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大案”详细解读――除贪务尽洪武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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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空印案的定性为明初“腐败三大案”中最冤的一个，那么又过了十年发生的郭桓案从性质上来看，倒是地地道道的腐败大案。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惊天大案？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性的丑陋——贪欲恶性膨胀。

人性的丑陋——贪欲恶性膨胀——“郭桓案”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初，监察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上奏洪武皇帝，揭发当时主持大明户部日常工作的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胡益、王道亨等犯下盗窃官府粮食七百多万石的罪行。怀疑北平二司里赵全德、李等官吏与郭桓狼狈为奸，共同舞弊，于是下令法司部门对其进行严加拷问。这些省长大人平时里与中央的部长大人们可好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官场上的哥儿们。可在严酷的刑具下就顾不上什么哥儿们了，他们倒豆子似全倒了出来，这样供词牵连到了工部侍郎麦志德、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和礼部尚书赵瑁等中央部级高官，再往下追查就发现：当时全国省级布政司共有12个，12个布政司个个都与这个腐败案件有关联，重灾区在南京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和浙西四府。按《明史》上的说法：自六部左右侍郎到各省的布政司、州、府、县等衙门官员都没能幸免。

当然朱皇帝最终也没有忘了给那位具有“超前意识”的财神爷所贪污的钱粮核算出一笔经济账，在《御制大诰》中这样写道：“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石）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贯），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贯），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万（石）精粮。”

朱元璋说：郭桓等一共盗卖官粮700万石，加上其他的粮食损失总计有2 400多万石，实际上他们贪污之数还远不止这些，但考虑到长期以来官场上盛行的不断做大做强“数字游戏”——层层为了表功，层层虚报数字，所以我就将那些水分挤一挤，将就一点，粗估一下，总共朝廷损失2 400多万石粮食。

洪武皇帝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不仅像历史上明君清官那样不依不饶揪出贪官，而且还要追赃，寻找弥补损失的办法。这确实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依照他的逻辑：既然户部接受了省里布政使们的贿赂而舞弊，那么就追查省里布政使们贿赂的来处——府里，由府里追查到县里，一级一级地往下查，一直查到基层的大户们——这些也往往是勾结官府的腐败者的配角或帮凶，所以朱元璋要求一查到底。不仅如此，他还要涉案人员将国家的损失给补上。这样下来，案件定论后，不仅六部尚书侍郎，省级布政使，府、县老爷等，都被牵连了进去，而且连地方上如浙东、浙西等地区的一些豪门望族和故家巨室大多因罪而倾家荡产。

因此说，整个案件株连范围甚广，打击面极大，许多官僚和地方豪强也生怕再继续下去会殃及自己而纷纷上告；当然他们不敢公开明说买卖官粮是应该的、合法的，而是将指斥和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处理这起案件的御史和法官们，且表示出很大的不满和恐慌，并说“朝廷罪人，玉石不分”。朱元璋解释说，有人说我们朝廷“玉石不分”，这种话固然是很有道理，是君子之心，恻隐之道，可以称得上为至仁。对于君子，行仁、行恻隐之道是可以的，而对于小人就不能这么做！

朱元璋坚持认为自己没做错，而且还要继续做下去。顿时朝廷上下舆论沸腾，局势变得复杂、严峻。这时主管“言事”的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人向皇帝汇报了朝廷内外的不安情势。朱元璋感到有些被动，还是御史余敏等人最懂皇帝的心，当即进谏道：“郭桓等人胡说牵引，诬指乱咬，这都是主审法官们为了自己能立功而对案犯进行刑讯逼供，从而造成了不少冤案！”朱元璋叹气道：“朕原本是想要除去奸人，没想到今天反而又生出奸人来搅乱朕之臣民。如果今后再有这样的奸人，即使遇赦但也绝不能宽宥到他们头上！”于是他一面下令将郭桓等人处死并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告示全国，辨明是非，说明反腐惩贪的必要性，一面又下诏将审刑司原审法官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磔刑。

可怜右审刑吴庸等人可能至死也不明白，自己肩负皇命、领悟圣意怎么会落得个“以谢天下”的悲惨结局。因为在专制政体下，判断事情的正确与否不是客观的真理，而是谁的权力大，“真理”往往就掌握在权力大的那一边。因此说君主永远永远是“正确的”，只有将吴庸等“奸人”处死，才能给“圣明”君主作最好的注解，才能平息这场到处散发出杀人血腥味的大案要案所引发的社会不安。

“郭桓案”定性与量刑正确吗？此案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从洪武元年的李彬案到洪武八年或者九年的空印案，再到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明初18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三起大案要案，在这三个大案要案中，明初第一案李彬案可能是死的人最少的一个。至于空印案先后到底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明史》和《明太祖实录》中都没有说出到底死了多少人。好多史书就将空印案与郭桓案联系起来，笼统地说，两案一共杀了几万人，至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最大的一个数字是王春瑜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中所说的80 000多人。

空印案是一个完全定性错误的冤案，那么郭桓案属于什么类型？从案件主从犯犯罪的手段与犯罪的性质来看，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贪污腐败大案。据朱元璋在《大诰》中所公布的主犯郭桓所贪污的数字来看，仅700万石官粮在明安企金融初普遍贫穷的历史形势下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罪犯们的犯罪手段又极端卑鄙。为了掩盖罪行，腐败分子居然在因贪污而亏空的官仓粮食里掺水，致使数百万石官粮到案发时全部发霉腐烂。就此而言，大明帝国蒙受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最终判处主犯们极刑，于情于法都是正确无误，量刑似乎与《大明律》上的规定的条款大致相符。问题是这个案件涉及的人数太多了，朱元璋曾在《大诰》中说：“洪武十八年，户部试侍郎郭桓事觉发露，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皇帝都说了，有几万人因为此案而被关进了监狱。史学家谈迁说：“株累天下官吏，死徙数万人，寄染天下，民中豪以上皆破家。”这确实是打击面太广了。

就算说中央六部尚书和侍郎、各省布政使、佐官和府县地方官老爷个个都有问题，全部合计在一起也不会超过20 000来人；如果将空印案中被枉杀的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各级官僚也算作20 000人，我们以王春瑜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中所说的两案被杀人数多达80 000人来计算，估计至少有60 000人是被枉杀的。

“盗用军粮10万石”的户部尚书滕德懋死后怎么会肠子里全是粗粮草菜？由于明初短短的十八年中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大案要案，这就使得本来就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于臣僚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敏感，发展到了后来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只要怀疑上某个官员有问题，就立即将他抓到大牢里来，甚至干脆杀头了事。洪武年间许多所谓的“腐败”冤案就此而形成。

譬如洪武十年，苏州知府金炯认为，他所治辖区内官田和民田的税粮之间存在的差异太过于悬殊，理应将它们摊平。应该说，这样的想法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因而迅速得到了中央户部尚书滕德懋等有识之士的支持。滕德懋因为出生在苏州，家乡父老的重负，岂能不知？他也觉得朝廷的政策不太合理，但自己身为户部尚书，提出这样的建议似乎有偏袒家乡的嫌疑，而现在这种观点由出任家乡的父母官——苏州知府金炯提出，这岂不是更合情又合理？！于是他认为应该采纳金炯的建议，将苏州官民田的税粮平摊了。可谁也没想到却因此招来了杀身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