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九月事件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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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到1971年7月，约旦军队与巴解组织游击队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约旦动用其全部6万多装备精良的部队，在飞机、重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发动猛烈进攻。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巴解武装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和残酷，且呈一边倒的趋势，数以千计的游击队员被打死，数万无辜巴勒斯坦难民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巴解组织遭受重创并被逐出约旦。阿拉法特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巴解组织愤怒地称之为“黑九月”。这场战争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为黑九月事件。
黑九月事件是阿拉伯人的一场内战，是二战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插曲。同时，它也是一场国际冲突，是中东冲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出兵支持巴解组织和约旦，埃及、苏丹等国积极进行斡旋，而且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等国也程度不同地卷了进去。作为一场多国介入、因巴以冲突问题而引发的局部战争，黑九月事件引起了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对阿以冲突造成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笔者撰文对其原因进行过论述之外，我国鲜有学者提及。本文将其置于阿以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论述，试图从一个新的侧面和角度洞悉阿以冲突。
黑九月事件是一场“同族相残的战争”，它产生的“震动比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战争中的失败还要大”。“它的冲击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它肯定会深深地印在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们的记忆中。”黑九月事件沉重地打击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对以阵线，使巴勒斯坦人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首先，黑九月事件重挫了巴解组织，并使其丧失了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严重影响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能力。
黑九月事件给巴解组织带来了大量的战斗人员损失。资料显示，1970年夏，巴解组织在约旦的武装人员总数约为5万人。有一种说法是7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仅仅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其周围就有52000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仅有3000到5000人逃离约旦来到黎巴嫩避难。
巴解组织损失惨重，几乎是全军覆没。阿拉法特所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由于许多领导人和最善战的战斗人员阵亡而陷入混乱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巴解组织及其游击队被全部逐出了约旦，失去了进攻以色列的最重要基地。“巴勒斯坦游击队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开始衰落，仅仅留下叙利亚和黎巴嫩为集结地，他们进攻以色列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难怪有学者评论说：“游击队的军事效果到1972年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在游击队被击败并被赶出约旦之后，游击队行动(对以色列)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微小的。”
其次，黑九月事件造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不利于对以联合行动。
黑九月事件使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彻底破裂，并导致了巴解组织及其游击队对约旦的猛烈报复。正如当时一位西方记者所评论的那样：“侯赛因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巴勒斯坦人现在最想要的……是复仇。”1971年9月，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建立了一个在国外发动袭击和执行暗杀任务的秘密组织――“黑九月”(Black SePtem.ber)，决定对约旦发动复仇战争。1971年到1973年间，巴解组织把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傀儡皇家政权”作为它的斗争目标。1972年3月，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也发表声明，指出“推翻约旦王室政权是现阶段的目标”。1972年4月，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宣布“解放约旦”与把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一样重要此前的1971年11月，“黑九月”分子在开罗刺杀了对屠杀和驱逐巴解游击队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费・塔尔。三周后，“黑九月”分子在伦敦打伤了“侯赛因的奴才”、驻英大使赛义德・里法伊。随后，“黑九月”还实施了对约旦官员的一系列袭击，其中包括几起暗杀侯赛因国王的秘密计划。1972年2月，在西德的5名约旦人被“黑九月”指控与以色列勾结而被暗杀。约旦当局立即遵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伊斯兰古训进行报复，逮捕了一批巴勒斯坦人。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双方严重的对立模糊了主要矛盾，影响了与共同敌人的斗争，大大妨碍了争取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斗争。
黑九月事件也恶化了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战争过程中，围绕着如何解决约巴冲突，阿拉伯国家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大多数国家持沉默立场，冷眼旁观;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支持巴解组织，叙利亚甚至出动坦克部队帮助巴解组织武装进攻约旦军队，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也威胁说要派遣军队去约旦支持巴解组织;埃及、苏丹居间调解，竭力主张通过谈判与合作解决双方的分歧;沙特阿拉伯、巴林和摩洛哥则站在侯赛因一边，而且部署在约旦南部的沙特阿拉伯旅约2500人投入战斗支援约旦。九月战争结束前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断绝了与约旦的外交关系。利比亚和科威特分别取消了给予约旦的2520万美元和3920万美元的年度援助金。
再次，约旦取胜后开始推行收复西岸的计划，从而引发了与巴解组织更大的矛盾。
