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海军，上演了荡气回肠的一幕沉思四：悲歌一曲缘自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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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覆没了，中国战败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也是让无数中国人最为肝胆欲碎、痛心疾首的一页。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对中国还有那么一丝敬畏，如果说《马关条约》之前中国人还有那么一丝亚洲老大的自豪感的话，那么，随着那龙旗在黄海海面的陨落，这一丝敬畏和自豪已随波而去，烟消云散了。因为把我们打败的不是西洋人，而是我们历来就不曾正视、历史上曾经“岁岁来朝”、被我们轻蔑地称之为“倭寇”的日本人。
悲歌一曲缘自何？让我们在痛定之后回过头来，反思一下悲剧产生的原因，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与思考。
我们不妨从几幅历史画面说起：
——“吉野”的横行无忌：
“吉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战舰，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在丰岛海战中它率领“浪速”、“秋津州”击沉了北洋舰队兵舰“广乙”号、运兵船“高升”号，俘获“操江”号，打响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枪。黄海大战中，它率领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战舰，在海战一开始便冒着密集的炮火，穿越北洋舰队，猛攻其薄弱的右翼，先后击沉“超勇”、“扬威”，然后与旗舰“松岛”及“严岛”、“桥立”等舰夹击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在邓世昌率“致远”舰赶来支援并准备与其同归于尽时，又发射鱼雷击沉“致远”，致邓世昌及全舰官兵罹难。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艘排水量4150吨、航速23节、装备上百门速射炮，其性能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本不属于日本，而应该属于中国。
1894年3月31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封奏章。其主要内容是转引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的一封关于申请购买新式装备的奏折。
北洋舰队创立的直接起因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从那时起，清政府与日本便开始了以建设一支击败对方为目标的海军军备竞赛。而这一时代正是世界造船技术突飞猛进、设计理念不断更新、武器装备层出不穷的时代。
北洋舰队始建之时，西方最先进的军舰是一种被称为“蚊子船”的轻型军舰。它是木制结构，外包一层钢板，上面载有若干火炮，由于动力小，航速低，基本无法承担远海作战任务。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力主下大批购买了这种在当时最新锐的军舰。不久，英国人设计出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巡洋舰，清政府急忙购入了两艘，即“超勇”、“扬威”。而此时已进入维新的日本也购买了相同型号的军舰。随后，经李鸿章多方努力和反复考察、谈判下，清廷又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定远”、“镇远”。苦于经济窘迫的日本无法与清廷竞争，转而向英国购买了“超勇”、“扬威”的改良舰“浪速”型巡洋舰。李鸿章则又从德国、英国先后购买了“济远”、“经远”、“致远”等新型巡洋舰。此时的中日竞争中清政府无疑是走在前面的，而这一领先优势却随着1891年户部的一纸外购军火禁令的到来而终止。
19世纪是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一飞跃反映在军舰制造领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火力上由崇尚单一的大口径巨炮转向打击力更强的中口径火炮，随之是速射炮的诞生。与北洋舰队定、镇二舰305mm巨炮四五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发射一发炮弹相比，这种速射炮一分钟可发射四五发炮弹，火力更密集；二是在强调高航速、灵活机动。北洋舰队在组建期间所购置的军舰，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落伍了。日本则紧跟时代潮流，除了设计“三景舰”，以对付北洋舰队的镇、定二舰外，大量购置高航速、密火力的最新型战舰。“吉野”就最具代表性。它不仅装备了最新式的带有复进机的速射炮，而且配备有用于火炮瞄准计算的瞄准仪。航速更是高达23节，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军舰。
可是，这艘战舰的最初订购者是中国。
