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万岁通天帖》看晋代南朝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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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岁通天帖》的介绍及现存情况
东晋王氏一门都善书，的伯父王导、王敦、父亲王恿叔父王峄，兄弟王恰、王洽、王劭、王荟，侄王洵、王珉，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献之等，无不以书闻名于时。《万岁通天帖》中收入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荟、王慈、王志七人书翰十通，故世又称《唐摹王右军家书集》，然又因此帖摹于唐万岁通天二年（六九七），据王方庆所进真迹为蓝本，用双钩填廓法精心摹之以留内府，故又称《万岁通天帖》。《万岁通天帖》据《旧唐书》记载分三组：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为一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二十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卷，为御府旧藏，此帖高26.3厘米，长253.8厘米，硬黄纸，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一卷中收存的分别是：羲之：《姨母》、《初月》；荟：《席肿》、《翁尊》；徽之：《新月》；献之：《廿九日》；僧虔：《在职》；慈：《柏酒》、《汝比》；志：《喉痛》。相传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卷《万岁通天帖》在历史上曾遭两次火劫：一次是无锡真赏斋大火；另一次是清时期乾清宫大火，今犹存火烧痕迹。千年文物能流传至今，如有神呵护，实属不易。在这部残书中，王氏家族自王导至南朝梁时的王褒共二十八人的书迹，仅存四分之一，大多数已经失传。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1）木版或石刻的碑帖；（2）蜡纸钩摹。《万岁通天帖》是据王方庆所进真迹为蓝本，用双钩填廓法精心摹之，细致入微，与原作近无半点差池。以《初月帖》中最为明显，朱彝尊评此帖曰：“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为之过。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亦曾评此帖曰：“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一一具备，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于双钩填廓”。如果仔细玩味此帖之笔法用墨，枯笔、飞白以及墨色的浓淡都表现得十分自然，可想摹手水平之高。从书法艺术论，《万岁通天帖》中的作品无不精彩绝伦，即便是的摹本，也因其摹法精湛，几乎可以视为原迹。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在就已有人把摹本视为王羲之的真迹。论及书法帖学的源流，无不溯至钟、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诸流。
2 《万岁通天帖》中《柏酒帖》及其作者、书风等
南朝王慈（451～491），字伯玉，王导的后人，王僧虔长予。所书《柏酒帖》是《万岁通天帖》中一种，为唐摹本，这件书作笔势开张扬厉，字型大小不拘一格，体势恢奇恣肆，笔画粗细变化豪爽不羁，充满一种阳刚之气。章法密集而流畅，笔意顿挫而有节奏，枯润相间，极有情趣，与王羲之平和简静的书风迥异，从书中可以看到他己吸收了北碑中方笔雄强的笔法，别具一格。据南史载，“刘休者与王僧。虔同一省，而是时海内俱习羊欣书，以右军迹涉轻微，多所不好”，梁武帝时陶贞白犹云：“比世皆高尚予敬（王献之），不复有元常（钟繇），逸少（王羲之）亦然。”宋齐之际，右军几为大令所掩，人们喜欢子敬的书体，因此有“海内俱习羊欣”之说；而羊欣就是学了敬的，书史上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说，可见羊欣学献之学得很象。王慈牛当宋齐之际，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王献之那种奇峻逸的风格，从这里亦可以领略。
3 以《万岁通天帖》中《姨母帖》为例对晋代书风作全面阐述
