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12年:湘军将领建议先发制人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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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墙两制台，对岸两提台”
新宁县位于湖南西南部，与广西搭界，隶属于邵阳，南边是风景秀美的崀山，东面是高耸入云的金凤山，而清澈见底的夫夷江水在县城金石镇连画了几弯漂亮的弧线，如同一条透明的丝带，挟带着两岸的青砖瓦舍、桃红柳绿、千门万户咿呀的读书声，轻轻从县城滑过。
俗话说人杰地灵、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新宁人有个很自豪的说法：“隔墙两制台，对岸两提台。”两制台指的是清朝时的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提台指的是安徽巡抚江忠源、浙江提督刘光才。
所谓“隔墙”，盖因武慎公刘长佑府宅馀庆堂与忠诚公刘坤一府宅光厚堂在新宁县城仅一墙之隔，所谓“对岸”，则因为湘军将领江忠源、刘光才家就在夫夷江的两岸。四人皆为晚清“中兴名将”，当时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竟冒出多名将帅之才，楚勇横空出世，接着的湘军又纵横驰骋了大半个中国，石破天惊，世所艳称，仿佛新宁的千年灵气，锺于一时了。
二、楚勇——湘军之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十日夜晚，长沙下河街码头渔火闪烁。32岁的刘长佑席帽青衫，和小他12岁的族叔刘坤一焦急地寻找着一艘官船。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他的父亲靠经营本地木材和土产发家，富甲一方，在新宁县建了一座闻名遐迩的大宅院，名曰馀庆堂，大门的对联是：“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有福之人方能读书”。
刘长佑就出身在这样一个富裕温馨的家庭里。他为人谦和，有胆识，文武兼备。此前，他已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十一年，其间有九个除夕都是在斋舍里度过的。可以说，宝庆地方尚武的传统与长沙岳麓书院所倡导的湖湘文化中“学以致用”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以后刘长佑谨慎而多谋略的儒将风范。
也就在这一年，刘长佑考取拔贡，而新宁、武冈等地先后发生了雷再浩、李辉、李源发等人的农民暴动。也就在今天， 19岁的族叔刘坤一昼夜兼程赶到长沙转告了父亲逝世的噩耗和李源发攻打新宁县城的消息。刘长佑一方面由于父丧而悲痛至极，一方面出于地主阶级本能，对李源发攻打新宁县城而怒发冲冠。二人在长沙下河街码头，这个今天卖“舶落货”(长沙方言，意为便宜货、次品)的地方，找到了密友、时任浙江秀水县知县亦是回籍为父奔丧的江忠源，三位货真价实的帅才就这样历史性地相遇了。
尔后，三人连夜弃船骑马，赶回新宁，招募乡勇(区别于清政府的绿营军)2000余人。与清政府“正规军”不同的是，这些乡勇勤于训练，加上同乡共井的关系，具有绿营军不可比拟的凝聚力，能吃苦、打硬仗。很快镇压了李源发起义。
咸丰二年(1852)，席卷江南的太平军在永安受挫，转而攻桂林。这时，刘长佑已回乡应聘在维新书院讲学，在江忠源的力邀下重新出山，随江忠源，出征平乱，湘军最早的一支——楚勇由此而诞生了。他们议定，楚勇以蓝色为旗。
太平军在桂林城下被楚勇大败后，转道全州，伐柯为筏，欲循湘江直下夺取长沙。江忠源用刘长佑之计，绕路敌前，扼守蓑衣渡，砍下许多木头，在河中遍布暗桩，连营河西岸，约诸军会师东岸，以截击太平军。果然，太平军乘船筏顺江而下，至蓑衣渡，其船筏纷纷被水中的木桩卡住，继而楚勇放火烧其船筏，从两岸夹攻，鏖战两昼夜，用火炮炸死了太平军南王冯云山，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惨败，楚勇由此而声威大振。
咸丰二年八月，江忠源与刘长佑选五百精锐顺湘江下援长沙，从湘江西岸的溁湾市(即今溁湾镇)渡河，驻扎在城北。刘长佑因在长沙读书多年，熟知长沙地形：城东南角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城中，便与江忠源商议，将营垒驻扎在天心阁下。紧接着，太平军一千多人来争夺，楚勇分兵拒敌，且战且在天心阁下筑垒，第二天，垒成。后来，太平军围攻长沙八十余天，两次攻破了南面城墙垛口，还是不能攻入长沙城，就是因为天心阁的犄角之力。就是在天心阁下，太平军骁勇的西王萧朝贵在激烈的战斗中中炮身亡，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三、“两刘”非曾国藩部属
在一些历史小说中，往往把刘长佑、刘坤一、江忠源等人描写成曾国藩的部下，这实在有违史实。首先从时间上看，曾国藩为官最早，道光十八年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三年，升任翰林院侍讲，正式当上了国家干部。
而新宁江忠源、刘长佑起兵却最早，两人于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桂林城北创立了楚勇，是为最早的一支湘军。第二年，咸丰鉴于绿营确实无能，于是任命了四十五位帮办团练大臣，而曾国藩在咸丰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三十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始成立湘勇。
在时间上，江、刘略早;其次从以后的“行政级别”上看，武慎公刘长佑官至直隶总督(略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员，兼管政务);忠诚公刘坤一接带刘部楚勇，后任两江总督;文正公曾国藩也官至直隶总督，三人都是正一品，唯起事最早的忠烈公江忠源42岁时英年早逝，只官至巡抚;刘光才也是入刘长佑军，后为提督。新宁三刘与江对于曾国藩并没有从属关系。楚勇应该说是湘军之滥觴。
