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决裂真相 师生决裂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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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词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梁为“枭獍”，把梁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一九七六年出版，十四页。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中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说金应熙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但据金师母说并无此事）。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出版。，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从“反右”到“文革”，“左浪”一浪高于一浪，最后到达举国疯狂的地步。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画。许多人在初期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地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仿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份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更确切地说，把身份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一九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金应熙，《略论东汉之宦官》，《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透露，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有关《金七十论》之论述，根据一，佛学大辞典本书目HiranyAsaptati；二，金应熙《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卷，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八九至二九六页；三，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出版）。。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