救之脱险的北四川路福民医院求治，值班人员却因前来问医的阮母装束类似女佣而傲然告之没有医生，时为1935年3月8日清晨四时左右。唐季珊因怕阮玲玉自杀的事情闹大于自己不利，竟然将她带至某医师的家中救治，但阮玲玉中毒过深，需施以大手术，只得再送到西蒲石路中西疗养院。可这来来往往的无谓折腾耽误了太多时间，等阮玲玉住进中西疗养院的205号房间，已经是当天早上十时许，虽经众医生抢救而回天乏术，终于下午六时三十八分逝世。

一时间举国震惊，人们急于了解阮玲玉的死亡真相，唐季珊不得以拿出阮玲玉留下的两封遗书：

其一：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

廿四，三月，七晚午夜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已）害死了我啊。

请代付各报登之阮托

其二：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请你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

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然这样百倍的诬害我，但你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的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护佑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之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之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

廿四，三月七日晚午夜

（《电声》，第四卷第十一期，1935年3月12日）

她怨张达民恩将仇报，她用血泪控诉着「人言可畏」，她还要死而有灵，永远护佑唐季珊。满城哗然，原来杀死阮玲玉的凶手正这畸形的社会，那一干无良传媒更是难辞其咎！她成了被舆论迫害致死的悲剧女性，封建残余孽下的牺牲品，而这两封遗书，也跟着阮玲玉传奇的人生一直流传了下去。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原因是唐季珊叙述事发经过的供词有前后矛盾之处，遗书又明显有为唐季珊开脱之嫌，加上遗书原迹甚为顺畅，不像不工文墨又正当悲愤交迫之时的阮玲玉所能为，况且字迹也和她平素所写的书信颇见别异。同年4月26日，一篇题为〈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发表在《思明商学报》上，文章揭露说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实留下遗书两封，而唐季珊发表的却是他让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写的，后梁赛珊为良心所迫，才将真正的遗书内容公布：

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如果不是阮玲玉所写，绝不能如此真实地贴近她当时境遇和心情，她曾对一女友坦言，张达民把她当成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成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爱。这两个男人的虚情假意，她似乎已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为着一份还算平静的家庭生活，她委曲求全地苟安着。她天性温和，更敏感自尊，她不愿被人看轻，从不会轻易流露出心底的脆弱和苦痛，在旁人眼中，「她的嘴角永远是浮着那抹诚挚的微笑」（白蒂：〈阮玲玉的轮廓画〉载《时代电影》，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9日5日），就连与她多次合作的孙瑜，对她的印象也是「爱说、爱笑、谦虚、风趣」（孙瑜：〈怀念阮玲玉〉）。不单是不愿向人诉苦，更是无人可诉，母亲是无甚主张的老实人，女儿小玉太小，男人更是靠不住，她甚至没有一个可以为她出谋划策的朋友。费穆曾说：「联华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艺友』的关系而不是『朋友』，这是一个特点，同时也是缺点。特别是女演员，往往不拍戏就没有见面的机会。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费穆：〈阮玲玉女士之死〉载《联华画报》，第七卷第五期，1936年3月1日）孙瑜也认为：「恋爱的幻灭，康健的消失，名誉的损伤，都不足以杀害阮玲玉。我觉得她的死，是因为她没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孙瑜：106民国影坛的28位巨星〈悼玉〉载《联华画报》，第五卷第七期，1935年4月1日）但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她，蔡楚生就深知：「她在表面上虽是一个有说有笑的人，但事实她却是一个深沉的，或『有教养』的人，她从不愿多谈她自己的什么，也从不愿在人前批评谁或骂谁——即使是对她所最厌恶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只有稍为了解的人，才知道隐藏在她笑声后面的内心的忧惶、矛盾与苦痛！」（蔡楚生：〈追忆阮玲玉——纪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载《中国电影》，1957年第二期）可是这个懂她的人，也没能为她多做些什么。红颜胜人，终究逃不过「她比烟花寂寞」。

「自杀是那么的诱人，我常常想到自杀，可是又总有什么东西令我怯步。」（伊莎朵拉·邓肯：《邓肯自传》，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邓肯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只是已经没有什么能令阮玲玉怯步，她一生都在渴望着爱与温情，可到头来不过是镜花水月，她诸事忍让，社会却对她并不宽容，处处都是刀剑严逼，她甚至不被当做一个好人，而那正是她所在乎的。她太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以至于「每次饮酒至半醉，常常会对朋友说：『我算不算一个好人？』」（费穆：〈阮玲玉女士之死〉）自小到大的凄惨境遇又让她生成悲观的心性，她常说：「做女人太苦」，又常说：「一个女人活过三十岁，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费穆：〈阮玲玉女士之死〉）她温厚柔顺，哀而不怨，即便尊严被践踏，也想不到要勇敢地站出来争一争，辩一辩，她无法独自抵挡恶意的攻击，甚至喊不出韦明的那一句「我要活」。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我很快乐」，只为从人世的纷纷扰扰中解脱，于是，说她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也好，扼腕叹息天才早逝也罢，都已与她无关。然旧片故纸中，她的悲容笑颜春风不改，流金岁月里，她的一生传奇人间永存，后人慕她怜她敬她爱她，数十年后，仍要为她凄美绚烂的刹那芳华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