对约旦来说，约巴战争是一个转折点。约巴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巴勒斯坦代表权”之争引起的，战争的结果是约旦在代表权之争中的胜利。因此，侯赛因在回答记者时明确表示：“我认为只有我的政府具有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是我所统治下的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争爆发前，约旦就开始了与以色列之间的接触和谈判，并十分欢迎和支持美国旨在推动埃及、约旦与以色列之间谈判的“罗杰斯计划”。约旦在战争期间与美国关系的密切以及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为其实施和平外交手段收回西岸提供了可能。黑九月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侯赛因发表声明说：“已不再有理由使我们去战斗。美国人已经答应我们可以收回约旦河西岸。”他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了。
1972年3月，在将巴勒斯坦游击队全部逐出约旦半年之后，侯赛因宣布一项计划，要在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出后建立一个约旦统治下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联邦包括两个自治区――东岸的约旦地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如果人民愿意，其他任何被解放的领土”都可以加入巴勒斯坦地区。侯赛因计划立即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表示支持，但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则群起攻之，谴责、谩骂、嘲笑之声四起。巴解组织、“法塔赫”以及其他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更是坚决反对，称它是“叛卖”和“背叛”，是以色列一约旦之间要消灭或者至少降低巴解组织在未来任何政治解决中作用的图谋目的在于“毁灭巴勒斯坦事业”。他们宣布恢复军事行动以推翻侯赛因。直到约旦在1982年宣布放弃这一计划，双方的冲突才得以缓解。
复次，黑九月事件的结局为黎巴嫩一巴勒斯坦冲突埋下了祸根。
黑九月事件的结果，元气大伤的巴解武装力量不得不到其他国家开辟新的根据地。鉴于巴解武装给约旦造成的灾难，埃及新任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新任总统阿萨德都不愿收留他们，无力阻止他们的黎巴嫩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够进入的国家。鉴于巴解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袭击给约旦带来的灾难，黎巴嫩政府将他们限制在黎以边界的15个难民营中。这一抉择最终给黎巴嫩带来了灾难。
巴解组织并没有从约巴战争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如同在约旦一样，随着实力的壮大，巴勒斯坦难民营逐步具有了“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地位”：难民营由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人把守，黎巴嫩军队和警察不得入内，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巴解组织还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建立了军事训练和作战基地。黎巴嫩教派众多，冲突不断。巴解组织到黎巴嫩后很快卷入其内部事务中，从而引发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派别于1975年4月爆发激烈内战，巴解也因支持穆斯林派别，从此再难脱身。更为严重的是，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频繁袭击不仅导致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多次报复性的疯狂袭击和轰炸，而且引发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第五次中东战争。战争的结果最终迫使巴解游击队离开黎巴嫩，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总部只好漂泊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突尼斯避难。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再次遭受重创，争取自治和独立的目标显得更加遥远和渺茫。
最后，黑九月事件导致了纳赛尔的猝然去世，阿拉伯世界失去了精神领袖和反对以色列的坚强斗士，巴解组织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庇护人。
纳赛尔上台后凭借埃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快成了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纳赛尔坚决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因积极推动巴解组织的建立而被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助产婆”并在巴解组织建立后成为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庇护人。阿拉法特曾声称“纳赛尔是我们的保护者……像一位教父那样对待我们”。为了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纳赛尔接受了联合国和美国的和平倡议，支持罗杰斯计划，遭到巴解组织的坚决反对。巴解游击队谴责纳赛尔是“叛徒”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在游行时侮辱纳赛尔，在海报上把他描绘成一头驴。纳赛尔极为震怒，告诉侯赛因应该“教训一下”巴解组织。侯赛因敢于对巴解组织动武，一定程度上正是纳赛尔默许甚至怂恿的结果。尽管纳赛尔对桀骜不驯的巴解组织十分生气，认为巴解组织的这场痛苦是自作自受，但考虑到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他不允许侯赛因将巴解游击队斩尽杀绝，因此，在约巴冲突过程中，纳赛尔多次呼吁双方停火谈判，甚至以出兵干涉相威胁，迫使侯赛因停止对巴解组织的进攻。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首脑会议，最终达成停火协议。焦虑、紧张、愤懑加之劳累过度，导致纳赛尔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即9月28日)早上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纳赛尔的去世是阿拉伯世界的重大损失，“随着纳赛尔的去世，阿拉伯政治的一个时代――联合对付以色列时代――终结了”。对巴解组织来说损失更大，它失去了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庇护人。难怪阿拉法特在闻听噩耗后痛哭失声，说“我们蒙受了最重大的损失”。纳赛尔的去世使约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数。失去了纳赛尔的遏制，约旦方面和巴解组织方面都对停火缺乏诚意，因而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就开始了新的冲突。最终导致约旦政府一不做二不休，通过猛烈的进攻将巴解组织的武装全部赶出了约旦。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总统把通过和平谈判谋求与以色列的停战从而收复西奈半岛放在首要位置，自然疏远了与好战的巴解组织的关系。