虽然刘长佑对曾国藩以师礼待之，但两人始终是同僚加朋友关系。刘长佑以师礼待曾的原因是，当初刘长佑应举时，文正已有国士之目，是正式在编的“国家公务员”了。继而，曾文正又向朝廷推荐长佑，故长佑以师礼待之，后文正督师河南北，武慎督师直隶，文正公辞不自居，刘生性谦虚，终究不易其称。知者叹服，认为他这是仿效宋朝范文正礼待晏元献。(不仅对曾，刘对另一位湘军将领李续宾也称“李九老师”。)
刘长佑与曾国藩之间良好的同事加湖南同乡关系从一些历史文献中亦可看出。如道光三十年，“公(刘长佑)五月抵都，寓宝庆会馆(相当于邵阳市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时曾文正公官礼部，极相重，如故交。”(见《刘长佑年谱》，[清]邓辅纶等撰)再如咸丰八年八月，刘长佑与曾国藩同在江西剿太平军，“(刘)率军回抚州，道建昌，曾文正公笑迎之，曰：‘君已尽破贼乎?曷不少留贼资我!”(同上书)同治七年二月，落魄的刘长佑遭贬责南归，“带队过金陵。曾文正握手慰劳，既庆幸生还，又知公清廉，从者饥苦，次以勇粮三千金……”(同上书)而曾国藩还应刘长佑之请为刘父作墓志铭，其时刘父已去世十七年，墓志铭中说：“江君之子谥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抚;而君之子渠荫，今为直隶总督，并有勋伐，为时名臣。”(见曾国藩《新宁刘公墓志铭》)一代文宗王闿运也评价：“(刘长佑)始领乡军，实先群帅。楚、湘义旅，江、曾盛烈，公倡之也。”(王闿运《武慎刘公墓志铭》)
造成“三刘一江”为曾国藩部属错觉的原因可能是，早期，刘长佑的堂弟刘长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后阵亡于长沙靖港。
四、甲午战争前十二年，刘长佑建议先发制人讨伐日本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来，曾国藩、刘长佑等湘军将领为挽救腐朽的满清王朝，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然是罪责难辞的。然而，谈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让知识分子极为头痛的话题。对于他们的个人操守、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作家唐浩明在其巨著《曾国藩》中对曾氏己叙之甚详，关于楚勇诸将亦如是。如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千方百计运用江南的财力，维持残破的国家运转;刘光才退休后几乎将全部家财捐献给修桥修路济困扶贫等慈善事业，都是不容抺杀的历史功绩，此处只介绍刘长佑几桩几为人所淡忘的事情。
同治十年七月，遭贬责的刘长佑受命于危难之中，从广东巡抚调往广西，当时广西及越南的情况很复杂：作为中国藩属国的越南积弱不振，法国人侵略越南，并意图将魔爪伸向中国内地。刘长佑要面临的是国际关系、民族、防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审时度势，主张安抚、联合刘永福的黑旗军，遏止法国人在越南的势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
起初，法国人安参将想要“游历”广西，并由总署函告，刘长佑恐窥探我防务，以“山河险阻，游匪尚多”等“安全原因”回书婉言拒绝。后来，法国人在越南被黑旗军刘永福重创并收复河内后，又“友好”地提出与越南“会剿各匪”的建议，刘长佑识破了法国人的阴谋，他上疏说：“至于法人与越南会剿各匪之议，如果属实，粤西得以一意设防，不复兼筹援剿，既可纡越南之望，更可释法人之嫌疑，计孰便于此者!而不谓法之创为此议，初未与越南会商，其意惟在撤粤西之兵，报河内之役，且欲越南自绝于中国，并使粤西失其外藩也……则会剿之未可遽信也。”他更加加大了对刘永褔诸将的军备支援。
后刘长佑虽因老病回籍家居，仍心系越南边事。闻中法战争谅山战胜而订和约，痛心疾首，耿耿于怀，竟咯血数升。
晚年的刘长佑在云贵总督任上，还曾上书朝廷，提出先发制人、攻伐日本的建议，他认为日本狼子野心，夺占我琉球群岛，国家若释倭人灭琉球之罪不诛，则列强都会知道中国好安而恶战，从而助长它们的侵略野心。
刘长佑分析，日本本来就违背了国际公法，一旦开战，在国际道义上占不到便宜，且其侵略成性，迟早会吞并朝鲜，不若乘其羽翼未丰，先发制之。他认为，自同治以来，朝廷讲究洋务，设立海防，习水师，修炮台，购铁船，造枪炮，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现在正是其用武之时，倾中国之全力诛一日本，是有把握的。
光绪七年(1882年，距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差12年)，他上疏提出具体计划：“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临库页岛;别命一军出朝鲜，以扼其西;而后选明习韬略、熟习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或虑来扰海滨，则东南沿海久设练军，亦自有防御之具。硫球臣民喜复疆土，必将有助顺之师。凭庙算之长，海外有截，天戈远震，四夷戟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可免蚕食，不独越南也。”
可惜当时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然十二年后的甲午战争的结局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后来日本侵华战争是何变数亦未可知了。
徘徉在秀丽的新宁古城，笔者以为弄清“三刘一江”的功过及楚勇的演绎，不仅对于湘军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晚清湘军人物以及楚勇其实是新宁县的一个卖点与资源，湘军将领墓、故居、祠堂等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新宁县的旅游业??观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树立新宁的独特气质，打造新宁的城市名片。