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云社近日动态想到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决裂

这几天看到德云社的师徒纷争，不由想起了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分分合合。

康有为、梁启超堪称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师生。

戊戌变法过程中，梁启超深受康有为的影响，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最重要的助力。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忍泪出国门，东渡扶桑。在20世纪最初的两三年中，他频频涉猎西方的思想学说，眼界大开，思想观念快速更新。他高唱自由之歌：“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

然而，当梁启超高唱自由、盛赞卢梭的时候，康有为却将自由视为洪水猛兽，深恶痛绝。他极力反对梁启超的主张，认为正是自由之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也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流血的灾难。梁启超则据理力争：“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尔，德之康德，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谩骂矣。”

思想的分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歧。1901年前后梁启超与孙中山交往密切，其政治思想逐渐内改良趋向革命。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思想日渐激进，对康有为的离心倾向也日趋明显。1898年夏秋之间，他联合韩文举、唐才常等所谓“康门十三太保”，联名致书康有为，劝他退出政坛，主张共和。信中说：“因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圣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己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话虽说得委婉好听，实际是要康有为退隐，这当然为康有为所不容，康梁之间隙缝由此加深。

1902年，在尊孔保教问题上二人的矛盾公开化。这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康有为：“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这种尖锐的批判，令康有为大为恼火，他坚持认为：“各国皆保教，教强则国强。”梁启超也不示弱，据理力争，再次争辩：“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国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昔日对康有为亦步亦趋的梁启超开始大唱反调，而且言辞锋利，得理不让人。康梁分歧的此次曝光，使梁启超亮度大增，而康有为却黯然失色。

与反对保教尊孔相联系，自此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分歧。曾经对《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开始对这种学术方法进行驳斥和抨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这件事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当然，这段时间，梁启超与康有为之间最大的矛盾分歧还是在政治观点上。在逃亡生涯的最初几年中，梁启超受西方资产阶级和孙中山革命派思想的影响，逐渐放弃改良主张，讲革命、谈破坏，其激进程度并不亚于革命派。

因为与孙中山联合革命，梁启超在槟榔屿遭到康有为的严厉训斥，但他并未口服心服。他从澳洲回到日本后，立即发表文章，呼唤民权、自由，歌颂革命破坏。他说，“破坏”是一种美德，是医治社会痼疾的良药。“往古来今之世界，其蒙垢积污行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康有为坚决反对革命破坏，梁则针锋相劝地反驳说：处今日而害怕讲破坏者是—种“保守之心盛”的表现，“欲布新不欲除旧”是办不到的。

梁启超革命、反满、民主、共和的主张，遭到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坚决反对与劝诫。康有为接到梁启超倡言革命、反对尊孔保教等主张的信以后，头痛大作，怒骂梁启超可恶至极，流质多变。康、梁争论白热化，公开化。1902年春，康有为准备与梁启超决裂，多次写信责备他，又专门写了两封长信，从理论上重弹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老调。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另一封是《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前者名为告诫梁启超、欧榘甲二人，实际上是板着面孔教训所有不愿保皇、倾向革命的人。后者则援引今古，洋洋万言，为“君主立宪”辩护，列举了中国不可革命的理由。

对封建皇帝具有如此忠爱感情的康有为，对梁启超等弟子放言“民族革命”、“汤武革命”，心中十分恼怒，甚至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我收到梁启超大谈革命的书信，头痛欲裂，又引发了症疾，现在又收到了你言革命的信，头痛更为严重，你们是要逼死我啊，我不忍心与你们绝裂，而不绝裂又于理不通，你们真是要逼死我啊。我听了你们的话是背叛皇上，我是背信弃义之人。你们俱言革命，就是背叛我，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

有一次，梁启超到香港拜晤康有为，两人谈到立宪问题，话不投机，康有为大光其火，说梁启超领着十多人倡言革命，就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就是忘恩负义。他说：“应当记住百日维新之时，守旧党要杀我们的头，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弹劾我们反满，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若不是光绪皇帝全力支持，我们早就被杀了，哪有今天?当初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如今却要革他的命!你忘了，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康有为越说越激动，顺手拿起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启超砸了过去。

不过，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分歧虽然越来越大，但师徒二人之间的情谊仍然十分深厚。1911年6月，梁启超敦请流亡新加坡的康有为移居日本。康有为经香港到神户，见到了梁启超。此时师徒二人在海外已流亡了13年，离1909年槟榔屿香港之会已整整8年。8年后的重逢，使二人悲喜交加，感慨万千。梁启超热情欢迎老师的到来，康有为也赋诗抒发了与弟子重的喜悦心情。

辛亥革命后，康、梁政治地位的差距越拉越大，梁启超成了政治明星，康有为却备受冷落。梁启超由—个政治流亡者—跃而为进步党领袖，再跃为司法总长，之后又在护国战争和讨伐张勋复辟中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并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与梁启超相比，康有为则大为逊色，他竭其所能呼天唤地始终未能谋到一官半职。

政治上分手，思想上决裂，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对乃师恩断情绝。梁启超在个人关系上始终恪守中国尊师的传统，始终向康有为执弟子礼。张勋复辟后，康梁形同水火，首先打破这个僵局的是画家刘海粟，他与两位都有一定的交往。1922年，梁启超到上海讲学，而康有为也在上海。刘海粟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启超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刘海粟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老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刘海粟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刘海粟陪同梁启超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1927年3月8 日，康有为70大寿，梁启超邀当年万木草堂的同学，亲至上海祝寿，并将寿联写在八幅寿屏上，畅述万木草堂读书从游之乐，情文并茂，传诵一时。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立即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不朽堂设灵公祭。在公祭仪式上，他宣读了悼文《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感情真挚，声泪俱下，对康有为的历史作用和功绩做了极高的评价。

可见，观念可以不同，但做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做学生也要有做学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