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反省的舒芜：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一)桐城文化世家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但毕竟身属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把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舒芜迫不得已，述说家世，也要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文化界限。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一员。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二)学术和思想的师友

　　舒芜、王元化、何满子三位胡风分子，按理说，属于“五四”的产物。何满子生于1919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舒芜生于1922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他们属于第四代。这一代，可以说是百年学术史上最可怜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这些第三代学者，还是比较从容地吸取学术营养，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比起第四代，还是多了一份理性和雍容。

　　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何满子、王元化、舒芜，而是说，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们从容地选择了。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救亡压倒了启蒙。1937年抗日战争，三位还不到18岁，争取国家的自由，已经迫在眉睫，个性解放的议题，只能退居“二线”。激情的文学比起平实的学问，也许更能抒发愤懑，这就是为什么热血青年、争自由的国民，能够融入到讲究纪律和献身的集体的原因。

　　谢泳先生在《舒芜：回到起点》一文中，为舒芜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深感遗憾。并进一步设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芜能够进入大学，对于民主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可以成为最后一批自由主义者。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假设。1922年出生的舒芜，如果18岁进入大学，应当是1940年。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依照舒芜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联大岂不是多了一位学运骨干?

　　民国时期，重视学历，但并没有废弃学力。舒芜中学肄业，就开始为人师表。通过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叔叔举荐，担任黄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芜把有关《墨子》的论文给黄老先生看过，经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携。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把舒芜带上，老先生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舒芜从助教直接被聘为副教授。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学府中少有的女儿国，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镇，魏建功、李霁野、张维华皆一时之选。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农先生先后主持国文系系务，副教授有吴白匋(著有《风褐庵诗词集》)、詹锳(著有《文心雕龙义证》)、姚奠中(著有《庄子通义》)、宛敏灏(著有《二晏及其词》)、柴德赓(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1949年以后都成为名教授。颖异好学的舒芜，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学的视野，在白沙与学术俊彦切磋唱和，假以时日，理应创获颇多。

　　冥冥之中，舒芜人生当中，总是呈现复杂的张力;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对桐城文化的偏见，带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舒芜以为“弄旧的东西，只是挣饭吃的‘职业’，而‘事业’另有所在，在新文学新文化方面”。舒芜，倒是有一点先见之明，未卜先知，预见到“古文化”在新中国，仅仅具有被批判的价值而已。也许，舒芜做梦都没有想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学竟会如此吃香!

　　(三)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笔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据说，“舒芜”要用桐城方言来读的话，就成为“虚无”。对古文化的绝望，使得舒芜对新文学产生无限的神往，甚至连带旧文化做人的准则，舒芜都弃之如弊履。历史很有意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实，所秉持的道德底线，都不是新颖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对文化，还是道德，都是新颖的。这一点，在“胡风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何满子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胡风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原本属于“非利益相关者”。他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政治领袖预设的囚徒困境中，无辜的何满子，只是由于和胡风的一些朋友有些交往，就戴上右派帽子，并被发配宁夏。至于胡风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让人浩叹!王元化差一点精神崩溃，胡风更是“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事件”据说株连两千多人，试想，这两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连?家属的家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学生的学生，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这些人的上学、参军、提干，都遭遇一票否决。

　　“胡风事件”，之所以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在于把私人信件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证，公权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间社会。舒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就在于，不管出于压迫，还是出于投机，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为“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事件”，这场特大的现代文字狱，尽管已经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和恐惧，并不是随着胡风分子的逝世就能够自然痊愈。值此舒芜去世之际，理应不再纠缠舒芜的道德底线，而是深切反思“胡风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设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产生不再摇摆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