甲午之前，深知世界海军发展趋势及日本狼子野心的李鸿章多次向朝廷上书，要求为北洋舰队添购新型战舰。在得到光绪皇帝许可后，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了“吉野”。但是，当该舰即将完工时，清政府却无法支付购船的费用，其原因是，慈禧太后为庆祝自己的60大寿，要修建颐和园，占用了海军军费。而此时的日本政府闻此消息，毅然决定购买该舰。其实，凭借当时的日本国力，要购得这艘价格不菲的军舰谈何容易，可就在此时，日本人作出了一个足以令中国后世感慨、钦佩、自惭的举动——发动全国为购买“吉野”捐款。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将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顾问以及两院议长召到宫中，提出6年内从自己内库中拨出十分之一的皇室经费（约30万日元）用于海军建设。明治天皇甚至宣布，从现在到击败大清国，一日只吃一餐；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天皇的举动极大地激发起民众的民族自尊，一些官员提出捐出自己薪俸的四分之一用于造舰。全国民众踊跃捐献，甚至有日本女学生不惜卖身将所得款项捐给国家。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成立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足以买三艘“吉野号”。半年后，日本政府把“吉野”开回了自己的港口。
反观北洋舰队，从创建之日起，不但未添一舰，甚至未添一弹。老化的锅炉、劣质的燃煤使黄海大战时日本联合舰队甚至提前一小时就发现了北洋舰队；弹药的不足使战前镇、定二舰每炮只配备了10余发开花弹，开战后不到1个半小时，这两艘战舰的305毫米巨炮就已经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此外，与日本相比，清朝虽建立了现代海军，却没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指挥系统，其指挥、官制仍沿用陆军的体系。各舰队属各地方利益集团私有，各行其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国家的海军。中法福建海战，福建水师顷刻间灰飞烟灭，不见广东、北洋水师一艘战舰支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矛头直指京师，大清帝国危在旦夕，却不见其他舰队北上抗日。更可笑的是，甲午战败，“广丙”舰被日军所俘，其管带程壁光向日方提出索回“广丙”的要求，理由竟是该舰属广东水师而不是北洋水师。
一方，是满朝文武从上到下为了最高统治者的一时之乐，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各级官员及广大百姓也是浑浑噩噩、非睡即醉；另一方，是从上到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由此可见，战未开而胜败已定矣！
由此，我想到了一段历史故事：1896年，李鸿章出访德国，主动求见具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席间，李自比“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反唇相讥：“没人说我是欧洲李鸿章”。整个会见，俾斯麦只给了李鸿章十几分钟时间，在回答完三个问题后，就转过头与德国驻清国大使聊了起来，把李晾在一边。俾斯麦对李鸿章的不尊重是有理由的，因为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精准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为什么？俾斯麦是根据他所见到的访德中、日官员举动做出的判断。“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
回顾这段话，不得不承认，“铁血宰相”长着一双鹰眼。后来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事实，竟然惊人地按照他预测的轨迹演变发展。
其实，中日海战一触即发时，在西方国家眼里，看好日本的并不多，不少国家因为中国重金购入西方最先进的坚船利炮而看好中国，待战争有了结果后，西方大多数国家才知“中国虚实”，从而才对日本刮目相看。
——“西京丸”的侥幸逃脱。
黄海大战中有这样一幕：双方激战正酣时，日舰“西京丸”号暴露于战场右侧。“西京丸”是由商船改装的巡洋舰，战斗力不强。但在上面却乘坐着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桦山资纪此行的任务主要是督战，所以“西京丸”从一开始便游离于战场之外。但随着海战的进程，为其护航的日舰“赤城”遭到北洋舰队的致命打击，舰桥被击中，舰长坂元八郎少佐被弹片击中头部，脑浆喷溅，当场毙命。随后炮塔又被炸毁，弹药舱被引爆，代理舰长佐藤铁大尉被炸伤，“赤城”退出战场。北洋舰队“定远”、“镇远”、“致远”齐指“西京丸”，“西京丸”在北洋舰队的强力打击下狼狈不堪，其机械舱被炸，轮舵被毁，只能依靠人力操作；接着右舷又被“致远”撕开一个大口子，海水灌入，其他日舰见状立即赶来相救，就在双方陷于混战之时，北洋舰队“福龙”号鱼雷艇斜刺里杀出，向“西京丸”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一颗仅距敌舰40米，桦山资纪惊呼“完了，我事毕矣”。然而没想到的是，三颗鱼雷无一命中，最后一颗因距离太近，鱼雷发射后没能上浮到预定深度，从敌船底穿过。这一失误，放过了桦山资纪，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黄海大战的结果，甚至改变了甲午战争胜负的天平。
