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资深记者黄仁忆副董事长刘昌平、白色恐怖与丁文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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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系的最大功臣，无疑是永不退休、由社长升任联合报系总管理处有职无权的经理后再升副董事长的刘昌平，他是民国四十二年继关洁民后担任《联合报》总编辑，当时年仅三十岁，如今已年逾九十岁，奉献《联合报》已六十年。
《联合报》是三报合并而成，因此编辑部被称刘昌平为「联军统帅」，但他认为真正的统帅应是三报合并的发行人王惕老，总编辑只是参谋总长。刘昌平是一位最佳的辅佐人选，默默工作，不居功。在第一任总编辑关洁民任内，他已实际执行总编辑工作，其中最苦的差事是看报，每天从本报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要看，以便了解每一位记者和编辑的能力，以及本报新闻的得失，每天要检讨。此外还要看有关各报和同类新闻，了解他报怎样处理，本报有无遗漏？后来这工作交由专人负责，作新闻比较报告，才减轻了总编辑一大负担。同时又改由校对监督编辑，校对如发现编辑处理错误或错字提出，发给奖金。编辑的错误，则不处分，只留作考绩参考。
关洁民对刘昌平很推崇，认为他处理重大新闻很能把握分寸。有些新闻，高层认为不可发，但他本着民营报的立场，还是决定发了，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刘昌平最让王惕老欣赏的是操守好，做事负责尽职，毫无私心，更无贪心，自己不置产，他住的房子都是报社买来送他住的，当时和他同辈的关洁民、马克任、杨选堂都有几栋房子，如果他要买一层大厦报社可贷款，易如反掌，却从无此企图。
他有一个弟弟在报社上班，进门是校对，退休时仍是校对。
刘昌平第一次担任总编辑只九个月，就生了一场大病，而且是大量咯血的「肺痨」会传染，曾被认为是绝症，是在副总编辑时期就积下来的，王惕老将刘总编辑接到他家里的停车间改建的卧室调养。惕老夫人是个了不起的贤内助，对一个报社的职员生有传染性肺病，竟能视为自己亲人般，伺奉汤药，亲自喂食，清洗食具、用具，这工作连工友都不肯做，她却自己来做，使刘昌平终身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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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拒公视访问
二○○五年元月四日公视首播的历史纪录片《回首台湾报业》，原要访问《联合报》系副董事长刘昌平，他是《联合报》从无厂无舍，到台北东区有六栋大厦，国内外环绕全球有七报及许多相关事业的总舵手。他从《联合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社长、发行人、总管理处总经理，到《联合报》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是《联合报》系企业最关键人物。他作风低调，在我记忆中，他历经许多场战役获胜，却从不居功。问题是他为何要婉拒公视访问？我猜想可能由于他的恩人──王惕吾已逝世，而这些往事每一件都与王惕老有关，回思往事难免引起他伤感；而且他经历许多报业「战役」，有些事不能公开发表，万一说溜嘴，对不起恩人，何况他现在一切看淡，生活无忧，又不想出名。
刘昌老很少「自拉自唱」写自己的文章，唯一的一次是《联合报》四十周年出版的〈一同走过来时路〉的纪念书中，写过一篇〈从陋巷走出来的〉，其中一则记述王惕老对他的照顾，现摘录几段如下：
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元旦日起，关公专任总主笔，我接任总编辑。同年九月间，我生了一场肺结核大病几乎死去。……王惕吾把我接到他家中去疗养了。
