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度，让我们沉思至今沉思三：我们丢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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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难言也好，令人沉思也罢，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日本和朝鲜这两个民族身上，都有一些表现非常强烈而我们却正在丢失的东西。由于地理位置及历史人文的原因，朝鲜和日本都时刻怀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以及由此而迸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半岛上名为两个国家实为一个民族的朝鲜。举一个例子，这两个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对立，且相互仇视，一心都想统一对方。但他们却都崇敬着一个共同的英雄——安重根。
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部朝鲜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影片中安重根连发五枪，击毙伊藤博文后，踩着其尸体仰天大笑，高呼“朝鲜万岁！”（其实，他喊的是“大韩国万岁”，朝鲜电影当然不能这样表现。）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安重根，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1879年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一个典型的两班贵族家庭。其祖父安仁寿是朝鲜王朝镇海县监，父亲安泰勋是一名进士。安重根6岁便进入私塾接受汉学教育。他学习了很多中国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这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以后安重根的著作、诗歌和书法，如《安应七历史》、《东洋和平论》等，都是用汉文写就的。然而，少年安重根并不安于读书，他喜爱弄枪舞刀、骑马射箭，崇敬中国的楚霸王项羽，从小立下了“以尚武主义，挽回民弱，以扶国危”的志向。他青年时代开始信奉天主教，透过天主教首次直接接触西方文明，开阔了视野，并对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他又是一个血气方刚、豪爽侠义之人，自称有四大爱好：“结亲交友”、“饮酒歌舞”、“铳炮狩猎”、“骑驰骏马”。然而，安重根成长的年代，正是朝鲜的危急存亡之秋。在他出生前三年，日本就已经通过《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打败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将中国势力赶出朝鲜半岛；随后日本与俄国开始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并于1904年爆发了以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为目的的日俄战争。朝鲜在两次战争中都成为外国人的战场，一步步沦入亡国的深渊。青年安重根目睹了祖国的危难，决心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奔赴中国，先后在上海、东北等地结交朝鲜义士。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至此韩国名存实亡，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安重根听说后悲愤欲绝，他赶回国内，积极投身救国运动，先后在朝鲜境内以及中国东北、俄罗斯的海参崴组织义军。1908年，安重根率50名义军返回祖国与日军作战，因敌众我寡最终退回俄国境内。1809年，为了团结境外的朝鲜人光复祖国，安重根与姜基顺等11人在克拉斯基诺成立“断指同盟”。安重根切断了自己左手无名指的一节，用手指中流出的热血在韩国国旗——太极旗上书写了“大韩独立”四个汉字，并写下“安重根”三字。随后众人依次断指血书，并齐声发誓道：“汝必出力，复大韩独立。有渝此约，即雷火落于汝之头上，焚烧汝之身体，且累及汝之五族。”誓毕高呼：“大韩独立万岁！”是年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对韩政策之方针》，决定“合并韩国使其成为帝国版图之一部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安重根决定采用暗杀的手段，他锁定的目标就是吞并韩国的元凶，前日本首相、驻韩统监，时任枢院议长的伊藤博文。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来到哈尔滨与沙俄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会晤，意在协调双方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及事先取得沙俄对日韩合并的谅解。安重根决心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10月26日一大早，安重根携带一支勃朗宁M1900式手枪，内装8发弹头刻有十字的子弹，来到警备森严的哈尔滨火车站，凭借一口流利的日语跟随着日本的欢迎队伍混入了候车室。不久，伊藤博文的专列驶入站台。20分钟后，伊藤博文在科科夫佐夫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此时，躲在人群中的安重根在距伊藤博文5米处，闪电般地拔出手枪，向伊藤连发五枪。随后抛掉手枪，高呼三声“韩国万岁！”，从容被捕。伊藤博文当场毙命。
安重根被捕后被监禁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后又被收押于旅顺日俄监狱。1910年2月14日，日本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安重根没有提出上诉，它在狱中写下200多个大字条幅，包括“丈夫虽死心如铁，烈士当危气似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无远虑，难成大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国家安危，劳心焦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等，这些条幅不仅表现出安重根深厚的文化修养，更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每写完一张书法条幅，就将自己断指的左手摁在作品上，落款都是“大韩国人安重根”。这个断指的手掌已经成为了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的象征。
安重根临刑前给他的两个弟弟安留下了《告同胞言》和《最后的遗言》。《告同胞言》中说：“我两千万兄弟姐妹各自奋发……若能继承我的遗志，恢复自由独立，我死而无憾也。”他在《最后的遗言》中说：“我死之后，希望把我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我们恢复主权后返葬到故国。……当大韩独立的消息传到天国时，我一定会欢呼，高唱万岁。”
3月26日，安重根穿上母亲为他做的洁白的韩服，走上绞架，从容就义。
安重根的壮举赢得了当时同样深受日本欺凌的中国人的尊重，孙中山为其题词：“功盖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弱国罪人强国相，纵然易地亦藤侯。”章太炎称安重根为“亚洲第一义侠”。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作了一首《秋风断藤曲》，其赞颂部分为：“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五四”前后，中国各地上演过多出颂扬安重根义举的戏剧。周恩来曾说过：中日甲午战争后，中朝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于1972年为韩国安重根义士纪念馆题词“忠烈千秋”。
其实，严格讲安重根刺杀个人的行为，并不能挽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金日成在其《回忆录》中也认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是他不懂得要拯救祖国，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教育所有热爱祖国的人民，把他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给全体人民指出光复祖国的真理，引导他们走向自由独立的黎明”。
