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帝王生活：末代皇帝溥仪大婚始末
- 所属：墨客历史 > 史料杂谈 | 阅读：95次
溥仪退位后，按照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溥仪仍然可以在紫禁城内居住，依旧过着他的“帝王”生活。
在溥仪刚过15 周岁时，宫里的老太太们便闲不住了，张罗着皇帝的大婚，太妃们把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请到宫里商议了好几次，并召集了10 位王公讨论此事。据溥仪回忆说，从开始议婚到最后成婚，前后历时近两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皇后还没有确定，两个老太太——溥仪的生母和庄和太妃却撒手人世。由于时局的变幻莫测和动荡不宁，师傅们多次劝谏大婚从缓，再加上在世的几个太妃卷入情形十分复杂的争执，使这最后一个皇宫帝后大婚变得微妙而复杂，一波三折，几起几落。
庄和太妃去世后，宫里主要有三个太妃主事：荣惠太妃没什么主见，由谁来立皇后都行;敬懿太妃是同治皇帝的妃子，总是抬出当年慈禧太后遗嘱的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认为宣统帝是继承同治的帝位，所以应当由她来推选皇后;隆裕太后( 光绪皇后) 在世时就不睬敬懿太妃的这一套，因她主持宫中事务，不仅没有尊重敬懿太妃，反而把她打入了冷宫;隆裕太后去世后，袁世凯干涉皇宫内政，指定端康太妃继承隆裕的权力主持宫中事务，端康太妃想找个自己的亲系女子册立为皇后。这样，敬懿太妃、端康太妃互不服气，也互不相让，为选婚闹得乌烟瘴气。溥仪的两位掌握兵权的叔父各支持一个太妃，上下奔走，宫廷显得更为热闹。
究竟选谁做皇后，当然由皇帝说了算。宫里的规矩是：让候选的女子排成一排，由皇帝和太后挑，选中的递上玉如意( 一说系荷包于其扣上) 即可。可到民国时代了，王公大臣们觉得，让人家闺女站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太妥当，便改为排照片，看准后，用铅笔做个记号。候选的四个女子即蒙古王公阳仓扎布家、满洲都统衡永家以及荣源家和端恭家的，照片一同送到养心殿。溥仪说：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
15 岁的溥仪没什么标准，便胡乱地在一张似顺眼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一个圈，交差了事。这个女子就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比溥仪小3 岁。文绣是溥仪的六伯父海军大臣载洵推荐的，是敬懿太妃中意的姑娘，敬懿十分高兴。但这个结果令端康太妃就不满意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让王公们劝溥仪，重选她推选的满洲正白旗敦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婉容，理由是文绣长得不好，家境清苦，而婉容长得美丽，家境富裕。
婉容是禁卫军大臣载涛推荐的，端康太妃中意。溥仪听从劝告，用铅笔在婉容相片画个圈，重选与溥仪同岁的婉容为皇后。这一下，敬懿、荣惠两太妃又不乐意了。太妃、王公们争执不下，最后荣惠出面说：皇上圈过文绣了，她不能再嫁平民，就纳为妃吧。溥仪想不通怎么一下子有了两个老婆? 不大乐意。王公们劝说，溥仪让步，这一后一妃就这么定了。
后妃刚确定，1922 年3 月11 日的《宫门抄》便发出通告：荣源之女郭佳乐( 婉容) 立为皇后。但这并不意味着结婚。庄士敦说：中国皇帝婚礼的一个奇怪特点是，一位青年妇女晋为皇后，并不是由于她嫁给皇帝这个事实而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于皇帝发布命令造成的。命令一旦发布，她即成为皇后，尽管发布上谕的时间和举行婚礼的时间之间也许要消磨好几个月。
宣布立后的同时，《宫门抄》也宣布了选额尔德特氏( 文绣) 为淑妃。这一结果令汉族忠臣大失所望，他们希望皇帝能娶汉人为皇后以扭转乾坤，而甚嚣尘上的传言是皇上的新娘非徐世昌总统之女莫属。3月14 日的《宫门抄》又发出双重婚礼通告：荣源为其女儿晋为皇后已谒见皇帝，当面致谢;文祺为其侄女额尔德特氏被封为淑妃感到荣幸，已通过内务府代向皇帝致谢。皇后之父被赐各种恩典，授头品顶戴，送御前侍卫，赐紫禁城骑马。不久，他升为内务府大臣，晋升公爵。
3月份刚举行纳采礼，一系列变故发生。直奉战争爆发，中原烽火连天，婚礼便拖了下来。直拖到12 月1 日，徐世昌总统下台，黎元洪再次出任总统。纷繁变幻的时局，令疲惫憔悴的溥仪皇帝作出了惊人的决定：要求庄士敦立即带他去英国公使馆，打算一到使馆，便通电全国，放弃帝号、特权和民国的津贴。庄士敦在给一位通晓英语的前清官员的一封信中，详细地说到此事：
皇帝于上午从电话中得悉我已返回，遂派机要通讯员送来一纸用铅笔写的中文便条，让我于当日下午三点钟到宫中他的私邸去见他。他还令我准备两部汽车同时在东华门外等候，但是没有说明原因。最后，他要求我对他写的便条要在皇室和其他几位师傅中间绝对保守秘密。
