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懊悔少年时染恶习，致使四个妻子守活寡
- 所属：墨客历史 > 史料杂谈 | 阅读：122次
第一节 末代皇后之死
异样的伪满洲国政权，带来了溥仪异样的家庭。
无疑，一个和谐的“安乐窝”，可以给人以温暖，甚至可以称之为逃躲“乱薮”的避风港。反之，怪诞的家庭也可以造成怪诞的心理。
溥仪的一生，畸形的心态始终与他相伴。家庭，自然是重要因素……
在伪满洲国的几年间，由于与溥仪接近颇多，我有幸了解或接触了溥仪的四位妻子。
溥仪的这几位妻子，依我之见，她们都不过是封建制度以及溥仪充当日本傀儡生涯中的“殉葬品”。
在溥仪前半生的四位妻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
溥仪
她出生在北京，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荣源的女儿。确切地讲，她名叫婉容，字慕鸿，恰与溥仪同岁，都属“马”。可以说，这位末代皇后的一生都是悲惨而且值得同情的，尽管她后来“堕落”了。
客观地来看，婉容的命运也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一个真实缩影。
她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使她走上了一条无可挽回的道路。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后来，溥仪也曾懊悔地回忆说：
“在我刚刚进入少年时期，由于太监的教唆，我便染上了令人可恶的自渎行为。在毫无正当教育而又无人管束的情形下，我一染上了这个不知后果的恶习，就一发不可收拾。结果造成了心理上的病态现象。”
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
“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在伪满宫内，溥仪与婉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当时不是没有察觉，但以我与溥仪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能够谈论这些内情的程度。从他的性格来看，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与谁也不会提及这些事的。甚至于，我隐隐约约猜测地知道了一点事儿，也不敢多问或多说一句。
当我初到伪满宫廷读书时，就知道了婉容住在伪内廷的缉熙楼上东侧的房间里。
可在人们的眼里，囚住在这豪华的房间里度日的“皇后”，生活得却并不幸福。到宫内不久，我便曾听到人们悄悄地议论说：
“皇后有了病……”
后来又听说，她不但早就抽上了大烟，而且烟瘾大得已经一天也离不开了。起初，我简直难以置信，末代皇后能抽上大烟……
而婉容在平时，却很少有人在宫内见到她，因为她只在自己的那个屋子里抽大烟，溥仪也绝对不让她满处乱跑。在伪宫内，人们大多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皇后”，却极少有人见到过她。
但事有例外。有一次，我在院中走着，猛然听到一个太监喊了长长的一声：“走……”
我听后，便本能地感到可能是皇后过来了，忙背转身去，按照宫里的规矩，望着墙站立着。
听到动静，我觉出“皇后”正在走过我的身旁，这当儿，我禁不住偷看了末代皇后婉容一眼，只见她在太监的扶持下，披头散发，衣着也显得非常脏旧，步履踉跄。
过后，我想大概婉容平时就是这般打扮的，而我偶尔陪溥仪见她时，一定是经过了着意的准备。足见她当时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良好生活习惯。
伪满洲国行将垮台之际的八月间，溥仪准备从“新京”(长春)逃往通化，命令我们这些亲信学生和随侍、太监去烧毁他与日本人勾结的铁证——即原来拍摄的有关溥仪访日内容的那些影片。由于不慎，一个殿上的下人——高清普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梵烧大量的影片时，引起了宫内的一场大火。
一团强烈的火光和浓烟漫卷了缉熙楼。溥仪被吓得在侍从和我们这些学生的搀架下，慌忙地从楼上的寝室中跑了下来，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楼下，想起皇后婉容并不知道着了大火，还在楼上没出来呢。于是，我急得不顾什么礼法和规章制度了，马上朝楼上跑去，准备救出婉容。当我刚刚跑到二楼的楼梯上时，只见她的贴身太监元儿已经背着婉容从楼上一拐一拐地走下来了。
此时，婉容满面烟灰色，披头散发，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睡衣，样子实在是狼狈不堪之极。
在此两天以后，溥仪带着“皇后”和“妃子”，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八月十八日，溥仪从大栗子沟启程，准备逃跑到日本，因飞机上乘坐不了那么多人，皇后婉容以及其他家人被迫留在了大栗子沟，准备等候机会乘船再去日本。由于苏军进展迅速，情况发生了变化，溥仪和我们这批人在沈阳机场被捕，尔后又送往了苏联。
当然婉容与留在那里的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乘船去日本了，只好艰难地各奔前程。后来，我听毓萶对我说，他们一行人走到半路上时，遇到了东北的八路军，随军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多日，饱受了辗转流离和冻馁之苦。婉容自然也受了不少的罪。
开始，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听说她就是“皇后”，好奇地悄悄来看她。可是，待看到她的一身破烂的衣着，异常肮脏的“尊容”，很少有人能将她与那个曾经是大清帝国的国母的“皇后”形象联系起来。
她在路上时而烟瘾发作，鼻涕口水流淌一脸一身;时而累得不肯走路，被人们轮流背驮在肩上，随着队伍艰难地向前行进。她这个“末代皇后”被人们当作了滞累，也失去了往日残留的一点风采，在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看来，那是一个非常脏的普通的糊里糊涂的女人。
的确，她时而明白，时而糊涂，后来竟至只知道张手要吃的以及鸦片烟了。八路军为了不至于让她死去，只好破例给她找一点儿鸦片，以让她得到暂时的安静。
在风雪中，这支奇怪的队伍，跟随八路军的队伍从长春到吉林，又从吉林步行到延吉。当他们在枪炮声中又从延吉迁至敦化后，皇后婉容已经近似于痴呆了，而且变得更加脏了，身上还时时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当众人离开敦化时，婉容被关在了敦化的监狱里。不久，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就悲惨地死在了这个远离北京的狱中。
