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二十四：发展实业

　　蔡锷在推行各项财政改革的同时还深刻认识到：“当此改革伊始，经营缔造，百端待理，莫亟于财政，然必以实业盾其后”。云南“非急振兴实业，无以为自立之地”。基于此，蔡锷在都督府内设实业司主管实业事务，并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云南实业。

　　一、振兴矿冶业。云南矿种全，储量大，分布广，世界已知140余有用矿种，云南有112种。其中，铅、锌、锡、铜、磷为云南五大优势矿产。因此，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和“天然地质宫”的美誉。云南的矿冶业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后期，云南地区就出现了铜冶业。此后，历经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云南矿冶业发展从不间断。元明时期，由于云南成为全国的省一级行政区划之一和内地军民以军屯、民屯等方式大批向云南移民，促使云南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以及云南与内地交流的增加，云南的矿冶业相应得到扩大和发展。清初，虽然清政府实行“矿禁”政策，但鉴于云南矿冶业的发展，既可提供大量的货币(金、银)或货币原料(铜、铅、锡、锌)，又可增加税收，还能提供驻滇官兵的兵饷，因此，对云南的矿冶业不仅不禁，反而给予一定的鼓励。在这种背景下，云南的矿冶业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到乾隆年间,云南每年开采铜矿有三四十处，年均产铜超过l000万斤，最高年产1400多万斤。当时，云南的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银产量占全国比重的97%,其他如锡、铅等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鸦片战争以后，洋货涌入，白银外溢，银贵(铜)钱贱，洋铜输入中国，加之清政府垄断矿价、采冶技术落后、矿产资源衰竭以及云南汉回民族矛盾激化、互相劫掠等原因，云南矿冶业每况愈下，铜的年产量最高不过百余万斤，通常仅数十万斤，其他矿冶业也元气大伤，萎靡不振。

　　在深入分析云南省情后，蔡锷指出：要发展云南经济，振兴矿冶业“洵属根本至计，欲瘳贫而策福，非此莫望”。他认为，“非开矿无以辟利源”。开发矿业对于云南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可辟利源，通过征收矿冶业税，不仅可增加云南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可纾中央之财力;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组织开采，可免列强之觊觎之心，维护国家利权。为此，蔡锷在云南政局趋于稳定之后，即亲带矿师深入个旧、蒙自等地对矿冶业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后，他简单地算了一笔帐：当时，个旧的锡厂每年约出锡一千余万斤，东川铜厂出铜二百余万斤，若增加投资，改进工艺，加强管理，则锡产量可增至二千余万斤，铜产量可增至一千余万斤，达到清朝乾隆年间时的水平，再加上锑矿和金银矿，云南的财政收入每年即可增加数百万，这样，云南不仅不需要中央拨款，而且还可能有节余，支持中央。同时，蔡锷还认识到，矿业的开发还可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开发铁矿、煤矿，可用铁矿石和煤炭生产出铁轨，有利于铁道的建设;由于有铜，云南可建制币厂，利用滇铜制造全国的铜币，既不必从日本购铜，避免利权外溢，又有利云南工业的发展。基于上述认识，蔡锷高度重视云南矿产的开发，力主把矿业作为云南经济开发的重点，并具体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废除清政府垄断矿产的政策，制定云南矿务暂行章程。清初以来，虽然清政府对云南的矿冶业给予了一定的鼓励，但对主要矿产(如铜)，实行“官办、官收”的统制政策，客观上严重地阻碍了云南矿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蔡锷认为，“前清矿章，对于勘矿采矿各节，规律太严”，影响人民开发矿业。于是命实业司拟定云南暂行矿章，经军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6]该矿章“以开放为宗旨，如无窒碍者均一律维护，以辟利源”,因而民间称便，极大调动了民间勘矿采矿的积极性。同时针对当时一些矿区周边治安状况不好的情况，蔡锷还主张筹办矿警，并设游击队，以保护矿主财产，维护厂矿生产、生活秩序。所有这些，为辛亥革命后云南矿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2.调查资源，突出重点，促进发展。个旧的锡和东川的铜是云南矿产业的两大主打产品，但由于开采年代久远，矿产资源趋于枯竭，其他矿种的采冶也存在类似问题。基于此，蔡锷在主张重点维持个旧锡厂和东川铜厂的同时，要求实业司组织开展矿产资源调查，“刊发表式，分已开、未开之矿山及已开荒废矿山三种，通令各属地方官暨实业员，悉心调查，分别具报”，摸清矿产底数，以便制定开发规划，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采。