三颗鱼雷都击不中敌舰，我们在哀叹天不助我的同时，也只能埋怨北洋水师官兵的技术素质太差了。其实，甲午战前，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人员素质与精神上。
海军作为19世纪新出现的一个军种，汇集了许多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它的管理及人员素质也要求达到高度的现代化。在这方面，日本显然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首先，北洋海军以旧体制管理新军事。海军作为新军种，应根据外海作战、近海防御、后勤支持等不同功能合理组编。然而北洋舰队基本沿用了陆军的旧编制，将舰队分为左、右、中、后四队。舰长则沿袭湘军的官名为管带，官职也按清军旧制分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九等。特别是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指挥系统。晚清所辖海军计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却分别属于直隶、两江、闽浙、两广四个总督，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甚至军港各炮台的陆军守备部队也各自为政、不属海军管辖。以致战争爆发，各舰队互不相助，海陆军各行其是。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海军初建，便成立了海军省，总理海军事务。以后又建立了军政、军令部门。甲午战前，更将全国战舰统一编组，并为联合舰队，统一指挥。
其次，清末官吏腐败，贪污，奢侈，军队亦不能幸免。往日的八旗铁骑早已被温柔京师、富贵江南磨去了豪情。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杀出来的的湘军和淮军也因战事渐远而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锐气。甲午战前，清廷陆军大多疏于操练，且人员不满。与之相比，北洋海军虽然好一些，但军官很多忙于置房买地，娶妻纳妾。按规定海军军官应住在舰上，但在北洋海军中，登岸陆居之风盛行。刘公岛上妓院、烟馆林立，官兵聚众赌博、嫖娼吸毒者不在少数；其内部结党为朋、勾心斗角、相互排挤。真正像邓世昌这样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军官少之又少。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发生在1886年的“长崎事件”。这年8月，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在结束了远海操演之后在丁汝昌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作暂短访问并补充燃料。可就在长崎停留期间，有北洋舰队的水兵跑到妓院嫖娼并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致一日本警察重伤、一中国水兵轻伤。数日后，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遭到日本浪人和警察有预谋的袭击，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死伤80余人。此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就日本方面来说，确有借机煽动民间仇华反华的意图。但就中国一方来说，违反军纪、在异国他乡登岸嫖娼而引起纷争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两军的精神与素质不同，在几次交手中也可看出。甲午战争三次海战，日军指挥得当、上下同仇敌忾，广大官兵抱定为帝国拼死一战的决心，海战中无一军官贪生，无一战舰逃亡。反观北洋海军，虽有邓世昌、林永升等铁血男儿战死碧海，也有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杨永霖等绝不苟活之壮士，但也出现了方伯谦、吴敬荣临战逃脱，甚至当日军围攻威海军港，当与敌人拼死一搏时，北洋舰队鱼雷艇队却集体逃跑，而领头者即“福龙”号鱼雷艇的艇长蔡廷干，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羞愧悲愤。
再看看北洋海军的训练：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的清末著名官办商人盛宣怀曾对北洋舰队的训练演习有过这样的记载：平日练兵“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预量码数，设置浮标，尊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陈旭麓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0—407页）
难怪一位英国军官在看到北洋舰队士兵将衣服晾在炮筒上时断言此军与敌方交手必败；难怪一位日本武士在上海滩看到满目疮痍的街市和萎靡不振的士兵时口出狂言道：给我三千铁骑，横扫大江南北。
由此看来，“西京丸”的侥幸逃脱，就不全是“侥幸”了。
——威海保卫战中的援兵不至：
威海、旅顺分别是北洋舰队停泊、维修的基地，都建有要塞、炮台，犹如一把双钳，扼守着渤海湾。1894年11月旅顺失守后，北洋舰队全部退守威海，威海得失，关系北洋舰队的存亡。此时。防守威海的陆军共有7000余人，他们中的一部分驻守刘公岛，其余约5000余人分别驻守龙庙滩、鹿角嘴、赵北嘴以及杨枫岭、谢家所、摩天岭等十余处炮台。平均每处炮台守军仅50人左右，兵力显然是不够的。这些守军大多属于李鸿章的淮系，李鸿章是直隶总督，辖制天津、河北一带，指挥不了威海所在的山东境内的其它军队。因此，此时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的配合，就成了关乎威海存亡紧要所在。要命的是，此时，朝廷给山东派来了一位“清流党”的代表人物李秉衡作山东巡抚。
