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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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自小出家志坚贞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种佛教流派，纷纷传入中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全国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迅速增多。西晋时，全国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数多达三千七百人。其后更是愈来愈多。法显正是生活在佛教在中国空前大发展的这个历史时期。
　　法显本姓龚，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法显性情纯厚。有一次，他与同学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只有法显一个站着未动。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需要粮食，就随意拿吧！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如果不抢夺人粮，恐怕来世会更穷。贫道真为你们担忧啊！”说完，他从容还寺，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弃粮而去。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历尽艰险取经归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得到太守李浩（即李）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后来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
　　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niao夷国（今新疆焉耆）。他们在niao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niao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小乘、大乘两大派），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niao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yan宾（在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又名塔里木沙漠（塔里木，在维吾尔语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这里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行人至此，艰辛无此。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又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置国（今新疆和田）。于置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了那竭国。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达、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死。
　　法显独自去了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却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梵语中是对“大雪山”即喜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积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无限感慨地哭着说：“取经的愿望未实现，你却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后与道整奋然前行，翻过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晋元兴三年（404年），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深表钦佩。《佛国记》载：“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未见汉道人来到此地也。”这一年，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城。
　　晋义熙元年（405年），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教经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佛）像，住了两年。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去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舍》、《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又想着一开始的“巡礼团”，或留或亡，今日顾影唯己，心里无限悲伤。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个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触物伤情，不觉凄然下泪。
　　著书译典后世传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舶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流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晋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420年），终老于此，卒时八十六岁，一作八十二岁。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重要的史料。法显去印度时，正是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时代，关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超日王时的历史，只有依靠《佛国记》来补充。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大旅行的惊人壮举，以及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唐代名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他还把《佛国记》中关于耶婆提的描述称为“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