当溥仪特赦后，我们俩见了面，他曾经非常痛惜地谈起过婉容的可悲的命运。他伤感地说：“唉，她后来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惨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也是有罪过的呀……”
提起这个话题后，溥仪好长一阵时间没有说话。可以想见，每念及此，他的内心深处尽管十分复杂，但也是内疚不止的。
显然，“皇后”的悲惨下场，“皇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溥仪无法否认的。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三节 谭玉龄临终目击
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治疗仍在紧张地进行。
忽然，听说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了宫内府候见室。他让门口的传达人员毛永惠马上告知溥仪，立即找正在给谭玉龄治疗的日本医生，去候见室与他会见。
溥仪哪敢不遵命?于是，那个日本医生中断了治疗，去候见室里与吉冈谈了许久。谈话内容，当然无人知晓。
之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回到了内廷，走进谭玉龄的居室，继续为她治疗，但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紧张的神态了。他在不紧不慢地、无声无息地给谭玉龄治疗着。
过了一会儿，谭玉龄由于尿液排不出去，感到异常难受。于是，那个日本医生提出要给谭玉龄导尿，大概是因为这样做要接触谭玉龄的身体尤其是下部，作为一个“皇后”，“皇上”怎么能够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仪考虑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在这之后，谭玉龄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就渐渐听不到她说话的一点儿声音了。
又过了许久，溥仪可能是因为谭玉龄已经濒临死亡，再也无法抢救过来，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楼上休息去了。临走之际，他叫我们几个学生和那个针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谭玉龄的床前为她做临终前的祈祷。
只见当时谭玉龄合着双眼，仰卧在床上，身上盖着丝绸夹被，面部还露在外边。我们面朝着她，紧张而又严肃地站在那里，向她虔诚地合掌默诵佛经——虽然我也并不怎么懂得“佛经”，只是跟随众人一起哼念着……
秋风瑟瑟。后半夜，我们正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只见谭玉龄突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鼻孔内流出了两条鼻涕，那张周正的脸稍稍歪向了一侧。随后，她就变得再也无声无息。
谭玉龄就这样默默地与世长辞了。
噩耗马上禀报给了溥仪。我们也随之忙乱了起来，在溥仪的“旨意”下，我们几个学生默默地退了出来，由平常伺候他的几个妈妈给她更换“寿衣”——这是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的。然后又将她的遗体从缉熙楼的居室内，抬到西花园植秀轩的堂屋里停放。
接着，溥仪将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他的寝室内，向他禀报谭贵人逝世的经过。我们含着眼泪，向他详述了前后的情况之后，溥仪让我们在植秀轩院中轮流守候着谭玉龄的遗体。
第二天早晨，溥仪特意派人为谭贵人买来了崭新的满族服装，让妈妈们给她换上，然后，将她慢慢地安放在准备好的灵柩中。溥仪对我们讲，为了超度她的亡灵，又请来了一些僧侣为其诵经、超度。
过了一会儿，溥仪打点停当之后，又将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边，郑重其事地说：
“你们俩赶快去换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给谭贵人守灵……”
我们俩听后，刚要走，溥仪又叫住我俩，叮嘱说：
“你们俩这是当作谭贵人的孝子，要诚心地守在灵前，而且要按时祭拜。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办。”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回答着溥仪。
回去换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后，我们俩就按照溥仪的要求，一齐跪在了谭贵人的灵前，确实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做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
就这样，谭贵人的灵柩在植秀轩照规矩，一直前后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后，溥仪又让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灵柩，跟随着抬“大杠”的队伍——多少杠，我可不记得了，但在当时是异常隆重的，一直将其护送到了长春“般若寺”的最后一层院的北房正中央。
据我所知，全部丧事办完后，溥仪还特地派了专人在长春般若寺中为“谭贵人”看守灵柩。
“谭贵人”的灵柩在伪满垮台后的处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诉”，从抚顺回到北京后，见到了溥俭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们先后告诉我说，他们在溥仪从长春逃走后，也随之仓促地逃跑了，根本没来得及处理谭玉龄的灵柩之事。当溥仪乘飞机赴沈阳，撇下这些人后，他们又从大栗子沟返回长春时，才将谭玉龄的尸首火化，带回了北京。
