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出轨之谜：为何要出轨又责任在谁？

　　婉容其人

早年经历

　　郭布罗·婉容，达斡尔族，旗籍满洲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时任内务府大臣，一向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

　　除了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聘请了于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任萨姆女士(Miss Isabel Ingram)为英语老师。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族旗人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婉容的生母爱新觉罗氏是定郡王溥煦的孙女、毓长的第四女，人称“四格格”，在生下婉容时因产褥热而故。

　　婉容的后母恒香(字“仲馨”，后改名“金仲馨”)，同样也是定郡王溥煦的孙女、毓朗的第二女，人称“二格格”，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香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同母哥哥润良(娶溥仪大妹韫媖)，小她六岁的异母弟弟润麒(娶溥仪三妹韫颖)。婉容的家住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

　　嫁予溥仪

　　1922年，已满16岁的婉容因其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在瑾皇贵妃(端康皇贵妃)的坚持下，溥仪才勉强圈点的。因为皇帝溥仪第一个圈中者为文绣而非婉容，但文绣长相平平，当时十七岁的婉容却出落得美丽高贵，而且她的家世显赫，最后溥仪还是选了婉容当皇后。而文绣既被皇帝圈上了，也不能再嫁别的人，于是成为了妃子。1911年，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国家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逊帝溥仪的婚礼还是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皇后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1922年11月30日，婉容成为名义上的皇后。

　　婉容出身满州旗人，知书识礼，也写得一手不错的诗词。她跟溥仪的书信有很多都是用英文写的，署名“伊丽莎白”。溥仪在她初进宫时十分宠爱她，为她聘请过英文老师。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贵妇。但由于溥仪身体原因，两人婚后一直无子。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婉容也随之离宫。随溥仪前往天津居住后，婉容对鸦片成瘾。出宫后的婉容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成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对她吸引力最大的则莫过于到各大百货公司购物，反正有溥仪付钱，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肆挥霍，有用的没用的看中了就必须买回来，导致后来发展成婉容和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22年，溥仪大婚，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而被采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但她不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后相比，因为她是给一个末代逊帝做皇后，她仅拥有皇后的名义，而无皇后之实。

　　所以婉容的入宫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但与这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相比，时代的风云激荡着旧时的社会秩序，她在心灵上始终获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套上精神束缚的枷锁，这就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内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让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脱就是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直至离世。

　　婉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

　　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本身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

　　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所以婉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溥仪抛弃了婉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经过这一次的沉重打击，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创，彻底地崩溃了。

　　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仅仅两年时间，昔日寂寞宫花似的娇美恬静的美人，竟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了，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疯狂的吸食鸦片，一直吸到两腿发软为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婉容死后，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婉容死后，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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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末代皇帝溥仪自传》作者：爱新觉罗·溥仪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谭玉龄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