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是否在东北度过其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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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岛芳子缘何栖身新立城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替身”逃脱极刑后，川岛芳子的胞兄宪立曾猜测：芳子可能前往靠近苏蒙边境的地区，那里有清朝肃王府的领地;或者前往更北的苏联……众说纷纭。但死里逃生后的川岛芳子一定会小心谨慎，经过深思熟虑严格选择其日后栖身之地。
那么川岛芳子为什么要选择距离长春较近的新立城栖身隐居，可能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新立城是远近闻名的平原村镇，位于长春南部16公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着名的新立城水库位于伊通河中游，水库上游有伊通河的河水滋润，两岸青山环绕，其水源涵养森林，为城市南部构筑了一道浓密的绿色屏障。库区幅员辽阔，远看天水相接;近看波光粼粼，极目远眺，林海葱郁，重峦叠嶂;湖水清澈，水鸟翱翔。碧水蓝天青松绿草，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锦绣长卷。懂得周易，会看风水的段连祥一来到这里就赞不绝口，认为新立城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是川岛芳子隐居的理想之地。尽管川岛芳子在国内熟悉的地方甚多，但可选择的目标却十分有限。如天津、上海等地，社会复杂，绝非是她隐姓埋名的理想生存空间;内蒙古亦不具备其赖以栖身的环境和条件;至于荒凉闭塞的边境地区更缺乏周旋余地。
其次，新立城镇历史悠久，早在清朝嘉庆五年就在伊通河东岸设置长春厅，称为新立城。成为长春市的最早设治，故有“先有新立城，后有长春市”之说。长春地区曾先后是古代扶余国和渤海国的属地，辽金时代是长春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在农安境内设“黄龙府”，辽代古塔至今犹存。清初，长春一带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王爷扎萨克的领地。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东北是龙兴之地，是满族的故乡。川岛芳子是清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拥有显赫的皇族世家身份，自然对祖宗的发祥之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川岛芳子劫后余生，能在其祖宗发祥之地安度余生，也是一种情感的回归和心灵的慰藉。
再次，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在这里她曾度过“灿烂”、“光辉”的人生岁月，又是她戎马生涯的故里，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新立城地处离长春不远的农村，不易被人所注意，遇事有可回旋余地，实属隐居安度余生的理想之地。
最后，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当年6月7日至10月21日，长春被解放军围困，解放后百废待兴，一切均处在兵荒马乱后的重建阶段，选择在1948年末潜入新立城，恰是绝佳的时机。
二、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经过
在最初提出已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又在长春市郊新立城神秘隐居生存30年，众多人士均觉得荒唐无稽，实不可信。
段续擎曾听父亲详细讲述过，他们四人见面时商讨庇护川岛芳子的情景。
1948年末某日，段连祥正在沈阳蒲河的家中赋闲，在四平伪警察学校时的同学于景泰(吉林人)突然来访，使段连祥异常兴奋，但他也有所预感，于景泰此来肯定有事相求。两人没聊几句，于景泰就把话锋一转，让段连祥随他到村外的公路边上会晤两个人。在村外的公路边，等着于景泰和段连祥的是一男一女。四个人照面后，段连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两人，男的中等身材，微胖，戴一顶蓝呢帽，围一条灰色的毛线围脖，穿一身黑卡叽布棉制服，肩上挎一个黄色军用背包，一副斯文面孔，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似曾相识;女人个头不高，头上裹着严实的黑色头巾，穿一件黑色的棉布袍，胳膊上挎着一个布包裹，只有两只有神的大眼睛机警地审视着段连祥的一举一动。
段连祥一时有些想不起来，经于景泰提醒，才恍然大悟。原来男的是他和于景泰在警校时的教官，虽然叫不出名字，但还是有印象的。于景泰让段连祥称这位教官为“秀竹”老师或叫“七哥”。女人半月后才对段连祥亮出“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声名远扬的“满洲国安国军金璧辉司令”的身份。但由于川岛芳子化装打扮，已改变了她昔日的靓丽形象。
