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的笔墨官司

文／叶知秋

这是７０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鲁迅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５日（即离开广州移居上海的前两天）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同仁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是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们这些人仍勇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了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现通译为法西斯，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署名石厚生）也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攻击鲁迅，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么？还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并不注重问题的论争，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之外，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态度、气量，说鲁迅的态度尖酸刻薄、冥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是一个落伍者。这些号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人不具有论争的能力，却盛气凌人，左得出奇。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坚持了理性批判的精神的。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突变说的虚伪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他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再次，鲁迅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旋转干坤的力量，说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而且，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生活实践，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鲁迅后来说：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郭沫若后来也说，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创造社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不过，历时一年多的论争，鲁迅自认为是有收获的。为了弄清一些理论问题，促使他去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１９２９年秋，中共组织经过细致的工作，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等人联合起来，停止论争，并于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６日，召集这些人开会，检讨了原先的小集团主义、没有掌握科学的批评方法、放松了对真正敌人的注意等缺点。经过积极筹备，终于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