一百多年来，不管是韩国还是朝鲜，都把安重根视为历史上头号民族英雄，都对安重根给予高度评价。朝鲜称他为“爱国烈士”，韩国称他为“义士”。两国都有安重根的纪念馆、纪念碑，都拍摄过表现安重根英雄事迹的电影、歌舞等节目。安重根就义后，他的遗骸被安葬在旅顺公共墓地。经过长期战乱，墓址已无存。朝鲜光复后，韩国为其设立了衣冠冢。朝韩长期以来虽因政治原因长期互相敌视，甚至多次剑拔弩张，但在寻找英雄遗骸上，却多次相互合作。虽因事过久远，尚无结果，但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怀有共同的敬仰，这是不争的事实。
朝鲜和韩国对安重根这样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壮烈之士都怀有敬仰之心，并以此不断地激励自己的国民，使之永远感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英雄、志士和楷模：屈原、岳飞、文天祥……远的不说，单就一百多年来，在我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就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可是，回首过去，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没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记得有一年，我去参观座落在卢沟桥旁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大陆最有代表性的抗战纪念馆了。它的基本陈列由3个综合馆、3个专题馆（“日军暴行”、“人民战争”、“抗日英烈”）和1个半景画馆组成。展览展出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14年间的珍贵历史文物和照片达5000余件，以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有关遗物和文稿为主。
在这样一个馆藏丰富、史料充实的纪念馆，我看到了一幅全景式反映我们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画卷。它不但有反映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史实，同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给予了充分的展示。我问讲解员，国民党是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曾去过台湾，参观过台湾抗日战争纪念馆，那里丝毫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而且还说了很多共产党破坏抗战的坏话。这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候听老师在课堂上讲抗战，也总是语焉不详、欲言又止，提到了一些东西，又似乎在有意回避或隐瞒一些东西。一些东西被放大了，一些东西被缩小了；一些被提高了，一些被压低了……从这点讲，现在的我们已经充分展现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和求是的精神。
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偏爱历史，尤其对近现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几段历史颇感兴趣。我对我们民族自1840年后屡遭外族欺侮深怀义愤。我曾经凭吊过虎门炮台、三元里抗英遗址和刘公岛北洋水师的提督府……我认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反抗侵略者的过程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悲”，一次次的屈辱求和，一次次的残遭蹂躏；“壮”，一次次的英勇抗击，一次次的流血牺牲。
所幸的是，在所有的这些反侵略战争中，终于有一场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那就是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我认为这是一场百年来我们民族唯一能够上下团结、全民协力进行的一场战争。我们应该深刻总结这场战争胜利的原因，公正客观地来评价一下这场战争。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年，不管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党人都应该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求实的态度，负责任地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告知后人。我们应该让后人知道，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各党派、各方人士共同浴血奋战所取得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后代不仅知道左权、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还应该让他们知道谢晋元、张自忠、赵登禹、戴安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抗战中的孙连仲、宋希濂、陈诚、廖耀湘……甚至让他们知道蒋介石、张灵甫……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在不断地寻求着救国之路。虽然他们因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进行过生死搏杀，但当外族势力侵入时，这对兄弟从大局上还是携起手来共赴国难的。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他的最后胜利有其必然性。我们都应以宽阔容忍的胸怀、客观与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朝鲜和韩国能够抛弃他们的政治恩怨，尊敬他们共同的民族英雄，而不去计较他出生在韩国还是朝鲜。而我们对待英雄的态度呢？联想近年来“刘胡兰不是不想说，而是真的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是让班长骗了”“邱少云是因为喝多了没醒过来才被火烧死的”等网上恶搞，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是在糟蹋这些英雄还是糟蹋我们自己？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民族难道真的已经自毁到这种程度吗？难道真的有一天要把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也要拉出来鞭挞，斥责一番吗？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所崇敬的英雄，不能没有自己所树立的真理标准，不能没有自己所崇拜的信仰……
看看别人，也许我们会知道自己缺失了什么，丢掉了什么……
再来看看日本，我们应该承认，日本民族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民族。首先，他崇拜强者，善于学习。历史上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大批的留学生在唐朝学习。而在明治维新时，当他们认为东方文明已经衰落，西方文明冲击而来，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决定开放门户，变学习中国为学习西方时，民众也欣然接受，一度呈现出热心引进西方文化的态势。1871年（明治四年）10月，日本政府曾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使节团出访欧美。使节团由外务卿岩仓具视率领，成员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精英，全团共48人，另有留学生54人。使节团不辞劳苦，遍访欧美各地。所到之处，他们都详细考察那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他们到美国的工厂去参观，到英国的议会去旁听。整个考察历时一年十个月，共访欧美12国，其费用占当年国家总收入的3%。和抱着老大自尊思想的清政府相比，日本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没有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当你强大时，他会虚心向你学习，拜你为师；当他发觉你已经衰退、败落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弃你而去，去树立新的偶像，去学习更强者。