段连祥已经得知，川岛芳子已于1948年3月25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决执行死刑。仅才过去半年多，居然神秘地来到沈阳。此时他也不便打听川岛芳子是如何逃脱死刑而来到沈阳的细节。段连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天津东兴楼和川岛芳子离别多年后，自己终于有机会实现当初表示可以帮助她的诺言。
“七哥秀竹”和于景泰告知段连祥，川岛芳子今后就由“七哥”、于景泰和段连祥三个人共同照顾，她今后对外的称呼就叫“方老太太”。于景泰在长春郊区的新立城农村有一位姐姐，投奔她那里是一时之选，正好段连祥学过周易，会看风水，希望同去一趟新立城。如果条件可以，川岛芳子就打算长期在那儿隐居。段连祥丝毫都没犹豫，回到家跟妻子庄桂贤说有事要出趟远门，就跟着“七哥”和于景泰，护送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农村，在于景泰的姐姐逯家顺利地安顿下来。
三、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神秘人物
1.神秘莫测的“老七”(“秀竹”)和“广幸”
段连祥在临终遗言中说，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平死里逃生后，在“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的护送下，途经沈阳时找到了他。他们三男一女来到长春市附近的新立城镇齐家村房东逯家落脚。
经过考证确认，1948年末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的，是段连祥、于景泰和“秀竹”三个人。称为“秀竹”的这位人士，是段连祥和于景泰在伪满四平警察学校时的教官、保护川岛芳子来东北的主要人物。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49年春，段续擎第一次跟父亲去“方姨”家，这位“方姨”就在现场。“方姨”让她称“秀竹”为“七叔”，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段续擎从未听说过“秀竹”的真名实姓。
神秘人物“秀竹”遗物：朋友赠送给“秀竹”的对联上句“诗思竹间浔”“方姥”遗物：“秀竹”使用过的国民党军官用的指挥棒在段连祥的遗物中，有三件物品是“秀竹”留下的。
第一件是半副对联，上写“诗思竹间浔”大字行书，题款是小字“秀竹先生属”，说明这是朋友赠给“秀竹”的，也验证了段续擎所说的“七叔”即是“秀竹”的旁证。
第二件是一幅伪满画家张紫枫所绘“老虎图”(段连祥说过，“秀竹”的画是张紫枫送给“秀竹”的，因此绰号叫“老虎”)。
第三件是一根国民党军队指挥官用的“指挥棒”，上端黄铜帽，木杆，根部是不锈铁套，加铁端头。据此可以推测，“秀竹”极有可能曾是国民党的军官。
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比寻常。段续擎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年夏季，父亲段连祥把她送到新立城“方姨”家，当天就返回四平铁路车辆段。第二天，“七叔”(“秀竹”)不知从哪里回来，身穿一身灰色短袖夏装，两手拎着不少东西，满头汗水地走进院来。“方姨”正和段续擎在屋里包饺子，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抬头朝窗外看，来人是“七叔”。“方姨”异常兴奋，立时放下手里的活，迅速下炕，接过“七叔”手中的东西，一边高兴地招呼：“老七，你可回来啦!”这是“方姨”当着段续擎的面，第一次称“秀竹”叫“老七”。由此可见，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同一般。
段连祥与“秀竹”在伪满警察学校是师生关系。但在段续擎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在“七叔”面前，总是给“七叔”点烟斟水，毕恭毕敬地点头哈腰，犹如奴仆似的。
段续擎和父亲每次去新立城“方姨”家，如赶上“七叔”在吃饭时，总是“七叔”跟“方姨”在正房屋里吃，而父亲和她就在厢房屋里吃。只有“七叔”不在“方姨”家的时候，“方姨”才把父亲和段续擎叫到正房屋里一起吃饭。这种规矩似乎暗示“七叔”和“方姨”与父亲段连祥之间存在等级关系，即使在隐居岁月里也不能平起平坐。
对于父亲与“七叔”的关系，段续擎至今还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父亲就管“七叔”叫“七哥”。但当只有父亲和“七叔”两人时，父亲又把“七叔”称为“七爷”。这种称谓是否意味着“秀竹”与段连祥是有“组织”的上下级关系，或与“秀竹”的家世、身份有关，其奥秘不得而知。
段续擎儿时的乳名叫“小云子”，在幼年的小云子眼里，“七叔”是和蔼可亲的。上世纪50年代，每次“七叔”赶上小云子在新立城“方姨”家，都会给小云子带一些她喜欢的学习用品和食品糖果一类的东西。而且“七叔”都要问：“小云子，最近‘方姨’又教你几首诗，认识了多少字，在学校里听老师话了吗?‘七叔’有好一阵子没来了，想没想‘七叔’呀?”
