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家父子曾派密使到大陆试探和平

墨客历史

　　李次白本不是一个会被载入史册的人物。只因家中的一门姻亲，在中国面临改天换地的关口，李次白被历史、被命运选中。这一段经历直到1991年李次白去世四年后，才在一本大陆出版的书籍上首次得到公开承认。这本书不厚，薄薄一页纸的篇幅记载了李家坎坷命运的开端———

　　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胡伟克是他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你到大陆去。

　　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共产党已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美国不会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捐助或顾问。这一声明被看做是美国对台湾的“袖手旁观”政策。国民党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蒋介石会在此时兴起与中共求和的念头吗?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在大陆出版。厚厚的三大本、两千多页，其中有一页记载了李次白的经历。

　　胡伟克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目前党国处境非常困难，经国主任既北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他们为两岸之间的和谈穿针引线，传达心声，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李文谷(李次白二儿子)：当时由胡伟克出面，还有蒋经国到胡伟克家，我妈妈陪着我爸爸一起到胡伟克家里。当然，三个人谈细节的时候，妈妈是没有在旁边听，整个过程都是在私下进行。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又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还未出发，蒋经国已是要推托责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来台湾怕也是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并于几天后抵达上海。对于这次决定，李次白在1982年的一封家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多年来同学胡伟克、蒋经国害我，叫我把陈搞过来，许我以财政部。官迷心窍，冒险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离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儿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找胡伟克要钱，后面还拖了四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坐黄包车去，可能后来没钱了，就开始走路去。

　　与陈毅的会面改变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过程却十分简单，当时陪同的还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了这样一番话：

　　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

　　虽然和谈的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只是历史戏剧性的转折却将李次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相机行事。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来分隔天涯。

　　李文驹(李次白长子)：我以为父亲是在大陆被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被共产党在青海劳改了。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岸沟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抗战时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1941年，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赣南报》，并担任总编辑。尽管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曹聚仁还是留在了上海。事实上，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不仅采访过周恩来、陈毅，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

　　曹雷(曹聚仁长女)：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的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沟通两岸的开端。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来、陈毅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一个月后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语》。

　　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这被视为中共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报道在海外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华人世界震动。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可以看出，此后不到三个月，曹聚仁又再次领命北上，而这一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是台湾回归后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使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级。反右运动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大呼“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此后的几个月，一度和缓的台湾海峡再度战云密布，先有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个月后，国民党军也出动11万人进行了退守台湾后最大规模的军演，并迅速向金门、马祖等外岛增兵。多年来密使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1957年夏天过后，曹聚仁一直都没有北上，直到转年间的8月，他才再次被召唤去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曾简单提到过此事，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并要他将“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

　　8月23日炮战是正午12点突然开始的，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了这个消息。

　　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终止停火是针对杜勒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此前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终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战的消息抢先发表在报纸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对此也无异议。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将中共计划停止炮击金门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报》上。起初，中共并没有责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还记录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报道刊登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并让他向台湾转述“只要蒋介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的意思。甚至毛泽东还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报》的报道，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但却收录进了多年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曹雷：可是从国家保密这点来看，总理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击金门后一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来年谱》里出现。至于曹聚仁为什么要将密使消息公布在报纸上，也许可以从多年后他写给好友费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

　　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门病逝，为两岸统一痴等了一辈子的他就这样客死异乡。

　　蒋经国青年军干部沈诚秘密北上接触叶剑英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诚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

　　沈诚在拿到请柬后的第三天去了趟台北，面见蒋经国。他回忆了这次与蒋经国的会面。

　　经国先生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他不鼓励我“违法”。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他又嘱咐我，以党员身份到中央党部“陆工会”向白万祥主任报备一下。临别时，经国却例外地交代了我一个私人任务，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片等。

　　得到蒋经国批准，北上赴会的沈诚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叶剑英特意找到沈诚，询问蒋经国对台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溪口访问。

　　宋小瑞：向邓小平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完了他就讲，我是反共的。邓先生抽了一口烟，停了几十秒，然后用非常浓的四川话讲：反共不要紧，只要不反华就行。沈老认为邓先生特别伟大。

　　1987年的春天，沈诚再次来到北京。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来到他的住所。经过六年的沟通互动，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写一封密函，请沈诚转交蒋经国。密函由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期的同窗杨尚昆具名签署。

　　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甚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

　　这封信的行文，已是双方多次沟通后的成果，算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的谈判应依国共两党对等的原则进行。根据沈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蒋经国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见过沈诚。谈话中，蒋经国虽然觉得中共有些操之过急，但函件中所体现的方针原则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国民党陆工会来筹备与大陆谈判的工作。就在这次会面后的三个月，台湾陆续解除党禁、报禁，并宣布从当年的7月20日起，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而跟随蒋氏父子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的国民党老兵们，也在这年的11月等来了允许回大陆探亲的消息。

　　那天，蒋经国先生的精神很差。脸上更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浮肿，音调也十分低沉，说话时口齿也有些欠灵。我见此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看看我，说，今天找你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下一拨正式去北平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决定，你可以多留几天，过了元旦才回去。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带着尚未来得及圆满的统一梦，在台北病逝。1988年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刚过头七之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在继任“总统”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叛国罪”对沈诚提出诉讼。沈诚被迫将七年来的密使经历和盘托出。尽管最终无罪释放，但沈诚从此无法再为两岸穿针引线，和谈再次无果而终。

　　台湾蒋家王朝谢幕学者南怀瑾成两岸新桥梁

　　1988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带着三十多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发表联署公告，希望将来能用文化统一中国。但就在这一年以后，台湾发生变化，国民党不再是台湾唯一的执政党，

　　1988年1月31日，南怀瑾从美国迁到香港还不到一个星期，一位40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就找上了门，他就是南怀瑾当年在成都军官学校时的老同事、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贾亦斌此行来香港正是希望借助南怀瑾的影响力，在两岸间搭建一个新的密使平台。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大陆事务，1990年10月，台湾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由李登辉亲自担任主任，并成立半官方的民间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专职与大陆接触，台海上空的紧张气氛眼看着慢慢和缓起来。1990年12月31日，在南怀瑾的引荐下，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在香港南怀瑾的家中见面了。此后几年里，双方往来频繁。

　　1991年12月6日，为对应台湾海基会的工作，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至此，两岸间的交流沟通均由海协会和海基会出面协调。两岸在隔离42年后，终于建立起了通往彼此的沟通管道。

　　1993年4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两位老人身上，他们就是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他们这次在新加坡的会面被世人以“汪辜会谈”为名载入史册。

　　在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中，南怀瑾曾经亲笔起草《和平共计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和平共计、祥化宿怨，二是同心合作、发展经济，三是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建议书发出后，大陆方面作了认真研究，表示肯定，然而没有正式回复。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从此，南怀瑾退出两岸密谈。

　　幸运的是，在两岸努力下，南怀瑾一直以来希望的两岸“和平共计、协商统一”的美好愿景，后来还是有机会得以实现。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应邀到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这是一次跨越60年的会面。对所有密使来说，是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