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死后慈禧与慈安到底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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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在位时 慈禧为什么一直斗不过慈安
慈安皇太后，俗称东太后，简称慈安，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
提起慈安，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长期以来，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缺乏政治才干，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10年中间，清王朝遭遇了 DIV>空前的外患内忧，使她在忧患中成熟，在忧患中增长阅历。在美女如云的皇宫，在多情好色的咸丰帝身边，能保持10荣宠不衰，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到：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那么历史上的慈安太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走上政坛：两个女人一台戏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慈禧)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奕、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笔者)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二、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制度：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三、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由上可见，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但是，天不假年，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慈安之死，事先没有什么明显征兆，三月初九日，慈安身体稍感不适，第二天晚上就死了。慈安对自己病情发展如此之快也感到意外，她说：“本月初九日，偶染微病，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同治帝对慈安的猝然而逝，也深为不解：“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涌气塞，遂至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
事出太过突然，令朝野皆惊。慈安身体一直很好，她自己也说“体气素称强健”，认为自己“克享遐龄，得资养”。一个素称体健之人，怎么得点小病，不足两天就死了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作了种种猜测。
咸丰死后慈禧与慈安到底谁说了算
慈安在清史上，是个一直受到忽视而实在不能忽视的角色。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的身影似乎可有可无，她的存在仿佛就是个错误，她的垂帘更像慈禧的一个道具，至多也就是个令人同情和可怜的角色。懦弱无能——是对慈安致命的误读。
慈安，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16岁入宫即被封为嫔，之后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就以火箭一般的速度，登上皇后的宝座，这在整个清代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慈安无论在姿色、气质，还是修养、人品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从此，慈安就开始了总理后宫、母仪天下的生涯。后宫集聚了众多上品女人，要管理这一群体谈何容易?无风要起三尺浪，平地都会生波澜。历史上被废黜的皇后数不胜数，善始善终者简直凤毛麟角，而慈安却能一直笑到最后。
咸丰帝倜傥不羁，风流多情，要他在哪个女人身上专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手段过人的慈禧也是一样。唯独皇后慈安是个例外，一直到咸丰皇帝去世都荣宠不衰，其胸怀丘壑人有所不及是显而易见的。史上说她：“素性贞娴。”这个评价当中恐怕就蕴含着答案。
那个时候，讲究妇德、妇言、妇功，特别是对妇德，要求很高。一句话，就是要女人品德高尚，皇帝的女人更要优于普通女人，而皇后，则尤其要加个“更”字，才能心服她人表率天下。慈安显然是优秀的，她意志坚定，固守正道，忠诚不贰，节劲凌霜。“娴”为文雅、美好、宁静。没有半点野心，看不出一点妒忌，只做自己该做的，不越雷池半步。这样的形象会有哪个不服?又有谁会不喜?因此，她一直受到广泛的尊敬，包括皇帝。为了躲避英法侵略军的锋芒，咸丰帝亡命于热河避暑山庄，忧虑烦闷，无法排遣，经常拿太监、宫女等身边人出气。慈安一方面理解和揪心丈夫的内心煎熬，以似水柔情不时地安慰宽解，另一方面对这些无辜的奴仆，想方设法地好言嘉慰。“妃嫔偶遭谴责，皆以中宫调停，旋蒙恩眷”。咸丰帝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涂炭，而又无力改变分毫，无奈之下就以自虐式的自娱得过且过。他亲笔写下“且乐道人”这样四个字让人悬挂在寝殿内。大臣和妃嫔们都知不可如此，但也只是急在心里，无一人敢去自讨没趣。唯独慈安闻知此事后力劝不可，并命人将此字取下，皇后的劝谏使皇帝慢慢地冷静下来。