起初一、二十天，我如同常人一样地作息，范鹤老约朱仰高医师来看过打针并留下每天服用的药，有很多朋友、同事也不避有传染的可能性来看我。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家叔所记，否则我也不记得了）突然一阵阵一口口地咯血，陪伴我的叔叔不知如何是好，而深夜也无从找医生，直到天色微明鸡鸣之时忽自动停止。清晨，朱大夫来打了止血针，又另外给了药。之后未再咯血，但医嘱千万不能移动身体，那样平躺了两三个月。其间，有位任职于空军总部医疗所的同乡医师定期来为我注射链徽素，也曾乘救护车至青岛东路新设立结核病防治中心去检查取药，初次验痰无菌属关闭性，不会传染别人，这才住得比较安心。因为，这时接近我的除了王家的人，还有日夜陪伴我的叔叔，和一些朋友。
家叔在附近上班，白天抽空来我处，在那躺着不能动无法自己进食的日子，总是他来喂我。有几次，他来得迟了，惕吾先生夫人玉仙女士便亲自来喂我进食，事实上，每天饮食和用具清洗也都是她一手料理的，因为他们家工友不肯做。
四十三年一月间，再经检查结核部分已纤维化，膈膜积水已消，病算是好了，可是身体还很虚弱，她再替我增加食品的营养，到六月间体重由病前的六十五公斤增加到近八十公斤，首次回到报社上班时，很多人几乎不认识我了。
我与惕吾先生及其夫人非亲非故，从他民国三十九年元旦接办《民族报》，到民国四十二年九月我生病，其间相处不过三年多，他对我在工作上的提拔、庇护，像兄弟般照顾我这场生死攸关的大病的真情，使我万分感激，难以报答。
十多年前，在一次宴会中和新闻界的前辈胡健中先生闲谈。他说：「有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我接办《中央日报》时，曾提出请你做总编辑，上面没有准。现在事过境迁，对你讲讲。」我说：「那还是要感谢您这番好意，但是那时即使上面准了，我还是不能离开《联合报》的。因为对王惕吾先生，只有他辞退我，没有我向他辞职的道理。」曾简单地将上面这段事向他说一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昌平为报答王惕吾的救命之恩，早已以身相许，这一辈子都要追随王惕老，如今事业有成，王惕老也逝世，他不想再回顾，会令他伤感。
他是安徽人，一九二三年出生，一九四八年复旦大学毕业就来台湾。最先住在复旦大学同学、新生报副刊「桥」的主编史习枚（歌雷）家里，当时史习枚开创台湾新文化运动，让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请人译成中文发表，搞得有声有色。他又兼大陆民主人士出版的《观察》周刊台湾版的负责人，刘昌平到台湾之初，担任《观察》周刊的编辑。
光复初期，大陆左倾的民主报刊如《文萃》、《民主》、《周刊》、《观察》、《文艺春秋》、《新文学》和《文汇报》、《大公报》都直接间接进入台湾，甚至支持「台湾二二八」事件，谴责国府暴行的《正言报》、《申报》、《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华商报》，台湾也可以看到、买到。
不久，刘昌平进入《全民日报》当记者，因他不习惯记者工作，再转入《民族报》当编辑主任，不久《观察》周刊因内容问题被查禁，负责人史习枚坐牢，刘昌平被警总传讯后释放。
据说刘昌平、史习枚坐牢的原因是组织新生报副刊《桥》的投稿者的联谊会和读书会，这些组织的成员中，不少有问题人士，后来有人离开台湾，有人被捕，因此史习枚也关进黑牢四、五年，出狱后曾开广告公司，后因刘昌平关系，也进入《联合报》，一九六二年担任编政组主任，一九六三年担任公共服务主任，编过万象版，编《经济日报》副刊时又出纰漏下台，后来不知何故负债很严重，离职后逝世。
刘昌平很照顾同事，当年资料室主任黄宣威，因购买报社建的公寓，由报社贷款，黄宣威每月薪水全被会计室扣光，要靠稿费生活，刘昌平就找了几本英文书请黄宣威翻译，再交联经出版。副刊主编马各因当了一次中国时报小说奖评审，被王惕吾指责，刘昌平对他仍然支持，给他在社内兼差工作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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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岁月
「白色恐怖」时代，《联合报》牵连坐牢的同事有六、七位，刘昌平特别照顾他们，出狱后，设法安排他们工作，这在当时是要很有担当的，这些同事除上文提及的史习枚，还有下列几位：