黑九月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疯狂的恐怖主义浪潮，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一度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黑九月事件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的痛苦和他们在战争中的无助，使巴解激进分子不仅对约旦、对支持约旦的美国和以色列，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仇恨。他们的心情正如“法塔赫”一个领导人所回忆的：“我们想改造全世界。我们想打以色列、打美国人，甚至打苏联人(因为他们不支持我们)，想打侯赛因国王、巴勒斯坦资产阶级――总之，我们想打每一个人。”在失去约旦的根据地后，巴解武装无法进行传统的游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的关注，“使你们理解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存的权利”，巴勒斯坦极端分子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方式，在对约旦进行报复的同时，还将恐怖袭击的矛头对准了他们不满意的国家。1972年6月，“黑九月”分子袭击以色列利达机场，造成一百多人死伤。同年9月，“黑九月”在慕尼黑奥运会时袭击了奥运村，造成11名以色列运动员、教练员死亡。1973年8月，“黑九月”分子袭击了雅典机场候机大厅，造成五十多人伤亡。就连巴解组织最早、最稳定的财政来源国沙特阿拉伯，也成了“黑九月”攻击的目标――1973年3月，“黑九月”分子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大使馆，杀害了美国大使克里奥・诺埃尔等人;1973年12月，“黑九月”又袭击了沙特驻法国大使馆。他们在1973年还计划攻击美国大使馆。 “黑九月”的恐怖活动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宣传形式。它提高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达到了引起世界关注的目的，并使阿拉法特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肆无忌惮的恐怖主义行为给巴勒斯坦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它掩盖了中东冲突的真正问题，阻碍了中东和平进程，加深了极端巴勒斯坦人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阿拉伯政府的鸿沟，并使以色列、美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鹰派”情感偏激化。尤其是“黑九月”制造的慕尼黑惨案震惊了世界，导致以色列的猛烈报复，“标志着这场冲突的恶性的、危险的升级的开始。它把中东，而且几乎把世界，带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同时，“黑九月”的恐怖活动“不仅使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恐怖主义者，而且也在巴解组织脖子上挂了这一标签很难摘去，尤其是当涉及以色列和美国的时候”。巴解组织也因此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代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拒绝与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接触。
黑九月事件大大改善了以色列的外交环境，提高了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地位，使其在阿以冲突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以色列在和谈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从而埋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种子。
第一，黑九月事件中以色列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改变了美国以色列的外交环境。
约巴战争是一场多国介入、受到全世界关注的局部战争。叙利亚派出三百多辆坦克，公开出兵支持巴解组织;伊拉克、利比亚甚至苏联都声称支持巴解组织。为了打败巴解组织并防止伊拉克等国可能的干预，约旦向美国甚至其仇敌以色列寻求援助。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陆军向以约、以叙边界集结，空军也准备对叙利亚坦克部队实施打击。以色列对约旦的军事支持虽然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并没有实际参战，但是却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对叙利亚起到了威慑作用，迫使其迅速将坦克撤回国内，对保证约旦的胜利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评论道：“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这次撤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而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的大胜，尤其是在黑九月事件中展示实力的行动，使其对自己的实力盲目乐观。黑九月事件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阿拉伯国家联合对以战争的威胁暂时消除了，加之约旦危机带来了一段暂时稳定的时期，因而以色列放松了警惕，最终导致1973年“斋月战争”初期的惨败。
第二，黑九月事件使美国彻底改变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美以特殊关系得到了加强，军事平衡的天平进一步向以色列一方倾斜，从而增加了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约翰逊总统改变了美国在阿以冲突中的“不偏不倚”政策，成了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者，从而确立了美以特殊关系。尼克松上台后，鉴于以色列在美国倡导的中东和谈中的顽固立场，暂时中止对以色列供应鬼怪战斗机等先进武器，从而使两国的关系“处在极其低潮的阶段”。以色列在黑九月事件期间的行动及其超群的军事能力使美国认识到，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以色列对于维护中东的稳定以及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极大价值，促使美国调整对中东的政策。尼克松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支持以色列，是由于我们认为以色列是……对苏联扩张的有力抗衡者。”因此，美国政府在黑九月事件发生后迅速改弦更张，开始把扶植以色列、确保以色列在武器方面的优势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来贯彻。1970年9月18日，即黑九月事件发生期间，尼克松和以色列总理梅厄会面，这次会面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与以色列21年来最重要的会谈”。尼克松在会谈中宣布向以色列提供5亿美元军事援助，并同意加快向以色列运送18架鬼怪战斗机。黑九月事件后，美国试图把以色列锻造成为在中东抵御苏联扩张的力量，因此开始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以色列给予大力支持。10月15日，尼克松批准了价值9000万美元的一篮子武器交易，包括反坦克武器、侦察机和其它小型武器。12月22日，两国签订了《主要国防发展资料交换协议》，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由以色列自行生产美国武器。1971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以色列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信贷，供其购置鬼怪飞机和其它武器。1971年12月，在以色列总理梅厄访美期间，双方签订了第一个长期的《美以军事供应协议》，并达成一大宗军火交易，其中包括40多架鬼怪战斗机和70架天鹰攻击机。从1969年到1972年，尼克松政府在三年时间里向以色列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超过了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以援助总和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美国的军事援助对以色列的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美国鼓励和支持以色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加剧了中东的军备竞赛，增加了中东地区内部动荡的风险，其最终结果便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黑九月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阿以冲突的深度关注和介入，美国成了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角色。