咸丰皇帝年纪不大，但心机深沉，连身边心腹大臣都难以窥知其一二。咸丰帝热河弥留之际，唯独将皇后慈安召到身边，授密旨一道，给她临机处置任何人特别是恃子不法的慈禧的最高权力，并给予皇后“御赏”大印。另外，给予皇长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代为掌管)。八个顾命大臣所发任何政令都要请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有效。帝、后之间的信任和知心可见一斑。慈安也确实当得起这样的信任，她所提问题，也都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据《国闻备乘》载：“显皇后进曰：‘圣驾脱有不讳，枢府中畴则可倚?’帝引后手，书‘文祥’二字示之。后又言：‘大阿哥幼冲，当典学，安可无付托者?’帝闭目沉吟良久，徐惊寐曰：‘得之矣。’急用倭仁。时倭仁被放新疆，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帝崩，即日发急递召之回京，命授读东宫。文祥领军机，密加倚任。穆宗即位，尊后为慈安，号曰东太后;尊生母为慈禧，号曰西太后。慈安贤明，慈禧警敏饶机智，两宫同心一德。文祥又引用李棠阶而结欢恭亲王奕欣，故同治初年之政罔有缺失。慈安崩后数年始更变大臣，又二年始兴园工。”股肱之臣，太子之师，都是政局的基石。慈安一言，即抓住核心，切中要害，其政治头脑和政治韬略峥嵘毕现。
咸丰皇帝死后，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本来想用两宫太后和皇帝的政治地位来与顾命八大臣实现平衡的设想没能实现，反而促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辛酉政变”。这首先是由于八大臣的专擅和傲慢，政令根本不与两宫太后商量，甚至对由咸丰帝规定的需要两宫太后共同盖章才有效的诏旨也不愿照办，认为妇人只要管理好后宫事务就行了，妇人干政有违祖制;更有甚者，他们竟敢对年幼的皇上大声呵斥。这无疑引起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极度不满，很快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治集团形成了。慈安本是个娴静的人，对权力和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险峻和急迫的现实却迫使她必须选边站。因为她正位中宫多年所具有的法统地位是任何人也难以撼动的，她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也是任何人比拟不了的。她是个重量级砝码，加入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得绝对的优势。结果她选择了皇帝，也选择了慈禧、奕訢。以载元、端华、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灰飞烟灭，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扫清了障碍。
慈禧有干才，又有强烈的政治欲望，虽然初时并不十分在行，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慈安比较超脱，不喜政务，就放手让慈禧去做，也乐得轻松自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慈禧可以任意而为，凡是朝政大事还是要慈安说了算，因为虽然同是太后，但慈安为长，礼制所束，慈禧并不敢逾越。“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因此，在两宫共同垂帘时期，政策还是比较英明的。慈安优于德，有着巨大威望和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感召力;而慈禧优于才，大小政务，皆能从容处置。她们两个各有所长，相得益彰，配合默契。
曾在光绪年间任过驻英大使，后又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要职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到：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慈安)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慈安联手慈禧，朝内倚重奕訢、文祥、倭仁等贤臣，封疆启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优秀的汉将，内外相维，朝政清明，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
垂帘听政，并非宫廷政治的常态，相反，它恰是特殊情况下的救急之举，是基于长远利益的一个权宜之计。对此，定会有许多饱读圣贤之书的大臣对此不满。因此，维持内部团结，施政上不出大的纰漏就显得尤为重要。26岁的慈安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按照朝廷的规矩，皇后为正为嫡，她所生的儿子最有资格成为储君，其它嫔妃都为庶，她们的地位与皇后有着很大差别。嫔妃可以很多，而皇后只有一个。当皇后没有子嗣时，其它被选为太子的嫔妃之子，要过继给皇后，成为皇后之子才算符合条件。此皇子要由皇后亲领亲带亲抚亲养，而生母却无权养护，甚至随便看一眼都不行。
可是两个女人垂帘，皇帝年幼，正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再按以往的老规矩办就会有弊端产生。慈安是这样做的，她下令关闭其余各宫门，请生母慈禧与她这个嫡母同居养心殿，共同抚养6岁的同治皇帝。这样固然破坏了宫中规矩，自己的专一抚养之权也被分出，与皇帝的感情培养也增加了难度系数和不确定性，这对她显然是不利的，但是却对大局有利。对慈安的做法，慈禧既高兴又意外，这可是格外的恩典。你难道就不怕亲生母子朝夕一处合起来架空你吗?看看慈安是怎么说的吧!“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居间播弄，则天下大势去矣。今寝处一所，朝夕相见，各坦怀相示，谗何由兴”?(《国闻备乘》)于此一端，可见慈安的眼光、胸怀、气度和大局意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慈安的深谋远虑有多么英明。
慈安谦让慈禧，但并不是甩手推掉抚育同治幼帝的责任，而是像亲生母亲一样，关怀、呵护、疼爱无微不至，比生母慈禧更尽心，更亲切。同治也因而对母后皇太后慈安更尊敬，更亲近，更自然，更无拘无束，更像一对母子。在为同治帝选后这个重大问题上，慈安、慈禧产生了分歧。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慈安没有无原则地随声附和，但也没有武断行使她的否决权和拍板权，而是将权力交给同治帝自己选，结果同治帝和慈安的意见一致。
慈安猝死，对清王朝的影响是致命的。慈禧从此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顺昌逆亡，无所顾忌，万马齐喑，朝政日非，江河日下，败亡覆灭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辩若讷，大巧若拙，慈安就是这样的智者。倘若不是慈安早丧，也许晚清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