我按照指定的时间乘坐自己的汽车前去进宫，并命令第二辆汽车开出去……我发现皇上正在养心殿等着我。我们会面时没有第三者在场。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这类最尴尬的场面之一。首要的一点是，皇上希望我把他带到英国公使馆去。他已如此明确地下定了决心，甚至连首先同我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这就是他要我准备两部汽车的原因。我和他同坐一辆汽车，他的几名侍从坐另外一辆汽车紧跟其后。皇上接着讲道，一旦到达使馆，他即打算通电中国人民，说明他对继续留在无所事事、只领国家津贴的这个位置上感到羞耻，不仅愿意放弃民国政府曾经作为退位代价而付给他的4000000 元津贴，而且也愿意放弃他的帝号和包括占据皇宫特权的一切有关的权力。
庄士敦对选婚之间和徐总统下台之后，皇帝突然宣布要离宫出走这一戏剧性变化，感到十分惊奇。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忽然之间要放弃津贴和帝号?
庄士敦认为有四个原因：一、皇帝是聪明而富有思想的，而且是一位博览各种政治见解的人。他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比许多成年人知道得更多，对他自己的地位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不做任何工作而白拿国家的巨额津贴是一种耻辱。二、皇上对他所了解的整个宫廷的腐败现象越来越感到厌恶。三、极端的共和主义者所谓的旧国会或某种类似的议会代议制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恢复，而帝号和津贴的废弃有可能被提出来。四、皇帝现在的处境对其身心是有害的。庄士敦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和由此可能出现的后果，理由充分地说服了溥仪放弃了自己原本的打算。
皇帝的大婚礼很隆重，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清廷任命了4 名大婚礼大臣：贝勒载涛总办，帝师朱益藩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为副。随之成立大婚礼筹备处。设定照同治大婚礼的规模，简肃而隆重。但即便一切从简，也得40 万元。内务府府库空虚，这笔经费从何而来? 清室与民国政府磋商，要求把历年所欠的清室优待费先拨40 万元应急，但得到的答复是：方今国库空虚，碍难照办，请另行筹措。清室只好变卖珍宝。报纸一披露，天下哗然。最后，只好改用抵押，用40 多箱金银器皿作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经费。民国政府财政部送给清室一封致歉的信，说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 万元给清室筹办大婚，其中2 万元算是民国的贺礼。
10 月21 日，举行纳采礼，以礼亲王诚坤、睿亲王中铨任纳采正、副使。礼亲王骑马在前，睿亲王手中持节，一行人从乾清宫出发，后面是大队的仪仗和采礼。但京师市民看见的却是一支不伦不类的纳采队伍：分两行随行的是手持黄缎龙旗和木牌、木棍的仪仗，持节使后是一把黄伞和雕鞍锦辔、鞍上覆盖黄色绒毯的4 匹黑马、白马;采礼是木亭、锦匣、绍兴酒和果品，采礼队列的最后是全身染成红色的40 只绵羊，纳采队伍走到神武门后，步军统领衙门和保安队的300 人的马队在前开路，宗人府和内城守卫队三起乐队随行奏乐——马队和乐队的人员，全都身穿相同的服装，背挎洋枪马刀，吹打洋鼓洋号。纳采队伍在人们的嬉笑声中，直奔荣公府( 荣源封为承恩公)。
11 月12 日，举行大徵礼。筹备处发布消息，定于12 月1 日举行大婚。11 月29 日，清室举行册封淑妃文绣的仪式，迎文绣入宫。11月30 日，举行册封皇后典礼，由礼亲王诚坤、怡亲王毓麒为正、副使。12月1 日，举行大婚典礼。溥仪身穿袍褂，来到乾清宫。满蒙王公和遗老们齐集宫内。恭亲王奕訢的长子庆亲王载振和郑亲王昭煦任正、副使，御前侍卫衡永等8 人随行，带着大队迎亲人马前往荣公府。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和宗室载泽、溥信4 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新郎溥仪派人把一柄如意放在凤舆里。24人抬的大凤舆涂金的轿顶，正中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背上一个小金顶，周围9 只小金銮嘴里都衔着长长的黄丝穗;鹅黄色缎子轿围，上绣抱着红双喜字的蓝凤凰。
大婚使用的是全副卤簿仪仗;伞棍、旗、牌、金瓜、钺、斧、节、扇和各百余对的牛角、大鼓。队伍至神武门，增加五起军乐队和民国步、骑卫队、禁卫军警察中队2000 人。队列中有一座银顶黄缎轿和三辆银顶黄缎旧式马车，都是空的。这是备皇后日后私人使用的。队伍中较引人注目的是60 人手提的大宫灯、70余人肩扛的龙凤旗伞和无数仆役抬着的装金册、金印、新娘嫁妆的黄龙亭。