黑九月事件震惊了世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苏联和联合国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战争，从而使约巴战争演变成了一场由多国参加、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局部战争。约巴战争是由巴勒斯坦问题引起的，国际社会对此也十分明确。由于巴勒斯坦特殊的战略地位，就使得这场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变成了美、苏、英等大国施展影响以便获取战略利益的外交舞台。战争结束后，苏联加强了对巴解组织、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美国则在大力加强以色列军事实力的同时，通过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增强与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并努力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从战争结束到1972年3月，美国就给约旦提供了价值达7000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的援助对战后初期在阿拉伯世界十分孤立的约旦无疑是雪中送炭，令其十分感激，完全投入了美国的怀抱，而约旦也被美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伙伴。美国则充分利用自己对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利用离间之术逐步排斥苏联的影响，牢牢掌握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
黑九月事件后，美国解决阿以冲突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推动在联合国242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美国应该与其他大国，尤其与苏联，保持协调，让地区各方参与谈判进程。 黑九月事件对美国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黑九月事件促使美国采取了军事上大力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纳入和谈进程。
如前所述，黑九月事件对尼克松的中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尼克松重新审视其中东政策，放弃了在阿以冲突中“不偏不倚”的政策，并将中东事务交给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负责。基辛格认为，要将以色列纳入美国所主导的阿以和平进程中，必须满足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只有在以色列感到自身的安全完全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它才会有兴趣和阿拉伯国家坐在一起商谈和平。如果以色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遏制阿拉伯国家的进攻，那么就能够推动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来解决阿以争端。同时，基辛格将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与保持以色列的强大相联系，“相信让以色列保持强大的外交僵局，可以最终说服阿拉伯国家相信，依靠苏联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他们就会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代价就是和莫斯科分道扬镳”。因此，1970年底到1972年，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公开支持以色列。
美国武装和支持以色列从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以色列实力的强大、美国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使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收复被占领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积极参加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谈，支持在242号决议基础上与以色列达成某项和平。但是美国的政策造成了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以色列正是凭借美国的支持和较强的军事实力，在中东和谈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一再坚持“以色列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前的边界”，从而使阿以和谈陷入僵局。美国军事上支持以色列却带来了这样的结果，虽然其政策设计师基辛格有所预料，但却是美国无法也无力完全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阿拉伯国家被迫选择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阿以之间的领土纷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美国的政策导致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生。对此西方学者曾评论说：“1970年约旦危机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导致了接下来几年里一系列失败，其高潮是1973年的十月战争。”
第二，黑九月事件后美国加强了与埃及的联系，试图离间它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从而排除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1970年9月底，美国派遣总统特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参加了纳赛尔的葬礼，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最初尝试取得了成功。1971年，美国国务院试图安排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临时协议。为了取得埃及人的好感，美国还恢复了对埃及的粮食援助。美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谋求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企图在埃及与以色列之间打开中东和平的突破口，并进而取代苏联在埃及的影响。1972年6月，美国利用埃及希望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迫使其让步的心理，通过其在中东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向萨达特通报他与尼克松及基辛格谈话的内容，指出除非完全消除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存在，否则美国人不会向以色列施压令其让步。这使萨达特深刻意识到，美国把苏联在埃及的存在视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障碍，最终促使萨达特于1972年7月决定驱逐绝大多数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
