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前后为何明朝和日本相继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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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我们都会想到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并对这一政策深恶痛绝。巧的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曾经采用过“锁国”政策。那么，中与日，为什么都喜欢搞闭关锁国呢?
两个国家的接力锁国
十四、十五世纪，中国的东南海疆逐渐热闹起来。
明初，日本海盗在江浙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武装抢劫，朱元璋为阻隔日本海盗和阻止贸易产生的金银资源外流，下令“寸板不许下海”，于是“海禁”开始。明中期，“倭患”横行，加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趁新航路开辟之机，骚扰我澳门、台湾等地，明政府加强了“海禁”。。
清朝时，东海南疆增加了一位实力派“骚扰者”——英国，英国不断的在我国南海活动，并派使者觐见乾隆、嘉庆两帝，提出通商要求。清统治者一怕英国等国骚扰，二怕内地人民与台湾联系，先是在1717年下达“限海令”，不准本国商船与外界贸易，又于1727年，将外国商船限定在福建、厦门两地。1757年，乾隆帝下了狠心，发布“一口通商”令，只准一处却广州十三行与外通商，其它地区禁绝。
英国使者见乾隆时只肯单膝下跪
中国海禁200多年后，日本遇到同样问题。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来到日本，天主教也进入日本。
从公元1603年开始，日本进入德川家族主政的幕府时代，大将军害怕地方藩镇坐大，威胁到自已统治，一直致力于削弱各地藩镇力量，而这些藩镇通过日本的天主教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
幕府于是禁止天主教，结果引发生了1637年的天主教大起义，幕府于次年血腥镇压了起义，3万多人被杀。之后，幕府颁布“锁国令”，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纷纷被驱逐，日本只与荷兰和中国保持有限的交往。
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落伍，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还是被英国人打开了;闭关锁国也导致日本的落伍，1853年，美国人佩里也轰开日本国门。两个国家的锁国时代都宣告终结，从此各自沉沦在屈辱的近代史中……
日本1637年的天主教大起义
一双无形的手，促成了二个国家的锁国政策
那时候的中国和日本，好像都有一个毛病：不擅长处理对外关系。当国外势力骚扰到自己，不是理性的寻求伤害不到自已的最佳方法，而是选择逃避;就像蜗牛一般，一遇外物刺激就把触角缩回来。结果是以暂时的安宁换来了王朝的落后。
这正常吗?
要知道，那些统治者在面临内部权力斗争时，一个个老奸巨滑，其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杀伐决断的能力之强，可谓登峰造极，又怎么会在对外关系上拎不清呢?
其实，这是因为有一双无形的手，一直在暗中起着作用。
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幕府时代的日本，都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而小农经济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这种封闭性是当时政府极力保护的。因为只有让农民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下，专制制度才能够“长治久安”;反之，如果破坏了它的封闭性，变得开放，频频与外部世界接触，那么专制制度就容易出现缺口，专制制度的“坏”也很容易被民众认识和了解，专制制度本身也会摇摇欲坠。
男耕女织、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封闭性，或者说小农思维就是这双无形的手，它关闭了国门，阻拦了中、日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而15、16世纪，小农经济在中国和东亚各国已经持续二千年，相当落后了。西欧各国自15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主要国家逐步近代化，开启工业文明，仅仅花了400年时间，就将曾经辉煌无比的亚非文明古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要想追赶上人家，必须抹平经济发展上的代差。换言之，一定要斩断落后之源：小农经济和小农思维。
日本明治政府“斩断”了无形之手，清政府为何沒有做到?
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日本落后之因。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西学”是救世良方，他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代替日本的小农经济，福泽谕吉的名言是：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改变。——《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文汇报》2009.12.26第六版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说的第三点:“改变器物和经济”，其实就是改变小农经济这样的落后经济，但他把它放在了第三位。也就是说，光改变经济还不行，还要先“改变人心”和“改变制度”，尤其是改变人心。想想也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小农经济很好，无须改变，那就神仙也救不得你了。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做的就是改变“人心”的工作，他契而不舍的在日本办教育，宣扬西学，对日本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后来日本掀起倒幕运动，厉行明治维新，几乎全盘西化，完成了经济社会的转型，进入到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二梯队(德、日、俄、意等国家)。对于持续经营了数千年的古老的小农经济，日本抛弃的够快，够果断!
所以，日本基本上斩断了那双无形之手。
而满清贵族治下的中国，仍然在疮痍满目的小农经济里沉沦。
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努力过，1860开启的洋务运功，非常契合福泽谕吉所说的“器物与经济的改变”，可是，“洋务运动”的出发点，根本不是想改变小农经济，而是想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洋务派的“人心”还是旧的，一颗旧心，欲行改革，焉能成功?结果30年之功，甲午一败，化为灰飞。
洋务派开启中国经济近代化
之后，中国产生了自已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全国上下，从统治阶级到人民群众，并没有把它当成“宝贝”，当成“希望的曙光”去培育，而是让它“在夹缝中生存”，在风雨泥泞中成长……
可见，来一场持久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多么的重要!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认识到了这一点，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来补这一课，企图以资产阶级文化来“改造国民”，想法对了，无奈却已是潮流之末。因为，新的时代潮流已经是社会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