皇后入宫的时间预定在1 日凌晨4 时。满人的婚礼不同于汉人，都是在夜间举行，因为这个时辰，月亮几近饱满，月光明亮，月华似水，天空澄澈无云，大地静寂无声，乾坤朗朗。凤舆从乾清宫出发，浩浩荡荡地在夜色中行至皇后家。銮仪卫轿夫将凤舆抬至前院，转由太监抬至内堂正厅，放在一个角落，使之面朝东南——此时此刻，这里由“福星”统辖。新娘早已梳妆打扮完毕：梳着双髻，戴上双喜如意，身穿龙凤同合袍，头上盖着精绣龙凤的红盖头，手里拿一只苹果。女官请新娘升入凤舆就座。太监们抬出内堂，在大门口转交给轿夫。大婚队伍启程，向紫禁城进发。新娘没有家人陪伴，只有她的父亲跪在大门外的红毯上送行。
队列行进在北京的街上。月亮西沉，夜色一片漆黑。街上的电灯稀稀落落，忽明忽暗。街道上挤满了人群，他们通宵未眠，就为一睹这最后一次的皇室大婚盛况。凤舆经过的街道中央，都撒满了黄色的沙土，街道上干干净净。坐在凤舆中的新娘婉容忐忑不安，心中十分的迷惘和复杂。队伍从东华门中门进入皇宫，一直走到乾清宫大门。凤舆在汉白玉台阶下落地。太监接替轿夫，将凤舆抬进乾清宫丹墀，停在龙座前。龙座两边是王公、福晋、侍女、太监、内务府大臣和高级官员。
王公和官员退避之后，新娘在福晋、命妇、太监的照应下走出花轿，通过乾清宫后门，来到洞房之地的坤宁宫。16岁的丈夫溥仪正在坤宁宫迎候。福晋和命妇早已布置好了洞房：龙凤喜床上是绣工精细的锦缎被褥，上面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正中放一只宝瓶，瓶内装着珍珠、宝石、金银钱币和五谷，四角各放一柄如意。
过了大火盆和马鞍的新娘，由载涛的福晋接过她手中的苹果，换上宝瓶。溥仪在洞房中隆重而小心地揭掉新娘遮面的盖头，这位新郎这才第一次见到自己16 岁的新娘，原来确实十分的美貌。随后是合卺礼和合卺宴。皇宫热闹非凡，并从次日起三天三夜唱大戏恭贺助兴。
溥仪这样回忆他的洞房之夜：
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 进入婚房：暗红色( 坤宁宫洞房) 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回到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 那个不满14 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 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我想的只是：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12 月3 日，举行了盛大的受贺礼。皇帝升入乾清宫宝座，接受王公、大臣和民国要员的祝贺。大部分穿着满洲的礼服和朝服，民国的官员们穿西服、燕尾服。许多报纸对热闹的皇宫发出严正的声讨和批评。尽管如此，也挡不住王公大臣的兴高采烈，许多遗老、旧臣如惊蛰后的虫子再次成群飞向北京、汇集在皇宫四周。遗老遗少和太妃们大为兴奋，他们最得意的是民国的要人和东交民巷的外国客人——这辛亥革命以后皇宫中第一次出现的外国官方客人。为了答谢外国观礼的客人，按庄士敦的意思，溥仪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酒会。张勋时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拟定了英文谢词，由溥仪缓慢而清晰地念诵：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收到的大量大婚礼物，仅现金就100 多万元。内务府印行的“红册”上记载了贺礼的名称和送礼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送礼。王公、宗室、帝师、内务府官员和旧臣都列名册中。一位前清官员为了对故主表示忠诚，不顾家境贫困，将家中唯一的珍品——一本家藏200 余年的传家宝、康熙皇帝的手书《千字文》送作贺礼。绝大多数送礼的人签署：臣某某恭进。民国的官员则大多不称“臣”，只写“呈进”“恭进”。例外的是，颜惠庆博士同张勋、张海鹏这样的“忠臣”一样写上“跪进”。
最引人注目的是民国要人的贺礼和社会各界名流的礼品。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写：“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共8 件：珐琅器4 件，绸缎2 件，帐1 件，对联一副——“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前总统徐世昌送贺礼2 万元，还有许多贵重物品，包括28 件珍贵瓷器、一张名贵的龙凤地毯。基督将军冯玉祥送了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张勋送1 万元。民国著名官员吴佩孚将军、王怀庆将军、蔡廷斡海军上将、曹锟将军和颜惠庆博士送了礼金和礼物。张作霖、吉林总督、黑龙江总督各送1 万元。富豪遗老陈夔龙、李经迈送呈钻石珠翠。“文圣”康有为送银元1000 元和磨色玉屏、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蝶以及一副亲笔对联：八国衣冠瞻玉步，九天日月耀金台。溥仪的堂兄弟、英文伴读溥佳送一辆自行车，引起了溥仪的极大兴趣，很快学会后，便开始骑车在宫中游荡。
