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宋朝经济如此繁荣？

　　一、宋朝经济繁荣的原因

　　北宋社会政治安定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的北宋。他是从后周夺取的政权，所以，宋太祖创国之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出现，就通过“杯酒释兵权” 剥夺了禁军将领的兵权，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隐患。之后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等人，劝使罢镇改官，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同时北宋采取重文轻武的用官制度，因此北宋建立之后政治安定，没有动乱，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辽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地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

　　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北宋时期，依然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比前朝已宽松许多。一是宋朝政府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宋初为削弱武官的权力，诱导他们“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宋太祖于乾德四年下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 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公开提出“田制不立”。宋初的统治者不是很情愿地限制土地兼并，他们只是对田亩数量不实导致的赋役负担不均感到不满。

　　宋代实行的不抑兼并土地政策使土地交易市场发展壮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农业人口脱离农业而从事工商业，促进了商业繁荣。

　　二是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在宋朝以前，商业发展、市场经营受严格的时间、地点限制。

　　县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位置设市，用于货物聚集和商品交易，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交易。

　　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政府更加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宋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 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宋朝宽松的工商业政策，鼓励了商业的大幅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长达百年的和平环境宋朝二百多年历史多次遭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是面对周边民族的入侵，宋朝皇帝没有像秦皇汉武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周边入侵更多采取和谈政策。在与辽国之战中，宋朝占上风，还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国交纳 30 万的岁币，有人说这是宋朝软弱的结果，但是必须看到和谈之后，宋辽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相处，尽管宋朝每年向辽国納 30万的岁币，但是跟每年战争所耗军费，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幽燕地区的和平，有利于边境地区和内地的生产和发展，尤其边境贸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文官制度和科技进步宋朝是推行“文官政治”王朝，所以宋朝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学术环境之宽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执政及应变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要求，结果就是为数众多的发明创造，包括“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和无数以传授实践经验为目的的各类著作都源自于宋代。

　　火药的发明与传播：应用于战事，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西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同时提高了人类利用和创造自然的能力;应用于生活，增添人们生活的情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降低了书籍成本，大大促进了书籍和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贡献。指南针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航船能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欧洲人们发现新大陆受惠于指南针。生产领域的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宋朝经济繁荣的表现

　　商品经济发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宋朝时期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唐朝的“坊市制”在宋代变更为“街市制”，临街而立的商店与作坊伴随着新式城市在宋朝出现了。开封“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可见其商业之繁荣。

　　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发现，宋朝人对商品的需求无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东京汴梁的茶楼酒肆、梨园青楼如雨后春笋;民间对丝绸、茶叶、书籍、纸张等相对奢侈的产品的消费更是潜力旺盛。

　　宋朝人民对休闲文化娱乐方面的关注程度空前提高，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在宋朝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青楼里红粉们的莺歌曼舞，酒肆中骚客们的文采风流，哪样不体现出人们对精神消费的追求?这在衣食无着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的国民富裕程度。

　　宋朝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谓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就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

　　北宋时期，仓库内存放的雨衣和帐篷的材料“数万段”破损，可以想象当时财富集中和仓储的丰富。

　　宋朝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 50 个国家通商。

　　市镇繁荣南方的城市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北宋熙宁年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经不单单是政治中心，大多都是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举家迁居城市的商业市场之中，具有现代雏形的商业城市纷纷出现。封建国家对商业政策的放松使得商业城市得到壮大，银行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达 150 多万。《东京梦华录》用“市井最盛”、“不可驻足”等形容东京的城市景象。城市里通宵达旦，人员往来不绝，小贩叫卖声不断，商店连绵不绝，还有大相国寺每月五次的庙会集市。纵贯南北的御街两侧，酒楼、茶馆店铺鳞次栉比，城里还有瓦肆、勾栏等娱乐场所，最大的可容纳千人，里面唱戏的、说书的应有尽有。

　　农业生产宋朝注重农业发展，大量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地，又重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良，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宋太宗至道二年( 996年)，全国共有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耕地，到了天禧五年( 1021年) ，增长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

　　宋朝的农业科技发达，出现了很多新的农业生产工具，例如踏犁( 用于代替牛耕) ，鞅马(用于插秧)。大量新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也大幅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宋朝普通农田年产量可达一石以上，江苏浙江地区农田每年亩产量可以达到二至三石。

　　农业的高度发展，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金、银、铜、铁、铅、锡、煤等是北宋主要的矿产。宋仁宗时期，每年金产量 1万5 千多两、银产量 21.9 万多两、铁产量 724 万斤，铅产量 9 万多斤、锡产量 33 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也很发达。毛织业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等地成为棉纺织业的主要生产地，尤以江苏、浙江和四川丝织业发展水平最高。

　　市民阶层壮大北宋崇宁时东京开封约有 13 万多户，总人口当在 150万左右。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 98万户，总人数达到了500 万之众。坊郭户就是今天的城镇居民，这些人的大量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

　　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也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

　　《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上说：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呈现高度繁荣。

　　人均 GDP世界领先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以 1990 年 1 美元的购买力为基数，将上千年来，欧洲与中国的人均 GDP一律折算成1990 年的美元，研究出经济发展史的轨迹。虽然这种折算评估还存在较大偏差与局限性，但至少可以勾画出一个历史轮廓。

　　麦迪森的研究结果表明：“早在公元 10 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 15世纪。在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到了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

　　根据麦迪森的测算，按1990 年美元为基准，宋朝人均GDP 为 450 美元，至宋末达600 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 422 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 年 GDP 人均330 美元，仅有宋代的七成。

　　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清“康乾盛世”的两倍多，都城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感叹：“谈到中国的11世纪，我们就来到了最伟大的时期”。

　　宋朝的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宋朝统治者建立的完善的经济制度，是宋朝统治者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宋朝的市场管理制度堪称中国古代市场管理制度之典范，造就了一个空间繁荣的经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