第三，黑九月事件期间的美苏合作为双方合作解决阿以冲突奠定了基础。
在黑九月事件中，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进而导致双方在中东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合作。“由于约旦危机，20世纪60年代中期处于低谷的美苏关系很快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就为双方合作解决阿以冲突奠定了基础。正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努力下，黑九月事件后不久就恢复了嘉林谈判。1972年5月29日，美国与苏联发表了联合公报，再次重申对联合国242号决议以及嘉林使命的支持，指出一项阿以冲突的解决方案“将能打开中东局势正常化的前景，并尤其能允许考虑进一步为该地区带来军事上的松弛”。但是，苏联在黑九月事件中表现出的软弱和退却行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加之苏联此后为避免中东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一再拒绝埃及提出的向其提供先进武器的要求，“使得日益认清莫斯科面目的阿拉伯人，对莫斯科看得更清楚了”导致埃及与苏联离心倾向的加剧。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行动使双方关系陷入了低谷，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受到削弱。而美国正是利用了苏联与埃及关系的紧张，极力排除苏联，这就决定了苏联在此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次要角色。
第四，黑九月事件使美国认识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不可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约巴战争使美国一些政治家认识到要公正地解决巴以冲突，必须正视巴解组织存在这一事实。1970年10月，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和负责中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向媒体介绍关于约旦危机后中东局势的背景情况时说：“巴勒斯坦人越来越把自己当作一个既成实体来思考，无论这个实体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我们在未来五年中要稳定这个地区，这种稳定将建立在阿拉伯人接受了与人为善的基础之上……应该让巴勒斯坦运动得以表达，并很有可能通过一些实体的形式来实现。”就连此前极力排斥巴解组织的“罗杰斯计划”设计师、国务卿罗杰斯也指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是中东政治上的一个主要力量，一个美国必须考虑的力量。……美国不考虑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准备一个可行的政策。”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那样，在美国中东政策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开始从阿拉伯政府转向巴勒斯坦人。在政府中，官员们说巴勒斯坦运动是一个比约旦内战和纳赛尔去世前更加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尽管美国绝大多数人对巴解组织并无好感，但是要解决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必须与之进行合作。因此在约巴战争后不久，美国就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接触。
黑九月事件的结局促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最终接受了政治解决的道路。
约巴战争主要是因巴解组织“拒不接受任何‘政治解决问题’的提议”而引起的。战争以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失败而告终，巴解组织力量严重削弱，这就为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推行政治解决阿以问题提供了可能。
约旦在约巴战争期间曾经向以色列寻求过军事援助，这就为此后双方之间的政治接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11月初，侯赛因国王与以色列代总理兼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举行了会谈。此后，双方领导人又多次会晤。据统计，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间，侯赛因对以色列的访问达八次以上。以色列与约旦之间在福利、教育、西岸经济问题上开展了合作。
埃及新任总统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时代的强硬政策，采取了外交和军事并重的灵活策略以便尽早解决阿以冲突。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外交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希望借助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撤出被占领土。1970年10月1日，萨达特要求前来参加纳赛尔葬礼的美国特使理查德森向尼克松转达他的和平愿望。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主动与美国国务院进行非正式接触，萨达特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明确表示准备承认以色列，与以色列和平共处。2月4日，萨达特在埃及国民议会提出和平倡议。1971年9月，萨达特通过中间人与基辛格和尼克松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以战迫和，通过对以色列的战争迫使其退出被占领土。黑九月事件后很快恢复了中东和谈，尽管埃及、约旦两国支持在242号决议基础上与以色列达成某项和平，但是以色列因不愿放弃任何领土而陷入僵局。1971年2月，以色列再次重申“以色列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前的边界”十分明显，以色列试图通过“不战不和”的状态达到长期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目的，而这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所不能容忍的。1973年10月埃及发动“斋月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打破以色列的“不战不和”政策，迫使其以谈判解决阿以冲突。
由于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始赞成政治解决。1973年11月和1974年10月的两次阿拉伯最高会议决定开展一次外交行动作为军事选择的补充。1974年1月的埃及一以色列武装脱离协议和1974年3月的以色列一叙利亚协议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朝向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阿以冲突的一次巨大转变。而巴解组织内部也在进行反思，政策开始走向灵活。1971年11月，巴解组织对武装斗争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解释，说它是解放巴勒斯坦的一个“首要”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反映出它已经意识到军事手段的局限性。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巴解组织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局限性，意识到若一意孤行有被孤立的危险。正是这一担忧促使“法塔赫”赞成参加和平进程，通过武装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并重的方式，即“右手拿来复枪，左手拿橄榄枝”的双重策略争取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