相关阅读
我的大婚让遗老遗少趋之若鹜
在谈我的结婚以前，我想先从我订婚时的情形谈起。
在谈我的订婚情形以前，我认为还应该和光绪订婚时的情形做个对比才行。
光绪在订婚时，首先是由西太后从无数候选对象中，给选出几个人来，然后再让光绪自己从中挑选。挑选的方法是叫这些候选的对象都到宫中来，像是一批商品一样，一个一个摆在光绪的面前。这时光绪手中拿着一柄“如意”(玉饰物)，看中了谁，便把这个定货票式的如意递到谁的手中，那么，这个被贴上定货票——被递给如意的女性，便算是中了选而成为皇后了。
在我订婚的时候，因为在那时，已经由“大朝廷”收缩成为“小朝廷”的局面，不可能再去摆像过去那样“大朝廷”的架子，不过是，在一些满蒙族的过去大官之中，就连退了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也不能例外，他们都是衷心愿意使他们的女儿，也能尝一尝当皇后的滋味，哪怕是废帝的皇后也好，对于这一点，他们却是不以为意的。所以就得将就一些，委曲求全地稍微变通一下办法。因为，在那时已不可能把谁家的“千金闺秀”当做当面任凭挑选的“商品”来看，于是就“通权达变”地拿她们的相片来供我随意选择。这种“新式”的挑选方法，是把征集来的一些候选对象的相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我的面前，并把那种如意，也变成了一枝普通的铅笔，只要我随心所欲地在那张相片的旁边或后面，记上一个随意的符号点，也可圈圈，那么，这个“定货”的符号，便可以等于亲手把如意递过去一样。这样便算是“良缘”已定，“佳偶”到手。
我就是在十六岁的时候，使用了这种新方式订的婚。我把这个符号，画在文绣的照片上了。可是我在当时所认为的这个“良缘”却被某一太妃的“母权”所给冲散。她不满的理由是：文绣家既贫寒，相貌又不怎样。于是，这次的“贴票订货”便被宣告无效。还得重新把那些照片重行摊开再摆一次。于是，我也就得放弃成见，重新另挑一次。这次我的铅笔则是落在郭布罗·婉容的相片上了。论家底，论容貌，这位太妃满意了，可是却又有一位太妃提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折衷新方案来。那就是：“文绣既是一度中选，岂能遗弃，可纳她为妃!”于是我就平白地有了“一妻二妾”，也就是婉容当上了皇后，文绣做了淑妃。
我的结婚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那年我是十七岁。婉容和我同岁，文绣则是比我小两岁。
按照清朝的旧制，妃是要比皇后先一天入宫的。为什么理由我不知道。只能以“这是旧制”四个字来作回答。
我的结婚仪式，不用说，全都是些封建和迷信相结合的无数繁文缛节，也就是几百年来相沿成风的所谓古礼。真是既麻烦死人，又没有什么意义，既虚靡浪费又惹是生非。总而言之，都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奢侈腐败本质的一些“活广告”而已，我想也用不着糟踏时间来描述那些，只把其中能够看出一些当日问题的事情择要加以叙述就够了。
“小朝廷”的兴风作浪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张勋复辟”的几天“热闹”之外，就要算这次我的结婚为最“热闹”的了。
到了我结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大臣”“遗老”“遗少”之类，就如同惊蛰后的虫豸一样，都从冬眠中醒了过来，纷纷扰扰地来“上表称贺”，也有的把他们在过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来，作为对我的“贺礼”，真是从图书古玩之类起一直到银元金镑止，应有尽有，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人，或未尝闻过名的人，也都从全国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来，作了一次辛亥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朝贺”。
满族王公不用说，就是蒙族王公等，也都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了这次的“典礼”。
因为，这次前来“朝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官职等级依次排列起来，从“乾清宫”的所谓“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门”外，在后半部的人，不用说看不到我的脸，就连“乾清宫”也看不见，只是在遥远的地方瞎磕一顿头而已。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了我这一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在结婚前既派专人把一份厚礼送到婉容的家，另外还派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为专使，在陆军中将王恩贵、韩泽暐以及陆军少将和上校各一名的随同下，向我作了照例对外国君主之礼的正式贺礼。