晋代书法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是无可争议的。作为这个高峰的首要人物王羲之，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后世尊为“书圣”。以他为中心的这个流派，便被视为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类型，即有“正宗”的传统书法观念，客观地造就了优美型的美学特征。归纳起来，晋人书法有列于前代的几个重要特征是：（1）将汉魏间形成的古厚拙朴书风转捩为清新优雅的书风；（2）冲破了章草陈法的束缚，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形成伸缩性极富变化的今草章法；（3）行笔玄淡简约，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所谓尚韵传神；（4）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所渭结字用理，体现了书法家对书理的深刻认识。由上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在技巧上对晋人书法识别的界定的尺度。就《万岁通天帖》卷中之《姨母帖》为例，为行楷书，个别写的横画下笔较重，落笔无顿，“顿”字右边的“页”转笔处没有出现顿笔，而是成弧形往下落的。还有帖后署款的“羲”字，右下一捺，既无上挑的钩，又未写出捺脚。从钩填本来看，除这几个字外，其余都写得比较灵活，纯属行楷体段，不过稍有凝重的气味，多少残存章程节的一丝痕迹。用它与前凉《李柏书表》进行对照，“顿首”楷法颇为近似，“奉”、“安”、“长史”、“知”、“中”、“与”、“今”等字用笔方法相近，甚至如出一辙。就是“息”、“使”诸字有捺脚，特别是两个“息”下的“心”字，下笔极重，有顿无挑，于是就把全帖的气味托出得更加古朴起来。这种时代气息在南方出土的晋瓷，有郭思永其人在它上面刻写的文字，也能看得出来，“顿首”两字的结构和总的体段颇有吻合之处。再从一件晋瓷罐上，釉下近口缘肩部处，先用毛笔圆书“作此着袜者自用之也矣”一语，行楷书于瓷胎之上，挂釉入窑。原件有土侵，似早期出土，“文化大革命”前为旅大文物店不知从何处收购而来。尽管它无明确出土地点，但所具备晋瓷的特征相当明显。特别是釉下铁彩书法，既与《李柏书表》接近，“自”的用笔和形体，又与《姨母帖》相同。再从总的风貌比较，相似多于相异。因此说，《姨母帖》第一步可以作为东晋人之作，再进一步承认它是出于王羲之的真迹，也是今天国内所有专家（不论是否定《兰亭序》和肯定《兰亭序》的）都一致公认的。这里必须补充两点：《姨母帖》的书法尽管拙朴，但无隶法；郭氏瓷笺也太原北屯施工3名男子触电身亡!是如此。青瓷罐上的文字，亦不是隶法，只是最后一字“矣”的捺笔特重，则与《李柏书表》有了相近之点，有了相当浓厚的隶法。事实上，对一种书体的考察，不应仅从形式外表着眼，要深入观察它总的运笔以何者为主流。据我们现有的认识，青瓷罐题字，“矣”最后一笔出现捺法近隶，是由于在罐面悬腕作书，再家上罐是圆面，运起笔来不容易稳住。也与《李柏书表》以上所列举诸字一样，在变革过程中仍偶尔流露出隶书的一鳞半爪，轻重情况各有不同，总的路数则是如出一辙的。可以说，它体现出隶书向楷书的过度，由于地方性而小有差异，或者出于另外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但是，所有这种个别因素，一概不能阻挠东晋已经正式进入真楷定型的客观历史时期。其次，关于王羲之书法前后的演变问题，《姨母帖》可能是属于早、中年时所书，又用的是退了毫的秃笔，故它的效果就显得与郭氏瓷笺用竹签刻画得接近。在王氏所有传世诸帖中，这类风格的极不易见，自应属于早、中年之迹可信。
4 总结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这个时期，战争和分裂，使得两汉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烦琐经学和谶纬之学崩溃，文化专制受到削落，思想趋于开放；哲学中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以及清议品谈风采的盛行，这些意识形态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客观上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而书法艺术正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成为我过国书法史上一个光辉璀璨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书体交相发展，隶书逐步走向衰落，楷书发展逐渐成熟，草书经章草时期发展为今草，行书在隶楷的循变中由发展到成熟。王氏书风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写法，创造峻逸、雄健、流美的书风。今天可从许多唐人钩摹的王羲之书迹中看到其书法的艺术成就。从此行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重要的书体之一，一直流行到今天。晋代南朝书风，秉承汉魏，推陈出新，对唐以后，乃至今日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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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强（1982—），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市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书法篆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