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萶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谭玉龄那风姿绰约的形象，以及那莺回啼转的娇音，也曾时或闯入我的梦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临逝世前的“谜团”，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多年来也没解开……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四节 “福贵人”的命运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来，愁肠百结的溥仪自从“祥贵人”——谭玉龄去世以后，心情更是变得郁郁闷闷，而且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来人哪!”……“拉下去!”……
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旨令”，简直整天成了溥仪的口头语。
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大打出手。他让手下人发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马上迁怒于旁人，使打人的人转眼间变成了被毒打之人。
总之，他一度仿佛失去了理智，变得更加暴怒无常。
显然，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也试图从各方面来“驾驭”他。就在谭玉龄逝世不久，那个专门对付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兼任伪满洲国宫内府“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便找到溥仪，五次三番地劝他娶一个日本老婆，又拿来了许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中意者。
其实，溥仪自有他的考虑。谭玉龄的被害，他还怀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么能再找一个日本女人睡在身边，昼夜不离地监视着自己呢?
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他不敢明说罢了。
从内心而言，溥仪是坚执不同意的，但出于畏惧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说，如果找个日本妻子，惟恐语言不通。但吉冈转而解释说，那可以专门找一个懂满洲语言的，溥仪又只得推说生活习惯不一样……
表面文章做来做去，仍绕不过实质问题。
到后来，溥仪终归拗不过老谋深算的吉冈安直，妥协的结果依然是，吉冈代他在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中“选”中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不过，那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中国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据说，她的父亲原来卖过豆腐，后来一直开饭馆，家居吉林省长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缘颇为不错，人称“李老好”。
自从李玉琴来到宫内，溥仪就将她安置在同德殿楼上东半部的房间里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册封她为“福贵人”。
从此，这位纯朴的少女就仿佛与外部全部隔绝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洲国垮台之前，她始终被“圈”在伪满宫内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同德殿楼上的东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超不出内廷的院落。连见一见父母及亲人都不那么容易。
按说，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宫廷生活中，她竟连伪宫内廷的大门槛也没有迈出去过一次。但事实的确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无味之极。每天常见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仪，除此外，就是我们几个已经结婚的学生的妻子。像溥俭的妻子叶乃勤、溥耊的妻子叶希贤，我的妻子马静兰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据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来到同德殿探望过她。除此外她平时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多么可悲呀!
说起来，平日溥仪也不是总与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和事情。
起初，溥仪与李玉琴相见，大多都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夜间一两点钟左右。
有时候，他与我们吃完晚饭后，再去李玉琴那里。也有时他与李玉琴呆上一会儿，再从同德殿到缉熙楼来吃晚饭，这时，他的心情好像会好一些似的，与我们说的话也多了点儿。
自打李玉琴进宫后，溥仪较从前而言，好像越来越对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瘾，有一阶段，几乎每天必打不可。
“听着，毓萳呵，你今天晚睡一会儿，等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觉……”
有一天，溥仪晚饭后对我吩咐说。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于是静静地坐在屋里，连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传唤。
那天，他从李玉琴那儿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仍然按照溥仪的“旨意”，在卧室内专心地恭候着他。
“准备好了吗?”
“早就为您准备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让我给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应得很干脆。而且，事先我的确早已把针头消毒这类的准备事项弄妥了。
“这次打多少?”
