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汉末三国时期的蝗灾、饥荒与疫灾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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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的寒冷期不仅旱灾频传，而有较干燥的土壤以提供蝗虫良好的产卵环境;又因寒冷期年均温下降，使得蝗虫有着适宜且普遍的生长环境，甚至可能造成蝗虫的生长环境随着各地气温的变化而有所扩大，进而导致蝗灾为患。
值得注意的是，汉末兴平元年～建安二年期间，连续四年，年年有蝗。
若虑及此期间的连年频旱，便可想见农作收成必有所影响;再加上连年爆发蝗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因而，在旱、蝗的交叉反应下，农作短缺、粮食变少，最终往往形成饥荒而人相食，且无论皇帝、百官、或者百姓，皆无可避免。至于当时在濮阳一带交战的曹操与吕布，更甚至因为蝗灾及缺粮的威胁，而使战况有所僵持，最终各暂时撤兵。透过应璩〈与西阳令孔德琰书〉，可看到当时的蝗灾景象。应璩写道：
“嘉麦祯祥，唯日未久，不图飞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亲发赫斯，爰整其旅，鲐背之叟，皓首之黎，莫不负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于白日，鼋鼍震于雷动。以此扫敌，必将席卷，况于微虫，能无惊骇!”
由此可见，在麦子良好成长的同时，觅食的蝗群也来得相当迅速且出人意料，而政府则立即动员人民驱赶蝗虫;至于动员的幅度更是从老到小全面出动，并且严阵以待。
整体来看，蝗灾可说是与汉末三国的寒冷期及相关灾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
寒、旱可能增大引发蝗灾的机会，而蝗灾加上旱、涝，亦将增强农作歉收及饥荒的可能性，如西晋咸宁三年司马炎即有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畧不下种，深以为虑。”
此外，由于蝗灾带来饥荒、甚至死亡，因而亦可能间接地与瘟疫爆发有关。
既然蝗灾对对时人危害甚巨，且有诸多影响，那也无怪缪袭于曹魏太和元年做鼓吹曲〈太和〉时，会在曲中将''灾蝗一时为息绝''与农作丰收、狱讼清明……等一同视为魏明帝继位后的吉象。
饥荒
汉末三国时期的寒冷期诸般异象，而寒、旱、涝、蝗……等则皆有可能诱发饥荒，或与饥荒形成交叉循环。
详细来说，年均温普遍降低将导致作物生长期缩短，旱、涝、蝗……等灾变自然会对粮食产量有所影响，便有可能造成农作歉收。至于瘟疫、战争等情形则可能造成死亡而导致从事农业者的劳力短缺，饥荒的爆发机会也变高了。
反之，饥荒爆发后，可能使人营养摄取不足而抵抗力不佳，进而引起瘟疫;饥荒也可能导致人们没有足够的体力以开荒种田，进而又造成歉收。
此外，饥荒会使人身状态不佳，因而可能使得人们面对灾变的应变能力下降。
汉末三国百年内至少约十五次的饥荒纪录。
无论天子以至于庶人、无论天南地北，都无法避免饥荒的威胁。如汉末兴平～建安初的饥荒，连献帝(181-234)都有所经历，百官、后宫更是食枣菜维生;另外，亦有''河北袁绍军吃桑椹、江淮袁术军吃蒲蠃''的说法。而随着饥荒的爆发，粮价便水涨船高，可见当时童谣──
由此看来，由于当时的饥荒，再加上诸多灾变、战争的交叉影响，使得粮价飙涨，导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的纪录出现;
更有甚者，则是再多钱都买不到、买不起粮食。
既然粮食是如此短缺，那么除了个人外，军队、政府可能都会有所影响，因此毛玠曾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
可见饥荒是每个政权主政时所需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假若无法妥善因应饥荒，那么便可能出现《魏书》所说的情形了：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由此可知，不少地方势力或者割据政权都受到粮食问题的考验，有的以劫掠解决粮食问题，有的则因为缺粮而瓦解。
而饥荒亦可能造成极端现象，即是''人相食''。所谓''易子而食''，并非只是存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中，
汉末三国期间即有数次人相食的记载，除了战争围城而造成的粮食短缺外，其余则可说是因寒冷期诸灾变所引起的饥荒，进而导致人相食。
虽说人相食多集中现在汉末兴平～建安初年，而这样的惨况却遍及南北，相关纪录可见于《三国志》，如：
然而，可怕的是，兴平年间的饥荒不止于人相食，甚至还有''吃人贼''!