地理、历史的局限，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然的危机感。他渴望强大，但当他一旦强大起来后，便有点膨胀自傲。美国著名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他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曾这样分析日本：“日本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因为各国拥有绝对主权而处于一种世界性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日本就应该为建立世界性的等级秩序而战斗。日本当仁不让地将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这就是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这就是日本的帝国军人即使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也不认为自己犯罪的原因，这也是至今战争罪犯还被供在“靖国神社”并不断有人朝拜的原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抱有一种信仰，怀有一个“主义”并不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过去的日本、今天的美国，谁不想把自己的价值观推行于世。我们不也曾饿着肚子高喊要解放全人类吗？问题在于，不要自大，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日本正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没有大战略的民族。战斗中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到机枪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士兵应该怎样进行白刃战。他却不知自己的肩膀上能扛几斤几两。我们还以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为例，他早年鼓吹人的“智德”进步和人欲解放，晚年却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认为“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为推行所谓“文明”，不惜将日本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这充分反映出日本民族的不成熟。他想称霸亚洲，必要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惜冒险和中国一战，在自己都不相信的情况下真的赢了，真的使中国签下了不平等条约，于是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亚洲老大了。日俄一战，将沙俄势力驱逐出东亚，认为欧洲列强也不过如此。最后发展到联系几个战争疯子，与全世界抗衡。侵中国、战南亚、向美国开战，最终坠入深渊。
可是我们又不能不佩服日本。二战之后，中日两国几乎都成了一片废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生死拼杀之后，两国似乎又回到了同一个起点。但是，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之间是什么样子？
日本在二战中死了近200万人，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这些昔日的大城市几成一片废墟。有人估计，当时堆满街头的废渣瓦砾有近200万吨。1946年，日本的工业只相当于战争开始时期的七分之一。煤产量是战前的八分之一，生铁是十分之一。粮食极度匮乏，番薯、地瓜成了人们的主食。最重要的是，战败给日本国民心理带来极大打击。在他们心目中，日本是不可战胜的，日本战争的目的也是无可争议的。很多人无法承受信念的破灭和生活的困苦而自尽。但是，就是在这种困苦之中，日本人站起来了。首先，在政治上他们坦然承认自己的战败。战后带领日本走向复兴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名著《激荡的百年史》中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日本：“日本人采取了坦率的态度，没有否认自己战败这一严峻现实，就算心里有怨言，但是都还是努力认真地进行工作。因此，尽管条件十分恶劣，但是日本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犯罪行为也比较少，出现的腐败和混乱现象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中间。接着，日本人坦然接受了占领军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解散财阀、放弃军备等改革措施，这些巨大的变化在当时被称作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日本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新的经济腾飞，重新回到世界强国的位置。日本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这种凤凰涅槃，重新走上了一条强盛之路。这条道路的选择，使它可以在上世纪中叶几乎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后，还能迅速崛起，重新走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呢？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找到一条真正的国家民族富强之路。三十年下来，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复兴之梦”这么近过。但是，不要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腾飞了，我们就复兴了。一个民族的兴起，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还包括文化的强大、文明的繁荣和制度的创新等等诸多方面。回顾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丢失了什么。
我们的文明还没有完全崛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还没有给世界足够的影响力；我们在一些领域的改革上还缺乏创新。更可怕的是遍存于我们社会生活中诸多的良知缺失和贪污腐败，这些现象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我们离真正的复兴还有距离。
我们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大潮是否必然带来道德的崩溃和价值的混乱？这种崩溃与混乱是商业文明兴起的必然现象，还是中国的独特现象？
其实我们回首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当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兴起于西方时，也曾经出现过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情景。看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看看拉斯蒂涅埋葬高老头后对着灯红酒绿的巴黎咬牙切齿的誓言以及他后来的发迹之路。看看雨果《悲惨世界》中女工芳汀的悲惨命运，我们也许会更深刻领会恩格斯“资本主义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肮脏的鲜血”的论断。
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几乎在与商业文明兴起的同时，欧洲文艺复兴也接踵而来。西方经济崛起的同时，人们经历了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人文主义、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在传统的价值观崩溃后，宗教又迅速填补了信仰真空，从而建立了新的价值体系，维护了社会道德的运转。而当今中国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还任重而道远。当我们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回首遥望时，有人认为我们的目标似乎有些虚无缥缈。当我们经历了坎坷、曲折，重新树起我们的理想时，一些人却已经把他们的信仰和誓言丢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当觉得一切都不可信时，一些人只有相信一样东西——金钱了。
与日本相比，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我们耽误了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我们精神文明尤其是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滞后了。我们看不起日本，是因为历史上有很多东西他们是向我们学习的；日本看不起我们，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还没有真正比人家强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