这时各外国驻我国的公使以及馆员等差不多也全来凑个热闹，纷纷以观礼和祝贺为名来看中华民国时代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那几天真是把整个的北京城给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当时，也有不少远见之士，认为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之后，这个“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嚣张起来，竟致不安分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但是在当时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势下，也只能皱起眉头叹息一声道：“这样岂不有些喧宾夺主，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面在我结婚典礼中，也是铺张得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门”上彩棚高扎，警卫森严，就是在“神武门”附近也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就是在当时的“北上门”(现在景山公园正门)内也有很多武装军警排列待机。同时，还有临时派来的岗哨几步一岗地在马路上持枪警戒。无怪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上，会发出了“……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未可知。”的疑问号来了。
结婚仪式的具体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为“淑妃”装奁的入宫。
三十一日丑时“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午时为“皇后”装奁的入宫。
同时，寅时“皇后”入宫。然后行“皇后淑妃的册立礼”。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当时由于嫡庶的关系，她却无权参加)一同到景山内的“寿皇殿”向历代祖先行礼。
三日午时我在“乾清宫”受贺。
从我结婚的第二日起，接连在“重华宫”中“漱芳斋”演了三天戏，当时在京的有名演员，差不多都被邀参加。
这便是我结婚的全部经过。
当时的几项琐记
皇帝的结婚在当时叫做“大婚”，定亲叫做“纳采”。在拜天地之后，尚有所谓“册立”之礼。皇后所坐的花轿叫做“凤舆”。娶亲的叫做“迎亲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为“庆亲王”，副大使为“郑亲王”。他们都穿着清代旧日礼装，手中执节，如画中苏武所执的一样，骑在马上，由宫中捧着所谓“圣旨”，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队马队、保安队马队的簇拥保卫下，向婉容的住宅进发。更有两班军乐队走在前面。后面是黄缎银顶轿一顶。其后还有无人乘坐的三顶黄缎银顶车。此外还有包括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共七十二副，后面还有四架黄亭，其中装有印玺和“皇后”礼服之类，还有宫灯三十对。其中最鲜明而又滑稽的对照则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饰的所谓“清室官员”，又有中华民国政府派去的穿戴着军警制服的人员，既“严肃”又“和协”地在首都北京大马路上并肩走着，如果是在现在的人看来，除了做梦之外，是再也看不到这种离奇现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岳父荣源和婉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所谓“迎亲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门很远的时候，他们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里的家门外，在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市民环睹之下，跪候着“圣旨”和“圣节”的到来。这种奴才心情，也是现代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从这里还可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麻痹人的力量，实在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坏黑白都能给颠倒过来。尤其是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漂流过来的人，抚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