　　3.积极改进开采方法，提高经济效益。在实地考察云南矿业的过程中，蔡锷看到，当时云南矿产的开采、冶炼多沿用原始的土法生产，技术陈旧落后，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为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发展云南矿冶业，蔡锷主张“宜渐变土法，广聘矿师，开采冶炼，均用机器”，并要求实业司派员去日本调查实业，联系购办急需的机器。同时，他还要求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调查研究所，创办矿业学校，研究和推广先进的开采和冶炼技术。

　　4.积极提倡资本经营方式，鼓励资本家合资经营。工矿企业采用什么样的经营管理方式，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张官办、官督。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郑观应则主张官、商并行。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蔡锷反对官办、官督，主张官、商平等，自由竞争，尤其提倡办股份制企业，实行合股经营，民主管理。他曾对封建衙门作风盛行、经营效益低下的洋务派所创办的兵工厂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在这些工厂中，“官吏负办事之虚名，而不求实效，局内役员工役肥私囊，而不计其优劣利害”，长此以往，工厂势必破产倒闭。而实行合股经营，则“一资本家之力量不足，则合众资本家以谋之。如此则获利必厚，厂主无倒闭破产之虞”。为了扩大东川铜厂的生产能力，1913年,蔡锷亲自组织官商集资六十万，合办东川矿业公司,“宗旨在改良滇省之东川铜、铅诸矿产并扩充它项矿业，以期为全滇矿业之模范”。次年，该公司就产铜144万斤,铅74万斤,锌38万斤。

　　5.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拨款和引进外资，解决开发资金严重匮乏的问题。在谋划振兴云南矿冶业的过程中，蔡锷遇到了矛盾。一方面，振兴矿冶业，“须有巨款以培其基”;另一方面，“滇省财政困难，无余资可以助长实业”。虽然，为解决资金短缺，他积极响应黄兴倡议，在云南发起国民捐，但由于云南民众本来就贫困，所筹资金不过十余万元，除能稍纾财力外，难以办成大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蔡锷认识到，解决发展云南矿业资金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争取中央拨款和引进外资。因此，蔡锷多次上书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报告云南财政困难情况，“有望中央之提挈”。袁世凯电告蔡锷：“所请规复协饷及指拨各饷各节，已交财政、陆军两部从速核办。”蔡锷似乎看到了希望，又立即致电财政部长熊希龄“乞鼎力玉成”。但财政部却复电称：“中央财政艰窘，正复相同，借款未成立以前，本部实难担任。”这无异给蔡锷浇了一盆凉水。结果蔡锷不仅未得一文拨款，后来反而还为应中央财政“急需”，主动“筹解中央二十万元”。在中央政府无法拨款支持，地方财政匮乏的情况下，蔡锷产生了利用外资的想法。他深刻认识到，“云南非扩张实业、交通，不能发达，非借外债亦不能举办”。因此，他多次主持军政府政务会议专题研究借外债事宜，最后议定“无论多寡，决定借债”。经反复研究和测算，政务会议原则确定借款总额以三千万两为率，用途为修建滇邕(桂)铁路和整理矿务实业，年息五厘，折扣九七以下。随后，蔡锷多管齐下，一方面派肖堃东渡日本，向尚在日本的梁启超求援，请其代为“筹度一切”，向美国借款，“少则五百万，多则五千万”;一方面派唐省吾与法国驻昆明领事联系，商借法款;一方面请求袁世凯任命吕志伊为云南招商使，前往南洋及美、澳各埠，“招致华侨组织公司来滇开矿，并募集华侨公债，为滇省提倡实业之用”。一方面派实业司次长华封祝赴北京参加工商议会，提请从大借款项内拨济云南开矿经费1000万元，由云南“自借自还”。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几经努力，无论是中央拨款还是利用外资均几无成效可言，但蔡锷为之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二、发展交通业。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全境万山重叠，交通险阻。境内虽有几条大江，但都水流湍急，不通舟楫。只有蛮耗以南的红河、剥隘以东的西洋江，可通短程水运。所以，交通全靠人力步行，货运则专靠骡马驮运，人挑人背。历史上形成的云南与内地各省的交通要道，一是川滇大道，从昆明经会泽、昭通、盐津到四川的叙府(宜宾)，行程约22日;二是滇黔大道，从昆明经曲靖、平彝到贵州的贵阳，行程约20日，若至汉口，还需20日,共40日;三是滇桂大道，从昆明经广南、剥隘到广西百色，约需24日，若由百色再经南宁到北海，还需31日，共55日。交通的不便，不仅影响了云南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的交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昆明乘火车可直达越南的海防港，再由海防港搭轮船至香港，一共只需6-7天。由香港乘船，可至海外各国，也可到上海，到上海后转内地各省就大大方便了。因此，滇越铁路的通车不但大大缩短了云南与国外的距离，密切了云南与东南亚各国和欧、美、日本的联系，也缩短了与国内一些省份的距离。但是，滇越铁路是法国帝国主义插入云南的一条吸血管，路权完全操纵在法帝手中。据有关资料所记载，“滇越铁路运价较国内各铁路为高，且一律以越币核算，故自金价腾贵，其收费亦随之增加数倍，又货物过越南时，杂费甚多，不堪苛扰，是皆本省对外贸易之莫大障碍，而输出贸易，受害尤为重大。”