记者戴独行，曾因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同学有匪谍嫌疑牵连，加上刘自然案在美国大使馆遭攻击时，他去采访新闻，是围观群众之一，被判刑关了五年黑牢。出狱后，他透过刘昌平太太黄顺华求助，刘昌平因安排过唐达聪、史习枚等进《联合报》受到压力，拖了一年多，还是戴独行自己写信给三个老板，范老板才提议让他进《联合报》，但为了要找一个推荐人而到处求人碰壁，后来由叶明勋帮忙；然后又要找保，最后是曾在国语日报兼差的副总编辑曾宪宦一句话解决，据说他和警总有关。戴独行先当《联合报》影剧版记者，再调通讯版整理记者、编辑，美国《世界日报》、香港影视和美国影视主编、泰国《世界日报》影视版主编，都是在台湾工作，大陆开放后回过上海后几次病逝。
编辑唐达聪，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响应抗议北京美军强暴北大女生的学潮，他不但参加游行，而且是念祭文的主干，因此判刑十年，关进绿岛。出狱后，刘昌平让他回到《联合报》工作，还因此受到有关方面的指责。唐达聪受聘美国《世界日报》台湾办事处编辑主任，由于他英文好，马克老一直希望他能去美国，负责成立洛杉矶分社，但台湾出境手续拖了七年才批准。
唐达聪父亲是刻印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玺是他父亲刻的；他的弟弟唐达成，是大陆作家协会的常务书记，可说是出身名门的书香世家，不但编报的创新能力很强，办事的才华也很高。美国《世界日报》和《民生报》的版面设计，都是出自他的规划。他长得身高粗壮，身体好，八十岁退休时仍黑发红颜，精力旺盛，常到报社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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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治事件
另一副总编辑丁文治，在台湾光复初期就来台湾，担任上海《华侨日报》特派员，写了系列报导陈仪政府贪污，接收官员欺压本省人，诸多不利台湾的报导。当时警备总司令柯远芬，请他到司令部见面，即把他强制送回上海，不准再来台湾。一九四九年大陆局势混乱，上海及南京告急，丁文治又随军来台。直到丁治文在《经济日报》总编辑任内，发生了一件事，有关方面通知他某新闻不能登，他将公文放在抽屉内，疏于注意，结果不能登的新闻照登，有关方面才查出他曾被驱除出境的底案，便通知报社「丁文治在台湾新闻界都永不得录用。」丁文治做过《联合报》南社总编辑，培养不少人才，又外借两次为《联合报》争光，因此他误会王惕吾为何不替他向有关方面澄清。丁文治当时还有学生书店和树胶公司，生活无问题，但对王惕吾始终不谅解，直到逝世前两年，才解开心结，谅解王惕老。
虽然《联合报》负责人王惕老出身官邸，又当选国民党中常委，但在白色恐怖时期，《联合报》发生多起治安问题，他都爱莫能助。最先是联合副刊主编林海音，因登了一篇诗，被认为讽刺老总统，被迫辞职。据说，编辑部有警总线民，又有「人二室」，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暗中作过追踪调查，可以说编辑每天工作都要十分小心，免被抓到小辫子。丁文治事件，就是自己不小心造成。另一位曾任代总编辑的李一丹，据说也因政治事件逃到香港，不再回来。
衍伸阅读
树立台湾报人风骨的《联合报》已故副总编丁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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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上空前浩劫
民国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有八、九家报纸受直接间接的影响，全部停刊，此外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失踪，有几家报社的设备被捣毁，是中国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抗日战争，中国新闻界再没有比二二八事件遭遇的劫难更大。可是在我们的新闻年鉴中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五○年版、六○年版两度刊登的新闻界大事件一字不提，连这些报纸的创刊日期也不见。