据段续擎回忆，她最后一次见到“七叔”，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某日“七叔”对“方姨”说，他马上要去云南看望生病的老母亲，段续擎帮着“七叔”收拾好东西，放到包里，并把“七叔”送到长春火车站。从那以后，“七叔”就再也没回过新立城“方姨”家。
现在张钰手中保管的“方姥”所画“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上，在其落款处有一“广幸”两字葫芦形图章。在考证之初，推测图章“广幸”可能是川岛芳子作画时使用的笔名，或是一起作画的合作者名字。后来，川岛芳子转交小方八郎的信物坐狮“内胆”里，隐藏的“秀竹”所写纸条，落款处也是写有“广幸”两字的葫芦形名章。据此可以认定“广幸”可能即是“秀竹”的法号;同时也说明“方姨(姥)”描画“浴嬉图”时，“秀竹”也在现场协助作画，并签附了名字。
从佛家用语分析，“广幸”一名又多用于僧人、居士的法号。据王庆祥、何景方在浙江国清寺调查，该寺78岁的高僧乘方，早年就曾听说过有“广幸”这位僧人。因此可以推论，1981年，从浙江国清寺来吉林四平取走川岛芳子骨灰的老僧，可能是这位“广幸”即“秀竹”。
2.痴心陪伴川岛芳子身边的于景泰
于景泰是段连祥在伪满警察学校的同学。1948年末，他不但参与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而且还是领路人。这一点已被长春市郊新立城镇齐家村“方老太太”的房东后人、于景泰的外甥逯兴凯所证实。尽管于景泰于1966年初不明不白地死去，但他留给段续擎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
根据段续擎的回忆，父亲生前曾和她说过于景泰的家事：于景泰的母亲姓樊，名莲花，祖籍宁波，她父亲樊运生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樊莲花自幼聪明俊俏，酷爱读书，且擅长诗词歌赋。但莲花命运不好，刚满15岁，父亲就中年早逝。为了活命，母亲荣氏便带着莲花投亲靠友来到东北沈阳，后来母亲也患肺病而死。因为母亲生前治病借了高利贷，莲花就被债主卖到了赌场，做吸鸦片赌客的“装烟女”。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对她中意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旅长，才为她赎身并娶她做了“外室”，其后所生男孩儿就是于景泰。这位旅长虽然没有给樊莲花和于景泰母子什么名分，但在生活上让他们娘俩过得还算舒适。
因为段连祥的舅舅于德海当年也常到樊莲花服务的这家赌场取乐，不但认识于景泰的母亲樊莲花，而且也支持那位奉军旅长讨樊莲花做“外室”，并与那位旅长结拜成把兄弟。由于父辈的关系，儿时的段连祥便和长他一岁的于景泰关系亲密，成为好友。1945年1月，于景泰和段连祥又同时考入了四平伪警察学校，共同度过大半年的培训生活，视彼此为知己。
1945年东北光复，于景泰和段连祥所在的伪警察学校解散，于景泰跟随升了官的父亲前去南京。段续擎回忆，父亲段连祥曾很夸耀地讲起于景泰的父亲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关系甚密。说戴笠第一次见到于景泰时，就非常喜欢他，并承诺对他要重点培养。不久于景泰果真被军统派往美国受训一年，回国后做了军统情报员。
1949年，于景泰的父亲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走之前还给于景泰母亲樊莲花留下一笔生活费，之后就再也没了音信。于景泰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照顾母亲。
据段续擎回忆，她第一次见到于景泰的母亲于奶奶是1957年的农历九月初九，那天正是重阳节，也是于奶奶的60岁生日。“方姨”还特意给于奶奶画好了一幅仿日本祝寿图：漆画画了两只上下飞舞的仙鹤，周围配有玫瑰花、菊花以及樱花，表达对于母长寿吉祥的祝福。父亲把“方姨”的画用相框镶好，于九月初九那天，就领她去于奶奶家祝寿。于奶奶个子不太高，身材瘦削，言语温和，说话非常好听，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使人感到她年轻时一定是位漂亮而不平凡的女人。1965年，于奶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于景泰就把“方姨”所画的那幅祝寿图交给了段续擎。
日本专家手持川岛芳子当年给于景泰母亲画的“日本祝寿图”据段续擎的记忆，于叔叔就住在房东逯家的厢房，房间里摆设很简单，只有一对箱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于叔人长得又瘦又高，性格温和有耐心，待人非常热情，对她非常好。所以，她也常到于叔的房里去玩。一去于叔就把好吃的拿出来让她吃，还从箱子里拿出书来给她看。
段连祥1958年被劳动教养，一直到1965年期满，这7年间，在新立城就只有于景泰一个人陪伴“方老太太”。
1960年夏季某日，段续擎向工作单位请几天假，来到长春新立城看“方姨”。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于叔也在场。“方姨”向段续擎打听了辉南劳教总队的地址和探视制度后，就对段续擎说;“我和于叔都很惦记连祥，正好你来了，今天你也别在这住了，抓紧时间，就让于叔陪你去一趟辉南，也带去我们对他的一份关心。”
然后，方姨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很快地就写好了一封信，让交给父亲，信的内容大意是：“久未闻消息，今女儿云子去探望，带信一封。希望切勿气馁，特别是要格外当心身体，早日结束改造归来，这边有景泰和房东关照，勿念。”除带信外，“方姨”又用一个信封装上些钱交给段续擎，还让于景泰给段连祥带去一套被褥。临行前“方姨”还用湿润的眼神拉住段续擎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
段续擎和于景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才来到辉南杉松岗劳教所。于景泰没有进监所里，只让段续擎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段连祥。段连祥含着泪读了“方姨”和于叔的信后，用颤抖的手反复抚摸着“方姨”给做的被褥，显得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