“清流党”是晚清时代活跃于朝廷之中的一批朝官。他们以标榜风节，不畏强御，遇事敢言，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而闻名。其代表人物为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及后期的翁同龢、潘祖荫等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士大夫，崇尚君主制度，以封建名士自居。他们标榜清流，虽主张富国强兵，但大多属清谈之士，抱着大清乃万国至尊心态，对外部的发展一无所知，特别对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颇有微词。从甲午战争一开始，他们就不断上书光绪，积极主战，不断弹劾李鸿章、丁汝昌畏战。“清流党”与李鸿章的矛盾不断加剧。而李秉衡正是“清流党”的骨干之一。
李秉衡，字鉴堂，祖籍山东福山，从小随父辈居住江南，未经科举，靠捐资获县丞出身，受晚清重臣张之洞推荐一路高升，甲午之秋，被委以山东巡抚重任。此人为官，以清廉著称，且口才极佳，赴任之前进京与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一席交谈，竟得这位帝师“良吏也，伟人也”的高度评价。（《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1页）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或许是清廉为政的，但他们大都思想陈旧，无视事物的发展，奉行祖宗遗训，打着“爱国”、“忠君”的旗号，以一贯正确自居，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空谈高调，指斥异类。而一旦接触实际，便见其误国误民之本质，李秉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到达山东后，不顾李鸿章的多次建议，对威海东路荣城方向没作任何防守布置。在防守兵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以无钱为由拒不募兵，又以清廉、不扰民为由，婉拒了恩师张之洞的建议，拒绝募钱。1894年底，日军谍报人员乘军舰从此登陆勘查地形，陆军统领戴宗骞急报，李秉衡令五营修河的民夫仓促成军，派往防守。这些民夫没有经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训练，人数不足，每营只有300余人。且武器装备极为落后，每营只有一支抬枪。而此时黄县转运局储存大量军械，李却严禁运来前线。由此可见，李对军事上的一无所知、对形势判断上的自负及对东路防守的敷衍，都是造成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城登陆，一夜之间五营守军全部溃退，李秉衡只派出两营兵力驰援，还不忘叮嘱领军将领，山东的军队不要过于迅速，要跟在淮军后面，避免独立作战。1月28日，日军逼近威海，李鸿章不顾官场纠葛、派系纷争，直接致电李秉衡请求其迅速援救，李秉衡表面应付，实则一直把防守重点放在他所据守的烟台。2月11日，陷于绝境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发出了“如援军十七日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的电文。而此时的李秉衡不但没有及时出援，还截留了援威路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部队，要其驻守黄县，“顾黄以应登”，而对朝廷及李鸿章则提出要丁在黄县再募20营兵士，等到各路援军会齐，共同援救威海。这在当时日军兵临城下、威海危在旦夕之时，无疑是将北洋海军送入了地狱。2月12日，丁汝昌自杀殉国，几天后，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事后李秉衡立刻加入了“清流党”的讨伐队伍，指责李鸿章、丁汝昌畏战、失职，应“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出现上述情况并不为奇，在“清流派”看来，北洋舰队乃李鸿章所有，他们对李鸿章等崇尚洋务、开办工业早就看不惯了。既然多年来朝廷花了大把的银子打造了海军，国家有难时，你理应一柱擎天，挽狂澜于既倒。他们不顾实际，更不了解敌人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区区倭寇，何致我大清大动干戈？倒是你李鸿章夸大实情，借此另有所图！
由此一例我想到，中国近代百年以来一直遭外寇欺辱，除了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等原因外，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民族自身的原因。中国人的“窝里斗”是有着历史传统的，“重乡土、轻国仇，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不说别的，我们和日本从1894年打到1945年，半个多世纪，无不是在内部互相诋毁、压制，甚至自相残杀中度过的。想想东北丢失、抗战中各方自保实力，想想“皖南事变”……
一百多年前的战败，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