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公娼们的悲惨生活

揭秘台湾历史上的公娼制度

台湾妓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当时移民台湾的人数渐多，水陆码头妓女慢慢形成气候。到了清光绪年间，大稻埕一带的大小妓院约有两百家。在午后的阳光中，台北大同区的归绥街显得十分宁静，然而，正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巷，却经历了台湾公娼历史的兴衰。

从日据时代就是公娼馆的文萌楼，在废娼之后，成为台湾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情色场所。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年后，占领台湾的日军推行了允许性工作者合法经营的公娼制度。不久，归绥街就成为岛内知名的风月区，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齐聚一处，超过百户。被称作艺旦间的酒家，除了提供珍羞美味，席间还有艺妓酒唱歌助兴。江山楼饭店便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家，是当时台湾政商名流经常出入的场所。当然，除了酒家，归绥街里更多的还是色情场所，此外，银楼、药房、服装店、美发院等其它店面也因风月产业而生意兴旺。

文萌楼，就位在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和台北万华区的华西街齐名。

文萌楼是历时近百年的老字号娼馆，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和台北万华区华西街齐名，共同见证台湾50年来的娼妓历史兴衰。2006年12月20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指定归绥街文萌楼为市定古迹，从日据时代就是公娼馆的文萌楼，如今成为岛内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情色场所，也是第一个被保存的性产业空间。在台北城市发展史上，是许多老台北人的共同记忆。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废娼，但由于性病流行和私娼严重，被迫变相允许公娼。1956年3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允许性从业者执照经营。按照当时规定，年满18岁的女性，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到警察局盖章，就可以申请公娼牌照，同时，为了避免疾病传播，政府还为公娼提供免费的定期体检。宝岛色情业正式合法化，但这一时期一般和酒楼等行业混合。

此后，岛内不少其它风月区和归绥街一样，色情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以当时的物价来看，一碗阳春面一块五，而出入高档的公娼馆则动辄上百元，后来更涨价到千元以上。客人多时，有的公娼一个小时就要接待十多位客人，络绎不绝的寻芳客给台湾色情行业带了滚滚财源，但公娼每接一次客人，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缴给老鸨，最后老鸨和黑道成为公娼制度的最大获利者。所以，公娼制度虽然试图对色情行业进行规范，但还是免不了滋生黑社会、人口贩卖、毒品等其它社会问题。

因此，在实施公娼检验制度的同时，台当局还制订了一个落日条款，规定性交易业主及娼妓的营业牌照限量颁发，已发执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落日条款的推出正是希望岛内的各种风月场所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亡。因此在台湾的公娼制度繁荣了半个世纪后，岛内的公娼人数逐步减少，现在已不足百人，平均年纪也超过50岁。昔日繁华的归绥街如今已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连临街的门面也被业主改造出租。

2003年：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

因为落日条款，岛内公娼的数量逐渐减少，但第一个提出废除公娼制度的，却是陈水扁。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接着，依照挑软柿子原则，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瞬间打破沉默，一下子从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大众，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公娼，应有工作的权力。

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终于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2001年3月执行废娼政策。由于台北取缔娼妓的示范效应，台湾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于2003年底关闭，台湾公娼业也正式走入历史。

公娼取消台湾私娼难以从良

但是，废除公娼的决议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色情业的问题。

在废娼政策施行后，她们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迫与经济困顿，必须遭受警察的盘查、临检、及钓鱼恫吓与少数恶质嫖客的骚扰和暴力威胁，她们在街头与人竞逐的条件不好，相对于年轻世代，也没有可以使用电脑科技上网援交的技术能力，身上不但背负着老少两代一家子人经济依存的重担，在仅有的社区与人情基础上，维持与老顾客之间有限的性交易互动。她们既没有合法的工作权以及福利保障，更别说有什对这份性工作的期许和未来，地下化让她们只能活在阴暗的底层，守着仅有的生存条件喘息与挣扎。

台北街头的地下性工作者。

因为没有其它特长，在失去合法执照后，大多的性工作者都没能实现转行，而成为了非法流莺。实际上，台湾目前约有10多万的地下性工作者，她们也和这些公娼一样，很难寻找其他的生存方式。

大约两坪大的房间，就是私娼出卖灵肉的地方。

原本合法的公娼转为私娼，所有小姐只能在孤立的系统内，像蜘蛛网般的把生计债务压力彼此支持。其中一个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而庞大的卡债、钱庄高利贷，就像吸血鬼一样，让她们在地下化的处境，经济问题越来越大。

台湾妓女12年抗争：我要工作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市数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争取工作权，要求除罪罚，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

同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姐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她们的抗争，持续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

性交易除罪化？岛内新一轮民意交锋

对于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岛内舆论曾经有过多次交锋。近日，台内政部表态称，未来不排除将实行性交易除罪化，甚至可以探讨实行一楼一凤的性产业制度。消息一出，引来岛内舆论口水一片，反对者认为这会造成全岛皆娼妓，任何地方都能卖淫的局面。

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连娼妓一词也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变化已经发生，且相关的变化亦将持续下去。其实，性工性者除罪化，只算是小小的一步，后续问题不少，例如，台湾真会出现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情色专区吗？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一楼一凤对社区清静的威胁又如何防制？接踵而来的问题，在在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

台湾妇女团体反对设立红灯专区，反对性交易。

由于问题牵涉广泛，性交易除罪化的施行仍然步履维艰。但随着台湾社会日渐成熟，民意更加理智，未来也许会找到一条真正理想的解决途径。在一片挞伐声中，台湾性工作者们也只能期盼着，总有一天，她们距离一个平等宽容的社会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