对此，溥仪是一点儿也不马虎从事的。
“皇上，奴才还是按平常注射的那么多打。”
我小心谨慎地回答着他，观察着他的表情。
这时，溥仪“嗯”了一声，也就没再说什么，可当时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
实际，任何事儿也没有。注射后，溥仪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嘱我说：
“这几次针注射得不错。打今儿起，我也许睡得更晚一点儿，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觉。”
“是，是。”虽然我嘴里答应着，当时，我却并不明白溥仪的真正用意。
过了一天，到了夜间，我才发现溥仪确实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从李玉琴那里回来时，我都困得拿不起个儿来了，而一听见他回屋的动静，就得赶紧勉强挣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针头全神贯注地为他注射。
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有一天后半夜，我为溥仪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缉熙楼时，外面的麻雀已经吱吱喳喳地叫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天已经快大亮了。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在思忖着，溥仪的生活这么没有规律，注射什么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点儿，比这恐怕要强得多。
可那时，我全然不知道，溥仪的生理早已经在京城的宫内，就随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没有节制而陷于完全病态了。
据我后来所知，溥仪与李玉琴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幸福”可言。
溥仪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态心理，对“福贵人”不可能有哪门子温暖，只是拿她作个解闷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后来亦曾谈过这方面的情形。她说：
“溥仪有一天曾经对我谈起，我一天都是烦人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欢乐的事啊?只是你一来到这里，我才稍微高兴一点儿。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高兴才对。我高兴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直到此时李玉琴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溥仪在烦闷之时，手中的一个活“玩具”呵!实际上，她也是刚刚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不久。
在伪宫内近于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个大个的布娃娃不松手，算是作为她的精神寄托。
宫里头知道的人们中，甚至有人不免说她单纯得近乎有点儿“憨”。话说回来，哪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整日里被圈在一个不能轻易见着人的地方，还能够有内心的真正欢乐呢?!
偶然，也可以见到溥仪带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电影，虽说都是那些看过了多少遍的旧片子，毕竟在单调的生活中有了一点似乎新鲜点儿的内容。可是，次数少得太可怜了。以后由于战事紧张，宫内干脆就不让放映电影了。
于是，这惟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没了影儿。
愁闷中，李玉琴想方设法地寻开心，竟又独出心裁地学起了骑自行车，在宫内四处逛游，但可叹的是，她连伪宫大门口都没有骑出去过。
岁月如流。待她走出伪满宫内府的大门之时，已经是日本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伪满洲国垮台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们在伪满宫内所见之人，无不充满了悲戚慌遽之情，真应了那句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糊里糊涂中，李玉琴跟随溥仪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溥仪临走时，曾告诉她过几日再来用火车接她去日本，谁想竟一别十几年后才见的面。
哎，回想起来，她在那段日子里，真是一个无福的“福贵人”。
当我们随溥仪去了苏联后，她便伴随“皇亲”一行人，在东北飘泊了一阵子。没辙的情况下，她又跟着何长工带领的一支东北抗日队伍，在风雪呼号中行军，颇受了不少的罪，后来总算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长春的家里。
尔后，她又由于某种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里五号溥修的住处。虽然至此溥仪的下落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让她为皇上“守节”。她对溥仪当时还存有“迷信”心理，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为被苏联人俘获走的溥仪，莫名其妙地守上了“节”。
这种状况，竟至维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是多少个凄凉的日日夜夜呀……
困窘的生活无法继续，她又追随溥修从天津回到了北京度日。
恰巧，当李玉琴在北京的那一阵子，我的两个孩子也正在北京无人照管。
那当儿，溥修根本顾不上这些，李玉琴就千方百计地照看这两个孩子。可以说，我的这两个孩子基本上是李玉琴给带着的。至今，我的孩子们每逢提起她来，依然是满怀深厚感情的——因为在困苦中共度艰难之人，感情最为真挚，这是常人在常日里难以理解的。
多少年来，她每逢到北京，也总是上我家里来看一看。大凡从艰辛的日子里一起度过来的人，谁不记惦着对方给予自己的一点好儿呢?
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万分感激她对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一家的情份呢!
后来，我才知道，自称为溥仪“守业”，而又只会坐吃山空的溥修，当时生活也极为困难，对李玉琴更加苛刻，连大便纸都不给她买。
以至，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若干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她还向我屡屡叨念起过这档子辛酸的往事。
在种种困境中，李玉琴愈加思念着家人，想起来便寝食不安。于是，便又由毓萶陪伴返回了东北长春的老家。因为溥修在此之前，曾卖掉了在天津的一些财产和三所房子，李玉琴临走前才又从溥修手中接过了一些钱，以作回家的盘缠以及日后的生活之资。
当时，李玉琴回到长春后仍然不知溥仪的真实下落。虽然她也曾反复、徒劳地打听过，但一直杳无音信。其实，那时溥仪和我们已经从苏联返回了中国，正被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李玉琴得知此信儿，才找到了战犯管理所与溥仪见了面。这已经是后事了。
就我这个局内人来看，溥仪的婚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说不是个悲剧。
而在晚清到伪满傀儡朝廷这一场无可逃脱的历史大悲剧中，他的家庭悲剧——包括与李玉琴的姻缘，不过是必然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