《三国志》注引《魏略》：“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蓬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后采蓬。”
由以上所引的鲍出经历，便可看到兴平年间之饥荒所导致的惨况。
有的人民必须到处采集方能维生，也有的人民聚众掳掠，甚至以''噉人''为聚众的宗旨，而实践了''弱肉强食''的恐怖情景。
疫灾
就疫灾而言，若考究寒冷期与瘟疫的关联，或有''直接''或''间接''的看法。
以两者的直接关系来看，有些学者即认为与当时寒冷期造成的特定环境有关，或许年均温降低刚好适合某些病原体的运作。
但也有人针对此说抱持质疑态度：''气候变异虽可促使某些'微生物'(或病原体)在特定的温度及湿度之下，产生突变或大量增殖，以致大规模侵袭人类社群而爆发疾疫流行，但是变干变冷有时也可抑制或终止某些病原体或病媒(如跳蚤、蚊虫等)的活动，故而，小冰河期的气候型态不见得必然会直接导致疾疫流行。''
因此，另一派学者即主张寒冷期与瘟疫之间的间接关系。
据此看来，寒冷期与疫灾有着间接关系之说乃受到较多的支持，盖''寒冷期带来的粮产歉收与饥荒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问题，往往成为扩散或加重疾病流行的原因''。
举例来说，对于因各式灾变或者为了争夺生存权的战争而造成的死亡，如无人掩埋尸体、或后续处理不当，当大规模尸体开始腐烂，将有可能形成传染病而对人类健康有所危害;
另外，也可能因为寒冷期当时的饥荒，造成营养的摄取不足而导致抵抗力变弱，因而更容易增强疫灾威胁。
汉末三国百年间至少有约二十次的大规模疫灾。若细细加以检视，或可发现──在瘟疫前夕，大部分都出现了气候异变或是战乱。以中平二年(185)大疫为例：在光和六年底(183)，冬天大寒，北海、东莱、琅琊等地的井中冰厚尺余;到了中平元年，便爆发了太平道黄巾之乱、五斗米道亦在此时崛起而寇掠郡县;中平二年，大疫流行。由此可见，连年灾变、死亡、战乱、瘟疫，确实在寒冷期中形成了无限循环。
除此之外，有些疫灾亦有可能是因避难、行军……等因为迁徙所导致的水土不服，或者可说是风土病。以往即认为南方有着许多的瘴疠，使得人们容易染病，甚至逐渐形成''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如曹操曾说及：
''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因此，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或因疫疠而影响曹军战力，导致曹军败战。
至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南征，军至居巢亦逢大疫，而随军出征的司马朗(171-217)虽对军士''躬巡视，致医药''，但最终连司马朗自己都被感染致死。至于许靖(150之前-222)亦曾与曹操书信往来，述及其向南逃难，先至交阯、后入蜀地的经历，综以上事例，皆可见此类因迁徙而生成、或扩大的疾病危害甚钜。
而当时的疫灾也应是相当严重，如汉乐府中便呈现出民间对疫灾的写照''白骨不覆，疫疠流行'';
至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更是使得建安七子中多人死于疫灾。
可见疫灾之所及，不论富贵贫穷或山南水北。是以曹植描述大疫的惨况：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
而且，就算身为名医张仲景的宗族，也为无法避免疫灾的摧残，故张氏曾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透过这些相关记载，在在可以见到疫灾对汉末三国所带来的威胁，甚至是更无差别的为时人带来死亡的沉重，是以即便是贵为帝王的司马炎亦有所感触而言：''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