　　面对如此的交通条件，在积极组织开发矿产的同时，蔡锷清醒地认识到，交通是制约云南矿冶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滇中矿产虽丰，而未收厚利者，虽因开采无法，实亦交通不便为之梗阻”。经过具体调查，蔡锷发现，“铁路未通之处，尝有矿苗透露，绅民集资开采，每因销路不畅，运费过多，反遭亏折。至铁路已通之地，又须假道越南，路权在彼，动招挟制”，而且，即使利用滇越铁路运输，由于法国的垄断经营，费用较高。例如，个旧生产的锡板若要输出海外，须经蒙自的碧色寨运至越南的海防，每吨须车费四十元，而滇越铁路公司还在请求河内总督同意每吨再加五元，这样算下来，就会进一步增加成本，既影响销路，又减少收入。同时，蔡锷看到“东川之铜则须陆运至蜀，始能改由水运，艰险万状，窒碍孔多，故目下存铜至百数十万斤，行销极滞”。有鉴于此，蔡锷提出，在开发矿产的同时，还必须改善云南的交通条件，建立“以铁道为主，以马路为辅”的现代交通网络，以“筹(矿产品)畅销之路”。这样，“输出之品，滇越铁道公司不至垄断其利，价愈廉则销路愈广。输入之品，源源接济，不至米珠薪桂”。1912年，个旧、石屏、建水、蒙自等地锡矿主李光翰等48人联名上书蔡锷，提出由民间集资，兴建一条由个旧到蒙自、建水、石屏的民营铁路与滇越铁路相连接，以使个旧一带的矿产品可直接通过铁路直达越南的海防港，省去由个旧陆运到蒙自的碧色寨，再由此地上铁路的的诸多麻烦。

　　蔡锷见书后，当即欣然命笔予以批准：“均准照办，在路事未成之前，不准轻议停止。”并由军政府出面先后向滇蜀铁路公司担借150万元充作股本，个旧锡业各界集股100万元，促成该工程于1913年动工。在支持商民兴修个碧石铁路的同时，蔡锷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云南的交通条件，不能只是依靠滇越铁路，必须自力更生，自己规划和修建新的铁路，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对云南交通的控制。因此，主政云南期间，蔡锷积极主张修建滇桂铁路，以改善云南交通状况。

　　在筹划铁路的同时，蔡锷还重视公路的修建。他要求各地将辖区内应修道路，先行勘测、核算和筹集修路资金，择要修筑。并支持创设近代水运事业，仿苏杭内河行驶汽船之法，创立轮船公司，新造小轮船行驶于滇池，“开驶以来，商民便之”。与此同时，蔡锷还注重发展通讯、邮政事业，规划架设昆明至昭通、昭通至叙府、东川经会理至宁远、思茅至顺宁和丽江经中甸至巴塘等五路电(话)线，凡5200余里，由于财力有限，先修通丽江经中甸至阿墩电线，又与四川合力筹设阿墩至巴塘无线电报。并在威远、镇边、新平、南安、易门等11个未通邮政的县添置邮政机构，使全省各县全部实现了通邮，于是，“全省消息渐灵通矣”。

