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抵制日货史：918后日企员工被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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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式的抵制日货行为，会让外国人觉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强有力的反制和持续性，并从中学到对付中国的‘实用经验’，认为强硬后适当松一松，中国的态度马上就软下来了。但从骨子里，外国人会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原则，只讲求眼前利益的民族。”周永生观察道。
她爱这些东洋货 她又恨那些东洋人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在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里，林老板女儿因为爱穿“东洋货”而受人耻笑，“抵制日货”的人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学，否则就剥光烧掉。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吗?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吗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当年，36岁的茅盾在《林家铺子》里这样写着。
《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6月，正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
小说中“抵制日货”的场景，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第二次集体抵制日货的风潮中。小说中的林老板精于生意却又胆小怕事，对抵制日货的浪潮波及他的铺子感到气愤;对“一·二八”事变中的中日沪战，他却颇为冷漠，“满街人人为上海的战争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林先生始终在筹虑他的正事。”
抵制日货风潮里，中国普通市民的爱国情感与内心的纠结，《林家铺子》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十世纪初打“经济牌”很奏效
对于抵制日货，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是经济抵制运动的一种，目标为日本生产的商品。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出现过由民间或政府策动抵制日货的呼吁或行动，当中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还有战前的美国等。
而这百年中，中国就经历了多次集体抵制日货的风潮。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中国商会领导工商界作出迅速反应，提倡使用国货和抵制日货。
1919年“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
山东商界也掀起新一轮抵制日货行动，近万人召开公民大会，通过罢市决议，检查焚烧日货，导致山东省日货大减，有的近乎绝迹。
但不久，在华日本商业又卷土重来，很快再次占领市场。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据当地的《庸报》报道，有人发现宋则久的商店卖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宣传自己的产品。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相当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产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纱厂的竞争。
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南洋烟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抵制日货风潮中，由于“日本制造”产业结构单一，对中国的出口也仅限于纺织品行业，打这种“经济牌”很容易见效。
他们都摸透中国人的心理了
1955年至1970年，日本经历了“黄金十五年”。
在这15年内，日本不但年均经济增长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名企。而中国，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
进入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全球产业链下，针对国内“抵制日货”行为，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2005年，由于日本入常及教科书事件，抵制日货风潮再起。
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了抵制日货风潮。
近期，围绕着钓鱼岛事件，许多中国人选择抵制日货。
孟晓宇是济南一家银行员工，在很多日系车出现大幅降价后，像日产“天籁”最高直降五万，他身边几位原本坚定抵制日货的朋友开始动摇了，喊着要买日系车，因为“价格实在划得来”，而且，日产、丰田都表示，承诺负担“意外补偿”。
“如今抵制日货，就像一阵风一样，今天喊一阵，明天喊一阵的。”孟晓宇觉着，随着日系车令人心动的“降价潮”，这种集体抵制恐怕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被这阵风刮走的，还有不少平时在媒体上投放日系车广告的商家。这些商家表示，现在做广告也是白投钱，等过了这阵风再投放广告。“这些人都摸透中国人的心理了。”济南一家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表示。
在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看来，在抵制日货上，中国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应激烈，更多时候，中国人的爱国停留在口号上。
周永生注意到，质量差不多的商品，如果在韩国，即使国货贵，韩国人也要买国货，除非外国货便宜太多;而在中国，即使外国货贵不少，中国人也会选择外国货，这牵扯到面子和虚荣心。
而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打的这场贸易战，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这场贸易战会持续多久，中国政府、普通百姓和精英阶层会作何反应，更是国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阵风式的抵制日货行为，会让外国人觉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强有力的反制和持续性，并从中学到对付中国的‘实用经验’，认为强硬后适当松一松，中国的态度马上就软下来了。但从骨子里，外国人会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原则，只讲求眼前利益的民族。”周永生观察道。
他分析认为，如果这种抵制日货像一阵风一样，今后，国人再通过抵制日货进行反制，效果只能越来越弱，而且左右摇摆中，老百姓也会变得麻木。
面对抵制日货的呼声，“商品无罪论”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周永生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一种产品，里面不仅有使用性，也有民族性、价值观、审美观，一国商品的传播，也是本国国家文化的传播。而一国国民在使用别国商品时，也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感染，受到这个国家的软化。”
“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随着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是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钱不应该买什么》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认为，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在他看来，这个推断，也适合于当今中国。
在周永生看来，中国人在民族性方面还很缺乏，特别是经济利益与爱国发生冲突时。这次中日矛盾，更像是一次唤醒中国人爱国的契机，也是启发民智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