六○年版和七○年版的年鉴上，重复刊登姚明先生的大作「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经纬」，四、五万字，追溯既往时空辽阔，谈到台湾报业部份，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光复后的第一家报纸，就跳到六○年代或七○年代，高空越过三○年代后半和四○年代、五○年代。难道台湾这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二十五年奠基期、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经纬无关吗？七○年版既有二十多页篇幅刊登大作，为何需百分之九十五重复？为何不改写台湾新闻事业发展经纬？岂不更为重要？如此，便可发挥百分之八十的新内容，也才能真正弥补的六○年版所写的不足。
姚明先生是我崇拜的学者，很多作品，我都剪下来保存，唯独这篇巨作，令我十分怅然、迷惘。当然姚明也可能是一直担任公职有所顾虑，何不请别人写？
从三○年代后半到七○年代，至少有十几个新闻单位的创立和结束未列入年鉴，违背了年鉴「新闻单位的创立或结果的日期概加记载」的条例。台湾这些艰苦奋斗的报纸，还不如中国大陆共产世界的边区报纸，它们还能有幸列入中华民国的新闻年鉴。
唯一提到二二八事件的报史书，是民国七十六年十月，由《自立晚报》出版，陈国祥、祝萍著「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书中有一篇「二二八事件对报业的冲击」，记述当时报业的遭遇有：「最惨的，应属于《民报》，暴徒将该报在中山北路的房屋、印刷机、字架全部都捣毁，导致日后无法再行复刊。」「事件中，还有不少报社重要人员失踪，包括《民报》社长，《人民导报》社长，《新生报》总经理等等」。
「事件结束后，有八家报社宣告停刊，它们是：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重建日报、自由日报、中外日报、兴台日报、国声报。」
笔者当时服务的《台湾日报》，被该书遗漏。《台湾日报》发行人是当时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张兆焕，社址在台北市衡阳街，现在交通银行对面。它在二二八事件当天的评论报导比较客观，未受暴民捣乱，第三天以后却未出报。我住在报社三楼，一直很安全。事变后，台湾日报未恢复出报，报社当局一再评估才决定停刊，其实非经济因素，也无二二八因素，只是发觉报社的一名副刊编辑，是中共作家，在事变发生时，他即潜回大陆，可能怕有关方面追究，报社无法交待，不如自动停刊。当时《台湾日报》与《中外日报》是同一个时期创刊，纸张、印刷比《中外日报》考究，内容也不差，与后来在嘉义创刊的《台湾日报》和台中创刊的《台湾日报》都无丝毫渊源，只是报名相同而已。台中的《台湾日报》，曾经是军系报，是向民间收买报纸执照，变更登记。其中内幕很多，在此不提。
二二八事件后复刊最快的《国声报》
《国声报》停刊报纸是一项重大错误，事实上，该报不但在事变后未停刊，而且是恢复出版最快的报纸。因为事变发生时，台南《中华日报》刊出几篇社论、言词中肯，对安抚民心很有作用，很得当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欣赏，他向报社查询，才知道社长是他的本家彭勃。当事件稍为稳定，要塞司令部接管当地的《国声报》，为安定民心，请彭勃去当社长，迅速复刊，彭勃招兵买马，带了一班人马接办《国声报》。起初报社员工吃的米，印报的纸张，都由要塞司令部提供。
不久，彭孟缉因处理二二八事件有功，升台湾省整备总司令。当然彭勃更有办法。
《国声报》是接收日产，在地方上有一个董事会，不但追认彭勃的社长地位，还筹款支持。我记得当时彭勃很神气，不但在台北出版《国声报》台北版，每次回到高雄，社长公馆就用了六、七个年轻少女做佣人，伺候社长，派头很大。当然这样开支、经费就发生困难。但《国声报》北版停刊，彭勃于九月一日又创办《台北晚报》，被称是二二八事变后第一张晚报，尚未拿到执照，就先出版。此报由彭勃的「台北号」夫人吴燕燕出资，她是当时台北著名三花之一，私房钱很多。彭勃从南京《救国日报》请来编辑，地点在原来《国声报》北版社址，现在新世界大楼的一部份。
彭勃创办《台北晚报》后，南北奔波，曾有意放弃《国声报》，编辑部闹人事纠纷。三十六年十二月停刊，彭勃只派我一人北上到《台北晚报》工作，其余器材、人事都不管，后来由《新生报》南部版接收，再改为《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