　　三、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在积极发展矿冶、交通的同时，蔡锷还重视发展云南的农、林、畜牧和工商业。他认为，云南虽然多山，但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其“天气温和，尤利于蚕。童山濯濯，可以种植普茶，一经提倡改良，岁入当亦不资”。[30]因此，军政府成立后，蔡锷在实业司设农林局，内设农、林、蚕等股，“凡农林蚕一切事宜，责令该局实地办理”。并成立省农会，进行一些农事调查、选种试验、踏勘水利、反映农村疾苦等工作。具体而言，以蔡锷为首的都督府在发展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有：

　　一是鼓励垦殖。都督府颁行《垦荒规则》，要求各地查清荒田情况，限一年至一年半内垦种，公田逾期，地方官负责，民田逾期，由地方官查收招垦。并规定新垦土地10年后方升科纳粮。

　　二是选育良种。云南都督府还先后颁布《征集籽种令》、《征集稻种八条》、《调查土宜一览表式》、《调查气候一览表式》等，对全省农业生产条件、作物品种等进行了较为系统详尽的调查。并进一步扩充农事试验场，对粮食、蔬菜、林木、花卉等数千个品种进行种植试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选定优良品种，推广种植，以改良品质、提高产量。

　　三是提倡桑蚕。云南都督府颁布了《倡办蚕林实业团章程》，规定每府州厅县设总副团长各1人，监督1人，每村设分团长一人，并在每村颁发《栽桑白话》、《种树图说》各—本，介绍种桑知识，并要求各县设立模范桑园、蚕业实习所，以交流推广种桑养蚕经验，扩大种桑养蚕规模。在此基础上，又在昆明设缫丝厂收茧缫丝运输出口。至1914年，全省年产鲜茧62万余斤，值银18.9万元，于农户经济不无小补。

　　四是提倡植棉。由于种棉能当年种植当年见效，又有利于纺纱原料自给，扩大纱厂规模，云南都督府更为重视，不仅专门设立“督办棉业机关”，而且颁行《督办棉业章程》37条.《督办棉业细则》26条，拟订三年计划，分步实施。并组织开办了“阿迷棉业试验场，”查考全省气候土宜，试种美国种、通州种、阿迷种等9个棉种，写出详尽试验报告以供参考。同时，令各县调查宜棉土地面积及种植情况，要求扩大种棉面积，使棉花产量不断增加，至1915年棉花产量达到了230余万斤。

　　五是整修水利。都督府颁发了《调查水利填表规则》，组织调查水利情况，并重点组织整治了嘉丽泽、抚仙湖、星云湖，完成了一批小型水利工程的修复、兴建，变水患为水利。值得一提的是，蔡锷还亲自抓嘉丽泽治理，不仅亲临现场视察，而且具体规划整治工程，从而使嘉丽泽周围的夏秋洪患面积大为减少，数万亩土地可在秋末种植菜籽、麦子等农作物。

　　六是减轻负担。都督府取消了清末强行征收的“随粮铁路股本”，合并地丁、田赋征收种类，简化征收手续，与民方便。并严令各地官吏认真执行，不得阳奉阴违，从中舞弊滋扰农民,否则要从严议处。以上措施，虽没有触动云南农林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云南农业经济的落后状况，但也给云南农业的发展开辟了一些新路子，使当时的农业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与此同时，蔡锷很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工商业幼稚已极，急需合群力奖劝而提掖。故采取振兴工艺，整顿实业及赞助商业的政策，要求各地设立实业所、建设局兴办实业，通令调查全省工艺产品及全省商业状况，设全省模范工厂，分为金工、化工、染织、纺织、缝纫、陶瓷、图印等几大类，利用本省原材料及固有工艺加工制造，并整顿商品陈列所，筹设劝工厂，以开拓市场。在此期间，云南的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新出现了火柴、肥皂、针织、五金、石印和铅印、瓷器、洋烛等行业和品种，原有的烟丝加工、茶叶加工、玉石加工、爆竹烟火、纺织、糕点食品等行业进一步发展。同时军政府支持创办了富滇银行，主要向商号贷款，对云南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加上，蔡锷任期内，全省安谧，秩序如常，商旅通行，进一步促进了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市场上出现繁荣景象。

　　总之，在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都督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民国初年的云南出现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刺激了云南经济的发展。1913年云南的财政收入在没有外省协济的情况下仍明显增加,比上年猛增近100万元，增长14.5%。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奇迹，对于推进云南近代化建设，巩固云南民主革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